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组织书记被捕，刑满时哀求狱警：行行好，我不想出狱

1930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四川万县春来茶馆内突然爆发一场惊心动魄的围捕行动。这位刚被任命为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在茶馆内意外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面对审讯，他却表现出异常的举动，不仅主动承认身份，还极力淡化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服刑期限即将届满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居然苦苦哀求狱警让他继续留在监狱。这究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脱身计划，还是命运的无常转折？他为何会有如此反常的表现？那个看似平静的茶馆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川军混成旅到地下组织

1929年初，罗南辉在川军第二混成旅服役时，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正处于动荡时期。作为一名基层军官，他亲身经历了当时军阀混战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在一次护送军需物资的任务中，罗南辉途经一个偏远山村，目睹了当地农民被征收苛捐杂税的情景。征税官员不顾农户家中仅存的口粮，强行搬走了他们最后的粮食。这一幕深深刺痛了罗南辉的内心。

在军营中，罗南辉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经常在夜晚的值班岗亭中，讨论时局和社会问题。通过一位姓张的文书员，罗南辉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深的认识。

1929年夏天，罗南辉被调任到混成旅第三营担任连长。在新的岗位上，他发现部队中存在严重的贪污问题。士兵们的伙食费被层层克扣，冬装款项也被中饱私囊。罗南辉多次向上级反映，但始终得不到解决。

这段期间，地下组织开始在军营中秘密发展。一位化名＂老王＂的地下工作者通过张文书与罗南辉取得联系。起初，罗南辉只是帮助传递一些信件。随着接触的深入，他逐渐了解到组织的理念和目标。

1929年末，罗南辉正式加入地下组织。他利用军官身份的便利，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骨干成员。他们采取分散联络的方式，每个人只知道直接联系人，不清楚其他成员的身份。这种组织方式极大地保障了地下工作的安全。

1930年春，罗南辉在组织的指导下，开始在军营中开展更多的活动。他们利用操练和训练的机会，向士兵们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士兵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对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同年夏天，罗南辉协助组织在军营周边建立了几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普通的商铺或茶馆，实际上却是传递信息和储存物资的重要据点。其中，位于营区西南角的一家杂货店，就是罗南辉经常使用的联络处。店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的儿子在外地从事地下工作。

通过这些联络点，罗南辉将军营内的情报及时传递给组织。这些情报包括部队调动、军需物资储备等重要信息。同时，他也负责接收组织发来的指示，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行动计划。

到1930年秋，罗南辉在部队中已经发展了一支相当规模的地下力量。这支力量虽然分散在不同的连队中，但都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正是这支力量，为后来的汉洲武装起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茶馆内的突然围捕

1930年10月15日清晨，万县春来茶馆内弥漫着淡淡的茶香。这家位于城南码头附近的茶馆开业已有十余年，是当地商贾、船工谈生意、歇脚的常去之处。茶馆老板姓徐，为人和气，经常免费给穷苦船工添水续茶。

这天早上，茶馆比往常热闹。码头新到一批货物，不少脚夫和商人聚在这里讨价还价。罗南辉一身布衣，坐在靠窗的角落里，桌上放着一碗盖碗茶。按照约定，他在此等待组织派来的联络员送来重要文件。

早上七点左右，一位挑着担子的老农走进茶馆，在罗南辉对面的桌子坐下。这位老农是组织安排的联络员，他的担子里藏着一份关于川东地区革命形势的重要文件。两人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完成了交接。

然而就在文件即将转交的瞬间，茶馆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十几名便衣警察快速冲入茶馆，同时外面还有武装警察封锁了街道。领头的警察直接走向罗南辉所在的角落，其他警察则控制住了茶馆内的所有出口。

这次围捕行动来得突然且准确，显然是有内应提供了情报。后来的调查显示，组织内部已经被敌人安插了暗探。这名暗探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不少地下工作者的活动规律。

面对突如其来的包围，罗南辉并没有采取任何反抗行动。他镇定地将文件推到桌子边缘，趁警察不备的瞬间，文件顺着桌缝落到了地板下。茶馆的地板年久失修，板缝较大，文件正好卡在了横梁上。

警察搜查了罗南辉的随身物品，只找到一些普通的证件和零钱。那份关键的文件虽然就在脚下，却没有被发现。老农联络员趁着混乱，悄悄离开了茶馆。

在押送过程中，罗南辉表现得异常配合。他主动向警察承认自己的身份，但故意淡化了在组织中的地位，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成员。这种表现让办案人员感到疑惑，他们原本预计会遇到强烈的抵抗。

茶馆老板徐掌柜后来被警察传讯。他表示罗南辉确实经常来喝茶，但从未见他与人有过可疑接触。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罗南辉每次接头都会选择不同的时间，而且总是与不同的人见面。

这次围捕行动虽然抓获了罗南辉，但并未能摧毁整个地下组织网络。由于罗南辉平时工作谨慎，很少直接接触基层成员，所以警方无法通过他获取更多的组织信息。那份重要文件最终被茶馆老板设法取出，通过其他渠道转交给了组织。

春来茶馆在这次事件后不久就停业了。徐掌柜带着家人搬到了重庆，开了一家新的茶馆。而那间老茶馆后来改成了杂货铺，渐渐被人遗忘。直到多年后，当地修建新房时，工人们在拆除老房子地板时，还发现了一些已经褪色的纸张碎片。

审讯室里的较量

在万县警察局的审讯室内，罗南辉面对着连续不断的审讯。从1930年10月15日被捕，到11月底的这段时间里，审讯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警方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采用了多种方式试图获取情报。

审讯的第一阶段，警方采取了强硬手段。他们使用了当时常见的审讯方式，包括禁闭、连续审讯等。然而，这些手段对罗南辉似乎并不奏效。他始终坚持着最初的供词：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成员，负责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

在审讯过程中，罗南辉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应对策略。他将自己在川军混成旅的经历和盘托出，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信息。但对于组织相关的问题，他总是用模糊的说法搪塞过去。比如，当问到联络方式时，他就说自己只知道在固定地点等人，但从不知道对方是谁。

11月初，警方改变了策略。他们从其他渠道得知罗南辉的真实身份后，开始尝试利用策反手段。一位姓陈的警官特意找来了罗南辉的家乡老乡，希望通过乡情打动他。这位老乡带来了家书，讲述家中老母的病情，希望他体谅家人的处境。

面对这种策略，罗南辉的表现更加出人意料。他不仅详细阅读了家书，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多是家长里短的话题。对于策反的暗示，他装作毫不知情。这种态度让警方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是真的单纯还是在装糊涂。

到了11月中旬，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警方在搜查罗南辉原住处时，发现了一些文件碎片。这些碎片虽然不足以定罪，但证实了他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罗南辉对这一发现表现得异常平静，仿佛这些证据与他无关。

审讯后期，警方又换了一位资深的审讯官。这位审讯官采用了怀柔政策，经常与罗南辉谈论时事和历史。在一次谈话中，罗南辉谈到了自己在川军时期的见闻，说起当地百姓的困苦。这些话题看似无关紧要，却为警方了解他的思想脉络提供了线索。

11月底，审讯进入了最后阶段。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准备结案。在最后一次审讯中，那位资深审讯官直接告诉罗南辉，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的事实。面对这个指控，罗南辉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平静地说：＂案子已经这样了，就按照你们的证据来办吧。＂

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警方只能依据现有证据对罗南辉定罪。他的这种审讯策略，既没有暴露组织的重要情报，又避免了因抵赖而加重处罚。直到后来，警方才逐渐明白，这场审讯从一开始就在罗南辉的计划之中。他的每一个回答，每一个反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监狱生活中的反常表现

1931年初，罗南辉被转移到万县监狱服刑。这座建于清末的监狱关押着各类罪犯，其中不乏政治犯。按照当时的规定，政治犯与普通犯人分开关押，但白天会在同一个院子里劳动。

初入监狱时，罗南辉被安排在东区二号牢房。这间牢房靠近围墙，平时关押着十几名犯人。罗南辉很快适应了监狱的生活，不仅遵守各项规定，还经常帮助年老体弱的囚犯完成劳动任务。

监狱的日常劳动包括编竹器、缝制衣物等。罗南辉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色，常常超额完成任务。狱警对他的表现颇为满意，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到了1931年中期，他甚至被允许在监狱图书室帮工，整理和分发书籍。

罗南辉在狱中与一位姓杨的老农结为好友。这位老农因为交不起赋税被关进监狱。两人经常在劳动时交谈，话题多是关于农村生活的。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谈，罗南辉实际上在了解外界的情况。

1932年春天，监狱里来了一批新犯人。其中有几个是因参与农民运动被捕的。罗南辉主动照顾这些新人，教他们适应监狱生活。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狱警的注意，但由于他一贯表现良好，狱警并未过多干涉。

在服刑期间，罗南辉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他特别关注社会新闻，尤其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报道。每当看到这类新闻，他就会仔细阅读，有时还会与其他犯人讨论。这些讨论表面上看是普通的闲谈，实际上却是他了解外界形势的重要渠道。

1933年底，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监狱准备放出一批表现良好的犯人，罗南辉在名单之列。然而，他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希望继续留在监狱服刑。这个请求不仅让狱警感到诧异，也引起了监狱长的注意。

为了留在监狱，罗南辉甚至找到了监狱长，说自己在外面没有亲人，监狱反而成了他的家。他表示愿意继续在图书室工作，不要任何报酬。监狱长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违反规定。但在狱警的说情下，最终同意让他多留一段时间。

1934年初，监狱里来了一位新的狱警。这位狱警发现罗南辉经常与不同的犯人接触，且大多是政治犯。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然而，由于罗南辉在监狱中的表现一直很好，加上他主动要求留在监狱的＂感人故事＂，这份报告并未引起太多重视。

到了1934年中期，监狱再次清理超期服刑人员。这次，无论罗南辉如何请求，监狱方面都不再允许他继续滞留。在即将离开监狱的前一天，他特意找到那位相处多年的老农，说了很久的话。后来有人注意到，在罗南辉离开后，这位老农也很快被人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秘密行动

1934年7月，罗南辉正式走出万县监狱大门。按照规定，他需要每周到当地警署报到。初期，他在万县城郊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过着看似平静的生活。每到报到日，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警署，态度恭敬，从不迟到。

这家杂货铺的位置很特殊，位于通往码头的必经之路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脚夫、船工从这里经过。罗南辉经常与他们攀谈，询问各地的物价和生活状况。这些看似普通的对话，实际上是他重新建立联络网络的方式。

1934年末，一位自称是湖北来的商人在杂货铺盘桓了几日。这位商人经常买一些零碎物品，与罗南辉聊天。一周后，罗南辉辞去了杂货铺的工作，改在码头做搬运工。警署对这个决定并未过多干涉，认为这是正常的谋生选择。

在码头上，罗南辉结识了不少长期往返于川江各埠的船工。他常常帮助这些船工搬运货物，有时还会请他们喝茶。通过这种方式，他逐渐掌握了沿江各地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定期跑船的老船工，成了他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1935年春节过后，罗南辉突然消失了几天。当地警署立即展开搜查，却发现他只是去城外探望生病的故友。这次事件后，警署加强了对他的监视。然而，罗南辉的生活依然如常，每天准时上工，按时报到。

同年夏天，码头上来了一批新的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乡下，对码头的规矩不熟悉。罗南辉主动充当他们的向导，教他们如何与商家打交道。通过这种方式，他在码头工人中建立起了广泛的关系网。

1935年秋天，万县发生了一次码头工人的工潮。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在这次事件中，罗南辉表现得异常冷静，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劝阻。他只是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这种表现让警署认为他已经改过自新。

然而，就在警署放松警惕的时候，罗南辉的活动更加隐蔽了。他开始频繁更换住所，有时住在码头的货栈，有时住在城郊的农家。这些变化都有合理的解释：要么是为了就近工作，要么是因为房租问题。

1936年初，一连串的事件引起了警署的注意。几个曾与罗南辉有过接触的码头工人先后离开了万县，他们的去向不明。同时，沿江各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工人运动。但当警署调查时，却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与罗南辉相关。

1936年3月的一个雨夜，罗南辉最后一次出现在码头。当晚，他照常帮一艘货船装卸物资。等到第二天警署发现异常时，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的调查显示，这艘货船的船主也在同一晚失踪了。

警署立即开展了大规模搜捕行动，但为时已晚。通过后来的资料显示，那天晚上不仅是罗南辉，还有多名在各地受监视的人员同时消失。这个精心策划的行动，标志着一个隐秘的地下网络在四年中的逐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