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苏区履险
五月中旬，我和新组建的漳州中心县委一班人以及红三团，到漳浦小山城根据地开展工作。当时县委有五个常委，蔡协民、冯翼飞、王占春、我，还有一个当地的农民干部，我任组织部部长。
月底，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撤出漳州，返回江西瑞金。红军退出漳州后，厦门中心市委也将机关迁回厦门。
我们在小山城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烧田契借约，发动农民参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苏区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在红军攻占漳州时损兵折将的张贞部，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漳州外围重新调集了大量部队，虎视眺眺，伺机反扑。
中央红军离开漳州不到半个月，张贞便率残部并纠集“翁母猪”、陈祥云的民团，杀气腾腾向尚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山城根据地和刚成立不久的红三团发动了全面的“围剿”，企图把我们这个刚刚诞生二十多天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强敌压境，我们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返回厦门不久的中心市委此时刚被破坏。漳州中心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刚改编成立的红三团，绝大部分是刚参军的农民赤卫队员，打枪都不大会，有的听到枪声还害怕，战斗力很差。
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本该按照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开展游击斗争。但是，我们却盲目地执行罗明到漳州来所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主动出击，打退敌人的进攻。
虽说，斗争前期也取得过像牙庄等战斗的胜利，消灭张贞部两百多人，缴枪四十多支，还攻下了漳浦县城。但从总体上讲，我们执行的是一个错误的方针，特别是因前期的胜利也滋长了自满轻敌的情绪，头脑越加难以清醒。
六月五日，敌人动用了一个师约三千人的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包围红三团驻地寨子村。敌人从四面八方拥了上来，并且抢占了制高点断了我们的后路。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团政委王占春率队在抢夺制高点的激战中身负重伤被抬下了阵地，几天后牺牲在一个山洞里。当晚，队伍退至小山城。面对三面受敌，十里以外都是敌人的严峻局势，蔡协民作出了立即撤出小山城，向平和三坪迂回，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决定。
这是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以适应恶劣斗争形势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但后来这也成了厦门中心市委强加给我们的“逃跑主义”的罪状之一。
红三团的动向很快被发现，敌人尾追而来，前后堵截。此时又遇天下大雨，山洪暴发，前路受阻。蔡协民等人决定主动出击，避免被动挨打。
派人侦察，结果发现龙溪好只有少数民团驻扎。原以为取胜有望，谁料侦察有误，驻扎龙溪抒的是张贞部的一个加强营。结果可想而知，红三团再次受到损失，由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尖刀连，伤亡惨重。战斗失败，红三团被迫退回小山城。
县委召开会议，商量对策。经过讨论，权衡利弊，最后一致决定退守车本。这时如果马上转移还不晚，而我们却采取了分兵把口，坚守阵地的错误战术，利用车本山上陡峭的地形，与敌人打起了阵地战。
六月二十三日，张贞部三个团加上邻县反动民团共一万多人，攻上车本。激战中，指挥防守北线的冯翼飞团长率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在阵地上。
敌人突破北线后，直插中路。在中路总指挥的蔡协民被迫指挥部队分散突围。至此，以小山城为中心的根据地沦于敌手。
在当地籍战士的指引下，我们十分狼狈地往深山里撤退。此时，我已有身孕，求生的欲望驱使我随着队伍在荆棘和石头丛中没命地跑。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翻山越岭，躲进了深山老林。
在山上，我们远远望见几里外，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部队来回走动在搜山，而我们躲在山上不敢走动，担心暴露目标。
两天两夜下来，大伙儿没吃没喝，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决定等天黑后下山看看，弄点吃的东西回来。当时很多人都走不动了，我好在口袋中还有一撮生米充饥，加上怀孕后，本来也没什么食欲。等体力稍好些，我便自告奋勇化装成农妇下山。
好不容易盼到夕阳西下，我在当地一个熟悉道路地形的农会干部的陪同下出发了。翻过两座小山之后，发现了在一条山溪边有一株野杨梅树，鲜红的杨梅果挂满了枝头。又饿又渴的我们，扑上前去大吃一通，体力有所恢复。
在一个山坳里，我们看到不远处的牛棚前拴着一只黑水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牛棚边晒着几件破衣服。经过仔细观察，在确认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后，我们向牛棚走去。
牛棚里空无一人。我们见到一个破盆子里还留着一点凉稀饭，此时的我们已顾不上许多了，三下五除二，便把稀饭给吃了。
等了很久，总算等回了主人。这些老根据地的群众真是好样的。敌人来了后，他们便带着家里的粮食和猪牛鸡鸭躲进深山，不把它们留给敌人。
当他听我们把情况一说，就马上下山找来了地方上的负责同志。他们杀了一口猪，把肉和米合在一起煮了几大桶的饭，并连夜翻山越岭，把饭送到红军的隐蔽地。这顿饭对于饿了两天的红军战士来说，实在是太美了、太香了!
第二天，队伍继续留在山头，讨论分析这次失败的教训和原因。谈到这次惨重的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显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力量和形势，把游击区当成苏区看待。红色政权虽已成立，但还不巩固;很多地方还未建立党组织和分配土地，群众基础还较薄弱;红军刚组建，没经过训练和实践锻炼，便还击强敌的进攻，甚至采取进攻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与敌硬碰，死守阵地，怎么会不失败呢?
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央的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的指示精神的“左”倾错误。只是认为，我们创立的闽南新苏区不能与中央苏区相比。
中央苏区位于几省交界的地区，区域范围大，有强大的红军，政权建立和巩固多年。因此，不能按中央苏区的办法对付敌人，大家都同意这种分析。
最后，我们决定暂时分散游击，重新聚集力量，逐步恢复失地。将剩下的百来人分成好几个分队，分头寻找走散的战士，深人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建立工作联系。
国民党部队见红三团团长、政委已被打死，红军死伤过半，群龙无首，以为“围剿”大功告成，便撤出闽南。除县城和重镇留些兵力外，其他地方都没有驻军。
这样便给闽南苏区的恢复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经过分散秘密游击，严惩了地主反动分子;发动群众，恢复了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村与村都建立了工作联系，发现敌情及时通报;红军队伍从一百多人迅速恢复发展到三百多人。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候，我却病倒了。主要是患了疟疾(打摆子)，加上怀孕的反应，一会儿冷得上下牙直打颤，一会儿又烧得迷迷糊糊，甚至流大量的鼻血。
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同志们将我从村子里撤到一个山洞里养病。
狭小的山洞里阴冷潮湿，还有一股地下水流打洞里经过。他们为我找来一些干树枝，均匀地垫在没水的地方，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
我在山洞里躺了好几天，蔡协民派人好不容易弄来了一些治疟疾的药。病情有所好转后，我又回到村子里养病。
一天，我又打起了“摆子”，几床破棉被压在身上还冷得直发抖。这时，暗哨气喘吁吁地跑回村里，报告说敌人来了。村里的群众闻讯，便各自往后山撤退。
无奈的我，也只好硬撑起身子拖着病体往山上跑，但没跑多远便跌倒了。幸好一个年纪较大的战士见我倒下，急忙跑过来，背起我迅速往山上奔跑。
此时天色已晚，在半山腰上，他把我放下来想休息一下。没想到，我的脚刚着地，便失去了知觉。幸好那个老战士懂得些医术，用大拇指使劲掐我的人中，把嘴唇都掐破了，同时抠脚两边的筋，抠不动就用嘴咬。接着，又用嘴对着我的嘴做人工呼吸，最后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醒来的我，冷得再次全身发抖，像筛糠一样，牙齿一点也不听使唤。
一位好心的大嫂见敌人的枪声已经停了，便大胆地冒险下山。摸黑回到家里，抱来一床棉被，提来一壶开水。她将被子紧紧地裹住我的身子，又喂我喝下一些热水，我的身体才慢慢地暖和起来。
我猜想这大概是一股过路的敌人，只是骚扰了一下村子，便离开了此地。但想来还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不是那位红军老战士的舍身相救，我也许就被进村的敌人给抓走了;如果他不懂得抠掐穴位，那么我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再一次在生与死的“中转站”里停留片刻后，又转身走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