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 陈独秀（1921年7月～1928年6月）

曾今有段话是论述企业创立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草莽阶段，企业的婴儿期十分脆弱，对内无资源，对外无影响，往往领导人的个人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他在企业出生阶段能够指示方向，凝聚士气，同时，他的性格，形式，风格，理念，都将在很长时期内，在企业文化里，种下自己基因的种子。

第二和第三阶段则是团队和制度的阶段。其实这个规律应该适用于任何组织，当然也包括我党。

陈独秀在中共建立之前，应该说在全国拥有无可否认的人气。他的《新青年》在全国占据的理论阵地，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实践精神，对于广大爱国青年无疑具有相当的感召力。

他和李大钊号称“南陈北李”，但其在国内的实际影响力，显然不是当时的李大钊所能比拟。

这样的人物站在共产主义的领域振臂一呼，在当时各种社会思潮泛滥的时代，虽然不能说响者云集，但对于已经接受者无疑为之一震，知道路可能没有走错，对于观望犹豫者的说服工作，也会轻松许多。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中国前，和苏联接触更多，合作更深的无疑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人员复杂，但由于孙中山有属于自己系统的革命理论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实力和影响力更为强大，显然是共产国际优先考虑合作的对象。

同时共产国际也对当时还极为弱小的，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力量，建立共产党采取扶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两手抓”的观望心态。

虽然中共从一大建立就深深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但那并不是共产党自主性最弱的时期。可以作为事前分析，也可以作为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分析一下陈独秀，陈独秀的思想成分应该说比较复杂。

作为封建社会官宦家庭出身，又接触了彼时西方先进思想的晚清秀才，他怀揣的更多的无疑是那种挽救国家，拯救百姓的知识分子式，悲天怜人的情怀。

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举起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和苏联早期那种动辄专政、流血明显是有冲突的。

1927年陈独秀下台后，就和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等组织了继而加入了被视为共产主义正统异端的“托派”，陈独秀当然不是想靠“托派”来东山再起，但是，“托派”主张的废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也许最符合他心中的社会渴望。或许从来，共产主义只是他选择实现自己内心期待的一种方式。

当然，双方各自的需要还是让共产国际和陈独秀走到了一起。对于陈来说，他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处于萌芽中的共产党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资金支持，组织开展等方面的帮助，而且后来随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得到俄式革命的教育，留苏派影响的扩大，到二大时候中共已经决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

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也没有比陈独秀更能胜任他们“代理人”角色的人了，双方更多的是一种依赖的关系，只是，这种依赖尽管一开始就建立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虽然共产国际没有打破这种平衡的企图。

1927年汉口的八七会议，已经选出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三人团的中央政治局，但显然陈独秀领导人地位的正式终止，要等到1928年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因为那次会议上，向忠发在苏联的认可下，当上了排行第一的政治局常委，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时代正式宣告终结。

前面说过，我们知道彼时中共的领导中坚，比如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都还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热血青年，包括毛泽东都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

尽管是个文人情怀和西方色彩比较浓厚的人，由于年龄资历，这一切都造成了陈独秀早期在党内的超然地位。

他的下台现在许多史学专家论已经论证过，是因为替共产国际背了黑锅，我们知道，由于当时苏联的主要注意力其实还是在国民党方面，通过国民党抑制越来越猖狂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祸水东引”，才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陈独秀所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右倾错误，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已。

因此，他的下台，至少应该说是在自己下台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是自己所能预料到的，所以他无暇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当然，由于自己的秉性使然和当时中共的力量分布，他比较重用留苏留法派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事实。从一大到五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执行委员）大抵此类，而作为实干革命家的毛泽东尽管是一大全国十三名代表之一，在此期间却是并非得志，似乎成了一个反方向上的佐证。

然而，这种用人观念日后却成为了陈独秀“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表现，以至于后来不断得到共产国际的努力“纠正”，“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这样，学徒出生，此前一直默默无名的的向忠发在1927年由共产国际的一纸调令火箭式的成为中央委员，并最终在中共六大走上了政治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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