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学大寨的时期，陈永贵凭借其卓越的演讲才能，赢得了广泛的号召力与尊敬。他那地道的农民身份，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无数独特的色彩。一方面，正因为他深深扎根于农田，他总能将那些晦涩难懂的文件，巧妙地转化为农民们耳熟能详、易于理解的朴素语言，用群众自己的话语来触动他们的心灵，做实群众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一个几乎未曾踏足学堂的农民，能够展现出如此非凡的政治领导力，甚至攀登至副总理的高位，这无疑彰显了他才能的难能可贵与独特魅力。

在面对社员们的种种争议、分歧、沮丧乃至退缩时，陈永贵总能以其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领导力，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重新点燃社员们对生产的信心与热情。他擅长激发群众的斗志，培养他们面对困难、失败和灾难时的不屈精神，敢于斗争，勇于胜利。

例如，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灾，当时正在外地的陈永贵，雨一停便迫不及待地赶回大寨。那些在暴雨中奋战了七天七夜的村民们，一见到他便纷纷围拢过来，诉说着灾难带来的痛苦：“永贵，咱们的地被冲走了，庄稼也没了！”“家园也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望着眼前这片被毁的家园，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陈永贵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痛楚。然而，他深知此时绝不能让士气泄露。

于是，他沉稳地问道：“人都没事吧？”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坚定地说：“人在，就是最大的喜事。这场大灾如果发生在旧社会，咱们大寨即使死上一百人，剩下的也只会是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但现在，大灾之中我们无一人丧生，大灾之后我们也不会卖掉任何一个人。古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地是人修的，房是人盖的，只要有人在，什么都可以重新来过。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只有八百来亩贫瘠的坡地和二百多处破败的房屋。但解放十多年来，咱们大寨虽然还谈不上富裕，却已经拥有了新的土地和房屋。毛主席说过，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地冲了我们再修，房屋塌了我们再盖新的！”在他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重建工作，生产迅速恢复。

陈永贵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不脱农籍的副总理。即便办公，他也坚持不迁户口，不脱农籍，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人提议帮他转户口，他却坚决拒绝：“转那做什么？我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甚至当省里的一位领导帮忙将他和妻儿的户口迁往北京，手续都办完了之后，他得知后仍然不同意，最终只好退了回去。因此，陈永贵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他既是副总理，又是大寨大队的社员，这样的身份在世上堪称独有。

他同样是唯一不拿工资的副总理。陈永贵当时的全部收入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大寨每年给他记的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劳动工分；二是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需要到地、省开会以及到外省区作报告，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也就是说，他的全部收入就是工分加上出差补助。担任副总理后，国务院考虑到他开支大、收入少，每天给他1.2元的伙食补助，每月36元。陈永贵接受了国务院的补助后，便将大寨给他的工分钱退掉了。因此，他的全部收入仍然是两部分：出差补助和生活补助，每月共计136元。

此外，陈永贵还是唯一始终保持着农民装束的副总理。即便进入了中央工作，他的衣着依然十分俭朴。他总是一身农民装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夏天穿着白汗衫，冬天则换上黑对襟。只有在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访时，他才会换上中山装。他的饮食也非常简单，早晨通常是小米粥、馒头和老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就呼噜呼噜地吃下去了。尽管身居高位，他却从不摆架子，生活上从不追求奢华，也不搞任何特殊。

最后，陈永贵还是唯一要求对自己实行“三三制”的副总理。1974年8月他进京后，最初住在京西宾馆，但他觉得那里太过奢侈、浪费。不久，他便产生了搬家的念头，并多次向总理提出搬家请求。后来按照中央的安排，他搬进了国宾馆。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仍然感到不舒服。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反复权衡后，他于1975年5月致信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并提出了对自己实行“三三制”的方案：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奔波，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毛主席对他的这一举动非常赏识，欣然批准了他的“三三制”方案，并同意了他的搬家请求。

但后期，“农业学大寨”逐步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无垠，各地的自然条件、生产状况及耕作习惯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亦参差不齐。要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就必须兼顾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多行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共同进步。

然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却无视这些差异，不顾东南西北的地域特色，不顾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的多样性，盲目地以大寨这一单一的经验为蓝本，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其结果只能是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进入新时代，包产到户成为了新的潮流。

肥西县山南公社在1978年秋种麦时遭遇了严重干旱，无法播种。于是，有些村庄悄悄地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周围不少村庄也纷纷效仿。皖东的凤阳县、来安县的个别村庄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但都是瞒着领导进行的。中央文件下达后，省直机关对此议论纷纷，有些同志担心肥西作为省会合肥的近邻，并非偏远山区，如此明显违背中央规定，若不制止、不处理，恐怕会出问题。

省委得知情况后，于2月2日迅速派遣省农委的周曰礼、刘家瑞两位同志率领工作组进行调查，并于7日召开常委会，听取工作组的汇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万里在会上表示：“同志们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光宇同志对当年‘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有些同志对包产到户表示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有助于省委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现在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如果利大于弊，那就是好的。我们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在万里的主持下，省委决定在山南公社正式设立一个包产到户的试点，但不进行宣传、推广和报道。

1978年，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会议。陈庭元将调查报告带到了会上，并郑重交给了万里。这份报告，如同一股强烈的震撼力，深深触动了万里的心弦，使他夜不能寐，心潮澎湃。次日一早，他一见到陈庭元，便激动地表示：“小岗的材料太好了！我像看小说一样，一口气看了两遍……”在总结发言中，万里更是强调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会上，万里还高度赞扬了凤阳“大包干”的做法和经验。

1月24日，万里在王郁昭、陈庭元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小岗进行视察。他们挨门逐户地询问情况，对小岗人的做法和首创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各级党委大力支持小岗并推广其做法。在连续走访了十几户人家后，他们来到了严俊昌家。此时，全村的人都聚集到了这里。严俊昌端上了一大箩刚炒熟的花生，热情地招待万里一行。万里客气地摇摇手表示拒绝，严俊昌则幽默地说：“不要钱。”在场的人都笑了。这时，一位老太太开口说道：“万书记，以前想给你吃也没有，现在多了，也不在乎了……”万里闻言点头笑道：“那好！我带点给省委常委们尝尝你们大包干的成果！”

不久之后，在省委常委会上，万里将装满花生的一篮子“哔”地一声倒在会议桌上，高兴地大声说：“咱们先吃花生，再开会！……”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小岗大包干最好的宣传与肯定。此后不久，万里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旋即又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小岗大包干的成功经验，也在他的推动下，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