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共有57名开国上将，他们在历史上都做出过巨大贡献、建国后也基本居于重要岗位之上。

不过，正因为他们职务高，历次运动中受的影响也比较大，很多上将都有被撤职下放、审查挨批的经历。

那么，有没有一位上将身陷诸多风波之中，却始终屹立不倒呢？还真有，但并非许世友。

或许有人会说，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可是从55年到73年末，这不是没遇到什么问题吗？

虽然职务方面未被撤掉，但他在大运动初期也被冲击过，那时一群小将把他的家翻了个稀巴烂，还曾想对他施以暴力手段。

眼看局势愈演愈烈，许世友只好打了个报告，就带着警卫部队住到了大别山深处的军区农场，这段时间，他实际是失事了的。

就连在农场，都还有小将放话要去抓人，可见许世友当时处境之艰难。而同样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的韩先楚，就没有这样被“造反派”威胁的经历。

韩先楚也不是没遭遇风波，好在最终都安然无恙。他有四次真性情的表现，背后都很危险。

第一次是在1959年的庐山，彭老总因为一封信掀起轩然大波，很多老战友、老部下生怕被牵连，都避之不及。

但韩先楚顶住压力没有说半句污蔑之语，甚至还在会议间隙去芬兰别墅看望了彭总，这个勇气世人少有。

等会议开完，原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都被撤职，第三副司令员韩先楚同样没有随大流，但由于他是福州军区司令员、金门前线的重要指挥，暂时就没人借题发挥。

等沿海平静，有些人就重新找事，说韩先楚是“俱乐部的漏网分子”，一时间各方都在观望上级态度。

在韩先楚处境危险时，原四野司令员林总发声：对韩先楚的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句明贬实保的话让韩先楚顺利过关。

第二次是在1967年，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怀仁堂反对事态继续恶化，因而被扣上“帽子”，成为敏感人物。

在此背景下，许多旧部都不敢过多接触，就韩先楚异常大胆。他每次入京开会都会登门拜访徐帅，不仅仅见面，每回都还要吃饭，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

徐帅出于担心，有一次忍不住问：“你来看我，不怕影响自己前程吗？”韩对此毫不在意：我韩先楚无所谓！

这样的态度，让徐帅特别感动。因为中央的几位领导对韩先楚都特别欣赏，且他跟徐帅间也没什么实质性的特殊活动，别人想攻击都抓不着点，危险就在无形中化解。

第三次是1971年，四野老首长出事后，中央派人去搜寻相关物品，在北戴河就翻出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信。

这三封信可以追溯到九届二中全会时，南京军区张政委跟另一个集团起了冲突，很多人觉得他不应该留在军队，许世友也持这个看法，就让秘书李文卿帮自己代笔写信，准备呈给中央。

当李文卿写好拿过来给许世友签字时，韩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知晓信件内容后，韩先楚说这跟自己所想一致，让许先别急，自己也去写，到时一起交。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隔壁，有天串门时获悉了此事，立马表示也参与进来。

于是，三封相似的信就呈报上级。按规定，大军区司令员有重要工作必须向军委及中央做书面汇报，先由林总批阅，再送往毛主席处。

但“林办”的叶主任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没有往上递，而是将信给扣了下来锁在北戴河的住处，九一三后被翻了出来。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周总理把三封信认真看完后半晌没有出声，再次开口时语气坚定：三封信都没有实质性问题，到此为止，概不追究，信件交给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存档。

当年各大军区都有人被牵扯其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能稳就要稳，不宜因为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再生动荡。

周总理如此处理，毛主席也是认可的，1973年5月，毛主席接见韩先楚时，说了一句：路线出感情，我知道，你们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有两位最高领导的保护，韩先楚最危险的一次也顺利渡过。

还有一次是在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后，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到了兰州军区，没多久，一场针对邓公的浪潮就来袭了。

那时很多军区、地方都展开了对邓公的批判，就兰州军区显得“落后”。一次军区党委会上，有人妄言眼下的批邓工作过于缓慢，跟不上全国形势，要加大力度。

韩先楚听后愤怒地反驳：哪里来的反革命？谁是反革命？他有被开除党籍吗？如果没有，那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我没见过保留党籍的反革命。

一连串有逻辑性的问题问得那些人哑口无言，会议马上就停止。随后韩先楚更是要求军区内不允许开展任何批判的活动，已经贴上去的大字报，务必限期清理掉。

虽然韩先楚改变不了中央的决定，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到了最好，非常有勇气！

一直到运动结束，韩先楚都在实权岗位上，没有被批过，80年卸去兰州军区的职务后，又调到中央工作，83年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副国级干部，晚年也过得很幸福。

他并不是没遇到过风浪，相反还主动去涉及敏感，即便如此，他始终能屹立不倒，这样的人生真是传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