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颐和园——铜牛

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抑制袁世凯的野心，1912年3月11日，由南方革命党人控制的临时政府参议院颁布了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为“责任内阁制”，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责任内阁制,总统仅仅是没有实权的虚职，实权却在内阁总理手上。革命党人用设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方式，限制袁世凯的权利。他们天真地认为，有《临时约法》的约束，在议会和责任内阁的政权体制制衡下，袁世凯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能为所欲为。当时，国会召开在即，民国的首要大事是制定宪法，其次依据宪法组成政党内阁，然后选举代表国家之元首。

孙中山像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先生应黎元洪之邀来到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黎元洪率众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相迎。次日，黎元洪主持湖北军政界代表为孙中山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长篇演讲《共和与自由之真谛》。仅仅两天后，袁世凯的代表范源濂就持其亲笔信赶到武昌，邀请孙中山进京共商国是，同促民国。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由沪乘坐安平轮船北上，经烟台天津，于8月24日下午5时抵京。袁世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正阳门用鲜花彩绸结成绚丽的欢迎坊，用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白马的马车迎接，倒出总统府西厢房供他居住。8月24日晚8点，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袁世凯亲自为孙中山执盏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回礼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孙中山手书

1912年8月25日，曾经松散的中国同盟会在宋教仁的协调下，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联合数个小政党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在北京前后逗留了25天（8月24日至9月17日），前13天几乎每天与袁世凯面谈，最高记录从下午4点聊至次日凌晨2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孙中山推荐袁世凯为唯一的候选人。孙中山亲口对袁世凯说：“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更公开表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当时，孙中山正热心于建筑铁路，以实现“民生主义”。孙中山曾对袁说：“若是公任总统10年，得练兵百万，文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公里，那时我中华民国难道还富强不成”？

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旧址

依据临时约法，1913年2月将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赴海外考察与筹款。国民党由宋教仁出任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的实际掌权者。宋教仁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中国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1904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通士官制》等，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在宪政天才宋教仁的带领下，国民党为国会竞选造势。他以激烈言辞地否定了政府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宋教仁像

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众议院596席，国民党占269席。国民党在各省的选举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功。当时的国民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孙中山说：“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有在乎人心。本党未尝以财力为选举之运动，而其结果，犹能得如此占胜利，足见本党党纲，能合民众心理”。按照欧洲"内阁制"惯例，当选为国会多数的国民党其理事长宋教仁将以党首身份赴京组阁，出任内阁总理。宋教仁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13年3月初，他在杭州畅游西子湖时赋诗《登南高峰》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杭州西湖——三潭印月

袁世凯明白，国民党占据绝对多数议席的国会再加上一个国民党政党内阁，他这个大总统仅仅是一个摆设，仅仅是民国的象征。按袁世凯的性格，他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摆在一个无权无勇的位置上，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他愤愤地说：“噫！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袁世凯曾经笼络宋教仁。他送给宋教仁一套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如量身定做一般。后来，又以支助他的政治活动，送给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为了给袁世凯一点面子，宋只用了300元，其余如数退还。袁世凯还配给宋教仁一个漂亮的女秘书，宋教仁也拒绝了。袁世凯直接表示，只要宋教仁放弃责任内阁的主张，就让他出任国务总理，宋婉言拒绝。

黄兴（前中）和宋教仁（前左二）等

在高官、金钱、美女均未打动宋教仁，尝试各种手段阻止无效后，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一辆从上海火车站开往北京的列车鸣笛待发，月台上人影憧憧，旅客如潮。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袁世凯电邀北上共商大计。他们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后，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教仁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身旁的于右任痛苦的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边慌乱的将他扶上一辆汽车就近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由于子弹涂抹了毒药，最终宋教仁还是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一代豪杰，英年早逝！

上海外滩旧影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迅速发现了两条线索，从而锁定了直接行刺者武士英，和指使武士英的应夔丞。两名案犯被抓后在上海租界的司法机构公审，各方均派代表旁听，留下了大量审讯记录，警方还在应夔丞家中发现了其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电文，其中涉及刺宋。内务部长赵秉钧与袁世凯成为幕后总策划的嫌疑人。孙中山于3月26日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丧失战机。4月，袁世凯政府擅自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即所谓"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军备。同时，调兵南下，准备向南方革命党人进攻。其战略企图:控制京汉铁路(北京―汉口)、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两干线，派北洋军主力部队进攻苏、赣、皖等省，并以广西陆荣廷、龙济光部从侧背牵制南方革命军。

赵秉钧像

6月，袁世凯以不服从中央为借口，将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的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7月，令北洋军第6师师长李纯率部由鄂开抵江西九江。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危及革命党人生存之际，李烈钧接受孙中山指令，12日在江西湖口首先宣告独立，组成讨袁军。15日，黄兴入南京宣布兴师讨袁。接着，皖、粤、闽、湘、川等省及上海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袁军以第1军军长段芝贵率约1.5万人，进攻江西；第2军军长冯国璋率约2.5万人，沿津浦铁路南下，进逼苏、皖，攻取南京；海军中将郑汝成率"应瑞""肇和"等舰，由塘沽护送新常、平安商船运兵两团到沪，控制上海和苏南地区；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飞霆"等军舰5艘，溯长江赴江西策应第1军进攻九江。

李烈钧像

孙中山和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了。至此，国民党对南方7省的控制权全部丧失。孙中山、黄兴等再度逃亡日本。黎元洪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成为袁世凯的帮凶，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黎元洪虽然当选为副总统兼参谋总长，但他仍以鄂军都督身份坐镇武昌。当时黎元洪在湖北有6万多装备精良的军队。如果黎元洪与革命党人联合，革命势力必然大增。再者，袁世凯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如黎元洪不答应，这次战事根本打不起来。章太炎曾劝黎元洪不要相信袁世凯的花言巧语，而黎元洪却说袁氏“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战争爆发后，黎元洪公开站在袁世凯一边，是致使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私欲膨胀，野心勃发。

黎元洪像

民国二年(1913年)8月5日，他授意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违反先定宪法，再组成政党内阁，最后选举国家元首的规矩。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10月6日，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随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离开武昌入京履职，居住在有"小蓬莱"之称的中南海瀛台。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主张给资遣散议员，解散国会，以政治会议取代国会。在黎元洪的襄助下，前后不到三个月，袁世凯就相继下令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解散国会。这一系列举措，清除了他走向专制独裁道路的政治障碍。欲知后事如何？期待下集分解！

黎元洪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