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定千年,史书却只写了31个字

最爱历史说 2024-09-03 22:52:32

唐高宗年间,洛阳有一妇人淳于氏,因谋杀亲夫被大理寺关押,只等罪名一定就杀头。恰逢宰相李义府到大理寺视察工作,被淳于氏的美貌吸引住了。

李义府于是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说自己要纳淳于氏为妾,要对方想办法把人放了。

毕正义是个胆小的官员,宰相吩咐了,他不敢不办。所以他悄悄找了替罪羊,把淳于氏换了出来。但这事被大理寺卿段宝玄发现了,一番检举揭发,闹得满城风雨。

由于事关重大,唐高宗亲自过问,并将此案交予给事中刘仁轨等监察官员从严查办。

李义府担心查到自己身上,遂逼令毕正义自尽,以为死无对证,便能逃过一劫。谁知刘仁轨办案严明,最终还是让案情真相大白,李义府本人也遭到御史的弹劾。

吊诡的是,此案过后,李义府依旧盛宠不衰,而刘仁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很快被贬为青州刺史。

刘仁轨到青州那一年,已经60岁了。跟他年纪相仿的人,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玄奘、苏定方、李淳风等,这个时候要么已经作古,要么早就功成名就。偏偏只有他,花甲之岁还怀才不遇,默默无闻。

好在唐高宗时代,并不是一个政治昏暗的时期。相反,承继唐太宗开疆拓土的精神,唐高宗也极具震慑四方的眼光。他在位期间,唐朝版图一再扩大,最盛时拥有北达西伯利亚,南抵今天的中南半岛,西到咸海(一说里海),东临朝鲜半岛的广阔领土,这也是唐朝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疆域。

▲唐高宗时期的唐朝疆域。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然而,随着唐高宗身体每况愈下,唐帝国的外患亦此起彼伏。

作为隋唐时代中原王朝的宿敌,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一直兵强马壮。无论是隋炀帝三征辽东,还是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这个延续了七百余年的政权,就像“钉子户”一般,始终屹立不倒。为此,唐朝在朝鲜半岛的三大政权中选择扶持新罗和百济,意图孤立高句丽,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朝鲜半岛的三国均有争夺地盘的需求,百济对唐朝同时扶持新罗的举动十分不满。于是,百济王扶余义慈秘密与高句丽联盟,对新罗发起进攻。新罗担心亡国,遂向唐朝求援。

就在刘仁轨上任青州刺史前夕,显庆五年(660),唐罗联军在唐朝大将苏定方的率领下,大败百济,生擒扶余义慈,同时给了高句丽一记有力震慑。

当苏定方在洛阳献俘时,唐高宗已做好了彻底消灭高句丽的决定。当年十二月,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与名将契苾何力、程名振、刘伯英等率兵分道东出。

从隋朝东征高句丽始,大军粮草基本都是从山东经海路送往朝鲜半岛,因此,作为新任青州刺史,刘仁轨要负责筹集军粮,为出征的唐军提供后勤保障。

这可给了李义府一个再次修理刘仁轨的机会。

趁着黄海、渤海一带进入海上风暴季节,李义府以宰相的身份下达命令,要求刘仁轨即刻组织运粮船奔赴前线,以饷全军。刘仁轨深知此刻出海凶多吉少,遂紧急请示朝廷,要求暂缓执行该项命令。但他的奏疏一到洛阳,就被李义府压了下来。在李义府的授意下,朝廷的加急令越催越急。刘仁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安排民夫及运粮船按时出海。结果,意外全在李义府的意料中——运粮船队在海上遭风暴袭击,军粮因船体侧翻都被倒到海里去了。

意外发生,刘仁轨难辞其咎,唐高宗遂令监察御史袁异式跟进此案。

袁异式临出发前,李义府找到他,暗示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

袁异式是个聪明人,此话的弦外之音自然明白。因此,他在见到刘仁轨后,就开诚布公地跟对方说:“你在朝廷里得罪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他叫我来办你,你自己看着办!”暗示要刘仁轨自尽,这样对大家都好。

刘仁轨知道李义府死咬着他,无非就是想借机取他性命。可大唐律法里并未规定官员犯错必须畏罪自杀,故刘仁轨直接反驳道:“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

刘仁轨不愿自尽,袁异式也没办法,只好将问题上报廷议。

对此,李义府在廷议时始终坚持“不杀刘仁轨,难安天下”的观点。由于其特殊身份,朝臣大多附和。唯刑部尚书源直心认为,“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刘仁轨固然有错,但罪不至死。

源直心是唐高宗的亲信,他的话等同于救了刘仁轨一命。识相的刘仁轨也表示,自己可以不做官,但求为国效力。于是,唐高宗将他贬为庶民,发配至辽东军前效力。

李义府虽然不太满意朝堂的决议,但他认为刘仁轨既已参军,那就可以用军法杀他,这反倒更便于自己发泄心头之恨了。于是,刘仁轨刚上路,李义府就派人密令镇守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的名将刘仁愿想办法以军法弄死他。

刘仁愿从前是弘文馆的学生,又做过唐太宗的亲卫,为人正直且能文能武。李义府这些年在朝中陷害忠良之事,他有所耳闻。对于刘仁轨花甲之年尚到军中效力,刘仁愿既感动,又深知对方的无奈。因此,对于李义府的密令,他置若罔闻。

朝鲜半岛上的战事瞬息万变。百济被苏定方灭了之后,协助唐军作战的新罗人出于旧恨,对百济故地发起了一波报复性劫掠。这一下,百济遗民复仇及复国的火种被瞬间点燃。借助早年被送至倭国(日本)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璋的声望,以黑齿常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为首的百济旧部迅速发起复国运动。

▲鬼室福信。图源:纪录片截图

唐军消灭百济后,在其故地上建立熊津都督府,管理属地的一切事务。本来刘仁轨参军是去支援熊津都督府建设的,但他还在路上时,熊津都督府就被百济遗民打到只剩下泗沘城。

雪上加霜的是,唐朝原本派驻的熊津都督王文度刚到任,便在传诏并赐物给新罗国王金春秋的仪式上突发暴病身亡,这使熊津都督府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而苏定方大军再次入朝虽然连战皆捷,但由契苾何力率领的北路唐军,却遭到了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的精兵牵制,无法与南路的苏定方会合。另一方面,就在唐高宗积极用兵高句丽时,在唐帝国西北部的铁勒九姓却趁机发动叛乱,严重侵扰了唐朝的边境安宁。

相较之下,百济的复国运动则进展神速。

百济灭国前就常年与倭国保持友好往来,此次扶余丰璋发起复国运动,又得到倭国皇极女皇的支持。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征服中国的日本人,皇极女皇不仅为扶余丰璋提供军械、船舶,更主动御驾亲征,用实力为百济遗民加油打气。

围攻高句丽的战事一直拖到了龙朔二年(662)底。因朝鲜半岛北部进入冬季后屡降大雪,苏定方等将只能带着遗憾,先行撤出高句丽,回国休整。

此时,百济与朝鲜半岛南部唐军的战争一触即发。唐高宗一时半会找不到王文度的接替者,只好追加一道圣旨,升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今朝鲜开城)刺史,以代理官员的身份统领王文度的部属,守卫熊津都督府。

对于此项任命,包括李义府在内的大部分唐朝官员皆认为,刘仁轨离死期不远了。毕竟身为文官,很少舞枪弄棍,更别提上阵杀敌了,这不是去送命是什么?可刘仁轨却欣喜若狂。接到任命后,他逢人就说老天爷要将富贵降在他身上了。在他看来,揍百济连带战日本,根本就如探囊取物,信手拈来而已。

当时,在朝鲜半岛南部,唐军虽然久无增援,但附庸的新罗始终不敢反唐。刘仁轨自上任之日起,就做好了经略熊津、以抗外敌的打算。面对倭国与百济旧势力的蠢蠢欲动,他一方面“御军严整”,积极寻求与新罗王室的合作,率领唐罗联军攻破百济在熊津江口设立的大本营,“杀、溺死者万余人”。另一方面,面对军中、朝中渐起的撤军之声,他向全军分析形势指出,如若现阶段唐军撤出战斗,则前人数征高句丽的努力将彻底白费。因为唐军一走,“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届时再想平百济、灭高句丽,可就难了。

平定百济、征伐高句丽是唐朝多年来坚持的军事方针,刘仁轨不想做历史的罪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坚守百济,以待时机。

刘仁轨等待的“时机”,很快就自动送上门了。

眼见刘仁轨、刘仁愿的部队孤立无援,扶余丰璋及其手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决定再搞事情。由于先前吃过亏,他们这次不敢贸然出兵。扶余丰璋派使者到唐军中传话,声称以唐军现有的兵力,根本打不过倭国,还不如早早撤军西归,只要唐军回去,他们愿意敲锣打鼓、十里红毯相送。

这些话明显是为了气刘仁轨的,可刘仁轨见了使者后,根本不生气,只说考虑考虑。

使者满意而回,刘仁轨的计划也由此摆上了台面。

趁着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人不备,刘仁轨当晚就带人偷袭了他们的营帐,逼得这位百济王子带着部属一口气跑出了两百里开外。之后,唐军一路火花闪电,不仅打得百济残余势力抱头鼠窜,更是一举攻克了百济与新罗间的军事重镇真岘城(今韩国广域市西南),“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收到捷报的唐高宗乐坏了。龙朔三年(663),鉴于唐军留守形势一片大好,唐高宗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让唐将孙仁师再率7000将士,分乘170艘舰船,进抵熊津,增援刘仁轨。

刘仁轨料定,扶余丰璋打不过唐军,必然会向倭国求助,而倭国要与唐军交战,则必然会派出舰船与唐军在海上一决生死。这正是孙仁师率水军增援熊津的意义。

战局的发展,一如刘仁轨所料。扶余丰璋被唐军打怕后,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眼见复国无望,鬼室福信逐渐放弃复国的念头,他杀了对百济复国有崇高信仰的和尚道琛,走到了扶余丰璋的对立面。在内部斗争的过程中,鬼室福信被扶余丰璋以谋反的罪名剁成了肉酱。至此,鬼室福信死了,和尚道琛死了,百济复国运动的代表们,诸如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一看,扶余丰璋也不是什么明主。为了保住小命,他们率军投奔了刘仁轨,转头以唐将的身份,助刘仁轨、孙仁师讨平百济残余势力。

此时,俨然“光杆司令”的扶余丰璋只能向倭国求援。

倭国也不负扶余丰璋所托,继皇极女皇在出征百济途中病死后,“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又以天智天皇的身份主持攻唐战争。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发兵27000余人来助扶余丰璋。

▲天智天皇(662-672年在位)。图源:纪录片截图

刘仁轨麾下虽然有孙仁师带来的7000唐军,但与刘仁愿等将合兵之后,唐军总兵力不过两万,在人数上远不是百、日联军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倭国的舰队跨海而来,却不急于攻伐唐军,而是先盯上了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新罗。新罗虽然国力不如百济、高句丽,但境内商业异常发达。从新罗智证王于公元6世纪初颁布法典在金城(今韩国庆州)开设东市以来,数十年间,新罗“市皆妇女贸贩”。及至日本发兵前,新罗俨然已是东北亚的商业活动中心,常年聚集着来自唐朝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因此,日本贵族早就觊觎新罗的富裕,他们不管扶余丰璋在百济焦急地等待援军,只管在富裕的新罗展开大规模掠夺。为了给扶余丰璋制造从后方援助百济的假象,日本水师干脆放弃了在海上游走伺机进攻的策略,改为登陆作战,一口气夺取了新罗杀鼻岐、奴江两座城池。

刘仁轨原本还担心日本水师跨海而来,一旦发起突袭,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有限,难以多点据守。现在,日本水师为逐利而改变策略,反而帮了刘仁轨的大忙。

唐军掌握日军动向后,集中兵力攻击百济残兵的重要据点加林城(今韩国扶余郡林川面一带)和临时首都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一带)。唐军猛攻两地,扶余丰璋损失过大,只能加紧催促倭国水师立即增援。

在这种情形下,倭国水师才放弃劫掠新罗,由日本海西行进入江华湾一带。

龙朔三年(663)八月,正当唐罗联军即将攻陷周留城时,倭国水师终于赶了过来。百济残余势力冒死杀出一条血路,派人沿海岸线招呼日军。

由于刘仁轨先前就料定百济会借倭国之手复国,因此在进攻周留城前,便将唐军部队一分为二。以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晋的新罗王金法敏为首,率主力从陆路进攻周留;而刘仁轨则率另外那170余艘战舰由水路绕道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一带,对陆上唐军予以策应。

就在刘仁轨一行即将抵达白江口一带时,先头部队发现了百济残军的异动。刘仁轨据此判断,白江口应该就是倭国水师援助百济的登陆地。为防止敌人发现唐军踪迹,他当即决定暂缓原先作战计划,调转船头,朝白江口外布防,准备打倭国水师一个措手不及。

龙朔三年(663)八月二十八日,历史上第一次中、日决战正式打响。

作为日后被证实影响东北亚历史进程的一场重大战役,此战在史料中却只留下了“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的简单描述,似乎在大唐帝国眼里,如此胜利并不值一提。

但,这一战着实吓坏了倭国。

为了尽快解救百济盟友,倭国水师制定了“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的方案,打算集中先期投入白江口的400余艘战舰对唐军发动猛烈进攻,以此来打乱唐军的猛烈攻势,以勇取胜。

刘仁轨根本不怕敌人来这么一招。唐朝自设立水师起,每一支规模水军就标配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制式战船。拿隋唐时代的经典楼船——五牙战舰举例,这种楼船单是箭楼就高五层,每层还配有大型弩机、投石机、绞车弩等装备,作战时不仅能搭载上百名军士,还能同时发射七支射程超过1000米的巨箭,直接摧毁前方战船。此外,唐军配备的艨艟、斗舰、走舸、海鹘,不但可以让将士在船上以梯形站队迎敌,还可以利用这些战舰的特性,配合唐军独特的水师战术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发起各类突袭攻击。

而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天智天皇时代,倭国虽经“大化革新”后完成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目标,但天皇权力依旧不是万能的。譬如,天智天皇手里的这支水师部队,其主力便是由当时倭国地方豪强武装临时拼凑而成。即便设有前、中、后三军,但全军上下没有垂直的指挥系统,作战时只能一窝蜂乱冲,根本无法对成建制的唐军造成致命威胁。

刘仁轨正是利用了敌军的这一弱点,以行动不便的楼船等大型战舰为中心,在白江口水流缓慢处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压制倭国水师冲锋。然后,再利用机动性能优越的走舸、海鹘等,对倭国水师进行左右包抄,各个击破。另外,在开战前,唐军还根据当时的洋流、风向、降雨量等作出了预判,提前准备各种火箭、火药、火球等,只待倭军靠近就发射。

于是,刹那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刘仁轨与倭军前后鏖战四场,倭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亲自督战依旧无法改变倭国水师败局,“于焉战死”,唐朝水师大获全胜。

倭国战败后,百济复国无望,残余抵抗势力很快便土崩瓦解。而天智天皇经此一役,也不敢抱有其乃“日出处天子”的想法,派遣唐使赴唐学习先进文明,奉唐为正朔。

▲倭国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在长安。图源:影视剧照

至于高句丽,在失去盟友百济的情况下,又坚守了六年,直到总章元年(668)才亡于唐罗联军的进攻,结束了七百多年的国运。从此,朝鲜半岛进入新罗统一时代。

总体而言,白江口之战对东北亚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秩序得以最终确立,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近千年东亚历史的走向。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挑战中国。

刘仁轨收复了百济故地后,并没有立即撤军西还。他始终没有忘记,唐军灭百济,是为了更好地击败高句丽,缓解唐朝东境的边防压力。

自唐军重驻熊津起,刘仁轨便开始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筹谋平定高句丽。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留在熊津都督府善后数年之后,他又获得了从平高句丽的机会。直到总章三年(670)正月,年逾古稀的刘仁轨才获得朝廷特许,回国述职。

唐朝上下向来十分看重军功,刘仁轨此番回国,摆脱了数十年怀才不遇的境遇。

看到白发苍苍的刘仁轨,唐高宗激动不已,不光热情地招呼他入阁拜相,还多次委派他改修国史、出镇吐蕃、留守长安。可此时的刘仁轨已然年老体衰,他多次向唐高宗请辞,得到的却是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即便唐高宗最后同意了,过段时间也还是将其返聘回朝。

▲奋勇杀敌的唐军。图源:纪录片截图

有别于已经去世的李义府,刘仁轨身居高位却从不打击报复他人。

刘仁轨回朝任大司宪时,从前得罪过他的监察御史袁异式,正好官居詹事丞。在唐代,詹事丞官居六品,而大司宪则是原来的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袁异式担心刘仁轨功成名就后会学着李义府的模样,给自己小鞋穿。可他没想到,刘仁轨上任的第一天就专程找他喝酒,并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之后,鉴于袁异式的才干,刘仁轨又将其荐升户部郎中。

刘仁轨老而弥坚,但唐高宗却愈发病笃。

为了更好地处理政务,唐高宗从很早就开始培养武皇后的理政能力。然而,这位在先皇唐太宗年代就位居才人的武氏,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没了往日贤妻良母的形象,反而因经常临朝处理政务,一个政治女强人——武则天呼之欲出。唐高宗病笃,武则天则“借学术之名,行干政之实”,她专门找了一群儒生编撰了一部《臣轨》,里边全是教大臣们如何效忠君上的办法,以此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舆论影响力。

不过,这对于一直觊觎皇权的她,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在外廷,自咸亨三年(672)起,唐高宗的宰相班子就陆陆续续囊括了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张大安、张文瓘、崔知温、戴至德、裴炎等朝廷重臣。这几号人物里面,郝处俊、李义琰是公开的反武派,张文瓘、崔知温是不管不顾的中立派,张大安是太子李贤的人,只有裴炎才是她的自己人。所以,在武则天看来,只要争取到刘仁轨,自己的站位就更稳了。

当时,唐高宗手底下有个少府监名叫裴匪舒,他为了讨好皇帝,借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的典故,为唐高宗修建了一座镜殿。唐高宗颇为高兴,新殿落成之日,就让武则天和刘仁轨随自己一同前往剪彩。

刘仁轨见到殿内高悬的几面大铜镜,冷不丁地开口评价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

这话中有话,让武则天听得颇觉刺耳。而唐高宗一听,赶紧命人拆了殿上这些铜镜。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驾崩,遗命皇太子李显继承皇位,史称唐中宗。在此之前,武则天以躲避关中大旱之名,将病重的唐高宗从长安移出,全家迁往洛阳居住。

作为唐朝首都,长安即便没有君主坐镇,其行政的重要性依旧不容忽视,所以,武则天出发前便将偌大的长安委托给刘仁轨打理。这也是武则天摆脱刘仁轨的宰相集团以及李唐宗室影响的重要举措。

此时,刘仁轨已年过八旬。虽然他不忍坐视“女主当政”,但这个时候他已然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左右唐朝的政局更迭。

光宅元年(684)二月,唐中宗李显遭武则天废黜。继承李唐基业的,是李显的八弟、豫王李旦。李旦上位为唐睿宗后,唐朝“政事决于太后”,而李旦本人则成了事实上的“虚位君主”,失去行动自由。

不久,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宣布改革唐朝官制,并降唐睿宗李旦为皇嗣,请立武氏七庙、追王父祖。她的逾矩行为,一度引起唐朝勋贵们以及亲信宰相裴炎等人的集体抵制。可不知是看惯了风云变幻,还是感受尽了世事沧桑,刘仁轨并没有奋起反抗,他只默默地递交辞呈,打算离开这个曾埋没他、又曾给予他施展抱负空间的朝廷。

听闻刘仁轨要走,武则天立即派人传旨晋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并派自己最信任的侄子武承嗣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抚慰他,挽留他。因为她知道,以刘仁轨四朝元老的威望,这位重量级人物的去留,将直接影响自己登基的难易程度。

武则天在信中称,刘仁轨“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但,刘仁轨早已预料到武则天会拿自己树立典型。在给武则天的回信中,他写道:“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很明显,刘仁轨是想借吕后乱政的典故,警示武则天不要胡来。

当然,刘仁轨此举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那就是不直接干预武则天专权,只将矛头对准武氏外戚干政。这在武则天看来,刘仁轨不仅规劝了自己的行为,还挽救了武氏族人,于国有莫大之功。

此后,无论刘仁轨有多想辞职回家,武则天始终都是一个态度:“愿(公)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垂拱元年(685)正月,刘仁轨病逝于长安,享年84岁。武则天闻讯,立即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并准许其陪葬乾陵。

▲乾陵无字碑。图源:图虫创意

刘仁轨死后五年,武则天登基称帝。在她心中,仍希望那些有威望的大臣家族能在此刻站出来劝进。为此,她专门找到了刘仁轨之子、太子中舍人刘濬,要他带领群臣向自己劝进。结果,刘濬以刘氏子孙不食周粟为由,断然拒绝,终为酷吏所杀。

刘濬被杀后,武则天做出了一个不符合她一贯酷烈作风的决定:她没有株连刘氏家族,而是“慷慨”地让刘仁轨之孙承袭家业,再续名臣之风。也许,在她强悍的外表之下,对于直臣及其家族仍存有隐隐的敬畏。

也许,刘仁轨作为一面传奇的旗帜,对于活着的人们仍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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