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20年的教育热词是“内卷”，那2021年的教育热词就是“双减”。“双减”是为了治理教育的“内卷化”，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也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

社会舆论对于“双减”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格监管，而其实，“双减”对于中国教育来说，不只是宣告教培时代的落幕，更是代表发展教育的战略思维大调整。中国基础教育将告别产业化，强化政府的教育职责，强化教育的公益属性，强化发展更加公平与更高质量的教育，以教育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教培时代落幕

2021年7月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虽然“双减”意见，并没有关停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并开放了学科类培训，但是，教培业必须直面的现实是，资本疯狂追捧的教培时代已经落幕了。未来不可能再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达8000亿产值这样“盛景”，也别“期待”非学科培训涌现出上千亿市值的教育公司。

“双减”意见明确的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措施，其严厉程度，超出了所有教培业从业人员，以及投资者的预期。因为根据“双减”提出的监管措施，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必须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一律不得上市融资，这相当于把资本进入学科类培训领域的投资逻辑全部给“废了”。根据“双减”意见，2021年年底，所有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都必须“营改非”，这意味着，已经上市的教育企业，如果主营业务就是学科类培训，那机构必须剥离学科类培训业务，要么退出，要么转型。因此，教培头部企业新东方宣布到2021年11月底，停止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退租1500个教学点。

新东方在退出学科类培训业务时，向农村学校捐出8万套桌椅，被认为是“体面”离场。然而，并不是所有教培机构都能做到“体面”。在“双减”之前，每年都有教培机构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关门，或卷款而逃出现退费纠纷，在实施“双减”之后，“暴雷”的机构增多。处理机构裁员与退费纠纷，是接下来“双减”工作需要关注的问题。据报道，2021年10月25日，教育部公布“双减”9个试点地区工作进展。其中，北京市线下学科类无证机构压减率98%，原有各类培训机构压减比例60%；上海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21.73%，从业人员减少3.5万人。

转向非学科培训、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是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的主要方向，但转型并非易事。一方面，这些领域已经有大批经营者，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入，必定加剧竞争，营利很难，另一方面，有可能出现非学科培训新的内卷。根据教育部对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的划分，艺术、体育、综合实践活动培训为非学科培训，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向与资本进入艺术、体育培训，引发社会舆论对艺术培训、体育培训内卷化的担忧。尤其是随着将美育、体育纳入中考，逐渐提高中考体育的分值，艺术培训与体育培训，就很可能增加学生的培训负担与家长的焦虑。“双减”要减轻的是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而不只是学科类培训负担，决不允许出现非学科培训负担增加这种情况。对此，教育部已经明确表态，要针对学科类培训转向和资本涌入非学科类培训的问题，出台相应指导意见，防止出现政策空白。

开启教育的“非营利”时代

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被要求登记为非营利性，这是我国义务教育全面进入非营利时代的重要标志。因为在这之前，所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被要求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

2017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这要求所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2021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实施学前教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实施这些规定，可以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将不再有营利空间。

这也宣告我国义务教育告别产业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推行到本世纪初的教育产业化思维被摈弃。

首先，公办学校的产业化被禁止，具体表现是清理“公参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2021年8月，教育部等部门印发通知，就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简称“公参民”学校）进行部署，基本思路是公办归公办、民办归民办。由公办学校或国有企业举办民办学校，按民办收费，就是教育产业化。地方政府支持“公参民”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以教养教”，减少教育投入，同时以所谓的名校举办民校，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制造教育政绩。而发展“公参民”模式，不但被质疑为造成国有资源流失，还制造义务教育不均衡，加剧择校焦虑。

其次，严控民办义务教育的规模。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将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在5%以内。而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小学在校生10725.35万人，其中，民办小学生在校生966.03万人，占9%；初中在校生4914.09万人，其中民办初中在校生718.96万人，占14.63%。实现5%的目标，首先要清理“公参民”民办学校，这类民办学校也被称为是“假民办”，在大多数地区，只要严格清理“公参民”民办学校，也就基本实现5%的目标。其次要对其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存量优化，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受规模限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必须重视内涵发展与质量建设。

再次，民办学校办学要从投资转向慈善。“非营利性”、“不得进行关联交易”、“不得被社会组织或个人控制”，这些规定要求民办义务教育举办者，不能再以投资心态对待办学，如果要继续办学，就需要从投资心态转向慈善心态。这也将是民办义务教育的重大转变。

与之对应，民办义务教育的功能也发生变化。之前，民办义务教育主要扮演的角色是“补充”义务教育资源，而进入非营利时代后，发展民办义务教育就不是为了“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而是在财政保障义务教育资源的情况下，探索与公办学校不同的办学模式，满足受教育者的差异化教育选择。事实上，只有发展高质量的多元教育、个性化教育，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接受更好教育的需求，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

面向人人的现代教育

“双减”的目标，不只是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而是要重建教育生态。道理很简单，如果只是从严监管校外培训机构，但是却不疏导家长的培训需求，那学科类培训就会转向地下，进入家庭，从现实看，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各地都有家长请“私教”给孩子补课。

而疏导家长的培训需求，就需要进行需求侧治理。包括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创造多元选择；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推进课后服务全覆盖，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全社会的育人合力，社区要为学生提供寒暑假、双休日、节假日的活动去处，而家长教育也要转变功利观念，关注孩子身心健康，为此，我国制订了首部《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该法将于2022年1月1日实施。

其中，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尤为重要。这首先需要全社会形成新的教育公平观和质量观。我国当前的教育公平观，还是“精英教育”公平观，所谓“精英教育”公平观，就是升学公平、分数公平，以分数作为评价标准，高分进好的学校，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围绕“精英教育”公平观，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依旧有变相的重点校、重点班，高中则有超级高中、示范性高中、重点高中、一般普通高中和职高，大学则有985、211、“双一流”等身份标签。社会公众普遍接受高校、高中按分数招生，但是，却忽视一个问题，把教育与学校等级化，本身是不公平的，我国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在教育普及化时代，坚持“精英教育”公平观，只会加剧升学竞争与焦虑。

对应升学公平观，我国基础教育就普遍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存在严重的应试倾向。升学教育模式的基础教育，既导致与升学无关的学科教育被边缘，没有给学生完整的基础教育，还导致成绩差的学生被边缘，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在每次升学中被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由此给学生和家长都带来很大压力。我国长达20年的减负，都无功而返，根源就在这里。“双减”要取得实际成效，就必须扭转基础教育的升学模式，关注给学生完整的基础教育。

比如，中考后的普职分流，就因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被认为是普职分层。由于担心孩子“被分层”到中职，我国不少家长有“中职恐慌”，纷纷要求提高普高率，降低中职率，甚至取消中职，就发展普通高中，在高中毕业后再分流。诸如“缩短学制，发展10年义务教育”这类建议并不靠谱，却获得很多家长支持就是出于“中职恐慌”。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教育普及化时代，以给每个学生人生出彩的机会为出发点，形成新的教育公平观，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面向人人的教育公平观，首先要求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不能再有“名校情结”，要让所有适龄孩子享有一致的教育资源。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首要职责，然而，从现实看，我国各地都依旧存在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由此产生择校热、学区房热。为推进“双减”，我国各地都放出一些“大招”，如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但舆论却担心均衡化会导致学校办学平庸化，这就是传统的公平观阻碍新的公平观。传统的公平观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公平观，鼓励学生努力上进“改变命运”，而新的公平观，则是给所有适龄孩子创造一样的成长环境。政府要均等化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但均等化配置义务教育资源，不是所有学校千校一面，而是要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让学校在均衡基础上办出特色，包括举办非营利民办学校，也是鼓励多元办学。

其次要把职业教育真正建设为与普通教育平等发展的类型教育。2021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要建成技能型社会，就必须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这也是消除“中职恐慌”的关键所在。如果职业教育始终低人一等，家长都期待孩子成为学术型人才，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学业压力就难以减轻，而且，如果迎合这种价值观念，我国整体教育结构都会严重失衡，我国高等教育阶段本来应该以职业教育为办学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都不愿意举办职业教育，而想办综合性院校，已经造成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的严重脱节，出现“学历高消费”、“高学历泡沫”等用人问题。

教培时代落幕，教育告别产业化走进非营利时代，都对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对于家长来说，不再有教培机构制造焦虑，不再有民办学校“掐尖”抢生源，但是，如果评价体系还是分数至上，教育和学校的等级依旧存在，那更多的矛盾会转向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公办学校，同时“地下”的培训蔓延。以新的教育公平观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不再将教育和学校等级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教育新生态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本文原载：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