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已经在地方工作的都不授予军衔，当时已经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因而未获军衔。

不少人为此都很惋惜：

“您怎么样也该有个军衔才是。”

谁知李先念却哈哈一笑，回过头指着陶铸说了一句：

“我的部队都是他用八支枪拉起来的，那他不得授元帅啊。”

陈老总一听李先念如此说，也拉着陶铸的手说：

“是啊，你可算得上二野和三野的始祖了，的确当得起元帅。”

我们所熟悉的陶铸，一般都是他擅长组织地方工作，却从来没听说过他有过上战场的情况。

事实上，陶铸早年参加革命，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地方工作，但他组织过武装力量，抗战时期在鄂中组织过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期被调到东北，曾任东野七纵政委，当时七纵司令员是邓华。

到1948年8月，陶铸又升任东野政治部副主任。

似乎给人一种错觉，陶铸短短一年时间就脱颖而出。

陶铸早年接受过系统的军事培养，原因在于他1926年时曾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也是在校期间，陶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开国将军中，宋时轮、张宗逊、杨至成都是黄埔五期毕业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不少黄埔出身的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在红军建设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陶铸自然也不例外。

1927年8月，陶铸在叶挺部任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失败，陶铸又被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并参加了广州起义。

可因为反动派势力强大，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广州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1928年春，陶铸受党组织委派，回老家湖南祁阳县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

不过仅仅只有一年多时间，陶铸的工作就发生了变化。

从1929年秋起，陶铸陆续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就此转入地方工作，负责宣传共产党人主张、动员当地的农民、工人参加红军。

陶铸那时虽然不负责军事指挥，但参与组织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也就是在此期间，陶铸领导了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

1930年3月，为了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中共厦门市委决定领导领导的厦门反帝大同盟举行纪念大会，国民党当局闻讯出动，逮捕了在场的20多名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等。

这些共产党人连同之前一批被捕的同志共40余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厦门的思明监狱。

当时，这批同志随时面临生死存亡，为了救出这些人，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组织一次武装劫狱行动，并组建了破狱特别委员会，时任省委军委秘书长的陶铸任武装队队长，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王德任接应队队长。

毫不夸张的说，此次武装劫狱行动，可以看做是一次军事进攻。

陶铸在事前就进行了一个月的摸排，充分掌握了监狱内外的情况。

1930年5月25日周日，陶铸利用监狱防备比较放松的时候，命令一部分武装队员以探监为名，骗开监狱大门后，打死了看守人员，并利用所携带的大钳子夹断了铁索，放出关押的同志，另外一部分武装队员则用火力压制敌警备队员。

因事先计划周密，此次劫狱行动仅仅十余分钟就顺利完成，40余名被救出监狱的同志后来在安排下全部来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陶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随后投入监狱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在狱中仍然坚持自学，所涉猎的范围很广，以至于后来陶铸曾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抗战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走上抗日战场，陶铸也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随即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应该说在当时，陶铸仍然被安排从事地方工作。

不过到1938年10月，抗战形势发生变化，武汉沦陷后，中原地区岌岌可危，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派时任湖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陶铸到鄂中地区，在敌人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并组织抗日武装。

陶铸出发到鄂中地区时，也仅仅只是孤身一人，甚至因为出发的匆忙，连行礼也没有，但他要完成拉起一支武装力量的重任，难度可想而知。

根据资料记载，陶铸先是来到位于鄂中地区的大洪山，当他在腹地视察时，就已经注意到这是一块难能可贵的根据地：

“它的东边是平汉铁路，西边是汉水流域，中间无公路相通，敌人难于分割和封锁。山中有天然大小溶洞数十个，正是设置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和学校的好地方。再加上大洪山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就经常活动于此，群众基础好，土地肥沃，有利于部队给养，如果武汉沦陷，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应是理想之地。”

陶铸联系到自己的学生——地下党员蔡松云后，在他父亲帮助下，购买了8条枪，他带着这8条枪以及十几个人的队伍重返大洪山，着手开始组建当地的抗日武装。

通过积极发动当地的群众，陶铸很快围绕大洪山为中心，建立起了敌后游击区，他通过接受一批国民党溃兵和改编独立队、保安大队，仅一个月的功夫，队伍就扩编至500人。

1938年11月14日，陶铸率领部队在大洪山下的均川镇贺氏祠堂，正式成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

考虑到干部紧缺，陶铸没有向上级求助，而是在根据地开办干部训练班，一共办了两期，培养了400多人，后来这些人基本上成为我军骨干，然后陶铸把这些种子洒向根据地各处，当地抗日武装力量随着这一过程而逐渐发展壮大。

陶铸凭借8条枪，便拉起来一支3000余人的队伍。根据地也不断扩大，队伍先是在鄂中发展，不久后又扩至豫南、鄂东，形成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9年1月，根据中原局指示，党领导下的鄂中、鄂南、鄂东三地游击队统一整编为鄂豫独立游击大队。

同年4月，李先念率领的鄂豫独立游击大队与陈少敏率领的信阳挺进队的两个中队、竹沟留守处的干部、应山县的两个抗日中队以及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四个中队成立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

李先念后来率领这支部队成功开辟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后，统一整合了所有抗日武装，改番号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

据资料称，陶铸曾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代理政委（也有不少资料以及当事人存疑，认为陶铸只是担任过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的政委）。

也因为陶铸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忌惮。

1939年5月，陶铸应国民党专员石毓灵的邀请，来到大洪山下的长岗店进行会晤，结果遭到了扣押，敌人甚至已经打算杀害他，但陶铸始终坚贞不屈，甚至还说：

“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都没能把我们折磨死，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死。”

后来鄂中区党委听到陶铸被扣押的消息后，立即疏通关系，在地下党员郑绍文以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总队副大队长，敌人迫于无奈，这才把陶铸放出来。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起在鄂豫边抗日的经历时曾有很深的感触：

“鄂中陶铸，以8条枪起家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从鄂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历程不难看出，陶铸有过人的“从无到有”的能力。

毫无疑问，陶铸是有军事才能的，但他的军事才能只是他能力的一部分，而并非是全部。无论是根据地建设，亦或是政治工作，陶铸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1940年3月，陶铸调延安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党的七大后，陶铸本来跟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结果途中接到命令转赴东北，当时我军采取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急需要陶铸这样的人。

陶铸刚到东北，便出任了辽宁省委书记，又是从无到有的拉起来4个保安旅，一个工人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

当时东北形势危殆，随着国民党大军不断进军，根据地纷纷丢失，陶铸率领部队撤退到辽西后，扎稳脚跟，广泛的发动群众，开展土改工作，并将扩充的部队补充进入东野主力。

1947年4月，以辽吉军区部队为基础，成立军区所属的野战部队，同年8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委。

应该指出的是，陶铸当时是兼任七纵政委，毕竟他当时还任着辽吉省委书记、辽吉军区政委，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考虑七纵部队大多数都是地方部队组建而来，游击习气颇重，战斗力较差。

邓华作为能征善战的将领毋庸置疑，而陶铸则主要做部队政治工作。

当时，七纵在四平攻坚战中吃了不小的亏，全靠邓华、陶铸做工作，七纵的战力才逐渐恢复。

1948年8月，辽沈战役前夕，陶铸升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配合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谭政做工作。

1948年辽沈战役后，陶铸又兼任沈阳市委书记、和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区政委。

东野入关后参加平津战役，陶铸又被调出，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

傅作义后来盛赞作为谈判代表的陶铸“能文能武”。

建国后，陶铸陆续出任了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毫无疑问，如果陶铸不离开部队，他也会在1955年参加授衔，而且有很大概率被授予上将。

不过，陶铸搞地方工作显然更是一把好手，1950年时调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1955年又调广东省委书记。到1965年时，陶铸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

据说在开会前，毛主席曾亲自审核政治局常务委员名单，看到陶铸的名字稍后，还特意以红笔圈出，将他的名字往前提了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