如果现在你的领导找过来，说上级有下达重要任务，大概率会牺牲，即便是完成也没什么奖励，你会愿意吗？想必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不过在1934年，有近6000人却坚定地点头，他们就是长征时期的“绝命后卫师”红34师。

这支部队非常悲壮，血战湘江时承受了数倍敌人的攻击。为掩护中央渡江，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守在口岸。

最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红34师近乎全军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组织还能寻访到了流落红34师老红军仅为12人，而55年能获得军衔的只有3人。这三位分别是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一开始敌人的防备不算严密，让我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

可抵达湘桂边界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依托湘江天然屏障，布置好了第四道防线。所以，能不能过江，关系到了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为谋得生机，军委做出了一系列部署，其中红34师承担了很重要的任务，不仅要保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安全，还要掩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向湘江挺进。

追兵来得特别快特别猛，34师师长陈树湘心急如焚，只能是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期盼中央能早日过江。

等中央暂时安全后，红34师接到了新的任务——要于11月30日接替红三军团6师18团在枫树脚的防御阵地。

这道命令，等同于断绝红34师渡江的机会，不过全体指战员还是义无反顾地执行了。

30日凌晨，红34师渡过灌江向枫树脚急进，他们不熟悉地形又没有向导，偏偏军委电令走给出的路线有误，他们直直走进了都庞岭深处。

12月1日下午，中革军委又让他们按照地图直线取道，翻越宝盖山至枫树脚，随即红34师就变更方向。

可走了两天，新的命令再次到来，要求他们经大塘直插凤凰嘴抢渡湘江。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渡口全部被国军占领。

接二连三地变更方向，让红34师苦不堪言，也断送了他们的生机。

12月3日傍晚，红34师先锋102团与桂系第七军夏威部遭遇，受到重创，激战中一发炮弹命中102团指挥部，在此指挥的34师政委程翠林和102团政委蔡中牺牲。

不仅仅是人员方面的损失，全师仅剩的一部电台也被炸毁，他们与中央的联络彻底断绝，这也等于是宣告了最终结局。

师长陈树湘仍在做着最后努力，想把队伍带出去，他命令全师边打边撤向东退入大源山区，可惜敌人早已有准备，我军迅速被打散，各团只能各自为战。

混战中，100团政委侯中辉、101团团长苏达清和政委彭竹峰相继牺牲。

好不容易暂时突出去后，剩余的人聚在一起，都表示绝不背叛革命。

为了给师里留下点种子，陈树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他自己带着600余人向湘南而去，另一路由100团团长韩伟率约300人向柳木青方向转移。

他们本期待着至少能有一部分冲出去，可结局事与愿违。陈树湘等人在道县泗马桥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截击，部队被打散后，陈树湘负伤被俘。

敌人认出陈树湘是红军高级将领，兴奋地要拉着去长沙领赏。陈树湘为避免受辱，在路上趁敌人不备，忍痛在伤口中扯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韩伟那边的情况也不好，他为了给师长争取时间，是坚守到夜幕降临后才突围的。然而敌人咬得很死，100团只能边打边撤。经历血战后，仅剩下30多人。

敌人仍穷追不舍，将他们逼到了灌江河畔一处断崖边，这时韩伟身边就5个人了，他们都不愿做俘虏，全部跳下悬崖。

韩伟、三营政委胡文轩、一营营长侯世奎、5连通信员李金闪跳下时都先落在树上，有一定的缓冲，当时没性命之忧，可惜胡文轩和李金闪后被追敌杀害。

韩伟和侯世奎逃跑路上又遇到了一营司号员罗金党，在当地老乡的救治和掩护下，三人在一位乡村医生家养伤。韩伟和侯世奎伤好后，去找党组织，罗金党伤势严重继续治疗。

此时中央主力早已转移，韩伟和侯世奎找了两个月都没法归队，只好分开行动。韩伟去了武汉弟弟家，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信息。

然而刚安顿几天，叛徒张联华（曾跟韩伟一起参加安源大罢工）发现了他的踪迹，带着警察将韩伟逮捕。

好在张联华只知道韩伟参加过红军，并不清楚他的职务。韩伟坚称自己只是普通战士，就没有被针对性迫害，只是关押了数年。

西安事变后，两党进行合作。交涉期间，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国民党就释放了一批人。

当时红军将士可以重获自由，干部要送到南京，幸亏韩伟身份没有暴露，这才成功获得自由、辗转至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此后的战争生涯，韩伟担任过晋察冀第二军分区第4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热河军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67军军长等职。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

跟韩伟一起跳崖侯世奎也是55年获得军衔的幸存者之一。两人找组织未果分开后，侯世奎被反动民团抓获，先是送到衡阳关押，不久又被押到昆明监狱受刑。

敌人为了获悉红军情报，向侯世奎施用各种酷刑，致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神经的损伤也非常严重，还患上了癫痫症。

即便如此，侯世奎也没有吐露半分秘密，坚持到了两党合作、得到释放。

此后他历任115师7团2营营长、山东纵队教导2旅6团副团长、东北民主联军辽南纵队第5旅旅长、东野四纵10师师长等职，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

红34师到1955年授衔最高的是上将朱良才，他曾经担任过朱毛红四军军部秘书，当时军部只有两个秘书，另一个是谭政。

湘江战役时他担任红34师政治部主任，在指挥战斗时旧伤复发血流不止，被送到红军总医院，这让他死里逃生。等他身体康复，部队已经没了，如何安排成了难题。

而朱良才在治疗期间，亲眼目睹伤病号越来越多，亲耳听到很多人对革命前景动摇，便主动申请担任军委总卫生部兼总医院政委，中央同意了。

后来他积极为伤员们做思想工作，转移时如果有重伤的战士，他第一个去抬担架，这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组织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有他带头，许多同志自发去抬担架，形成上下一心的凝聚力。

后来朱良才还参加了西路军，部队被打散后，足足走了36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这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让他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且成为了北京军区政委。但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已经培养更年轻的干部，遂主动提出辞职。

毛主席和聂帅都找过他谈话，但朱良才非常坚决，不仅多次写信，还找到周总理当面说了三次。中央无奈，于1958年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是一位老井冈，主席对他很有感情，正式离开岗位前特意跟他深谈了一次，见他心意已决，就风趣地说：人家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你倒好，能拉屎却不占茅坑啊。

当年的6000人，到55年能获得军衔的只剩3人，这个比例让人心酸，也能看出革命的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