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吉林省吉长道吉林县有报号“靠山”绺子在五区流窜劫掠,所获物品清单包括:
名称
数量
单位
蓝市布女大衫
1
件
青坎布小套裤
1
条
毛宝大布男大衫
1
件
毛布男大衫
1
件
花旗小单裤
1
条
石蓝小布女大衫
2
件
大小袜子
6
双
花青羽细套裤
1
条
蓝花旗布女大衫
1
件
红大布小套裤
1
条
青坎布小坎肩
6
件
红大布小夹袄
1
件
狗皮裤筒
1
双
蓝布围裙
1
件
女肚兜
1
件
男女套鞋
8
双
靰鞡
3
双
麻花棉褥
20
条
白花旗被单
1
条
麻花棉被
1
床
牛毛毡子
1
条
洋面袋包袱皮
1
个
破包袱皮
1
个
猪肉
10
斤
小米/高粱米
500
斤
吉官帖
8
吊
银洋
1
元
角洋
15
元
银首饰
3
付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月,黑龙江省绥兰道安达县有报号“替天”的绺子大掌柜被擒,其自供:名尹青山,31岁,家有母亲、妻子、儿女,充任四区保董,实乃为匪。当年二月末在猫冬结束之后码人,因上年大账有亏空,遂带领绺子抓紧时间劫掠。
三月初十,在江北板子房抢骡马9匹。
三月十一,在李家学坊绑人票于姓家2名(放回1名)、程、李、刘三家各1名,又在刘家屯绑票陈姓家1名。
三月十三,在小城子砸窑,与围子大团接仗,未果。
三月十四,与大团再战,“替天”腿部受伤。
三月十五,在陈家西屯,绑人票陈、曲、傅、于四家各1名。
三月二十五,在摄王窝堡绑过路的包姓人票1名,抓大车数辆,载人票到南江沿等候赎回。
三月二十八,在福兴屯被包围,二柜毙命,“替天”与炮头“天恩”(原名刘发)、秧子房掌柜“双有”(原名丁宝珍)等一起被擒,人票被救下……
01
“当胡子,不犯愁,砸窑走马真自由;吃喝玩乐敞开造,花钱就像河水流;有枪就是山大王,抢完长白下濛州。”
以上这首胡匪歌是当年被绑票的当事人听胡子们哼唱过的,其中“长白”即今之吉林省长白县,而“濛州”则是靖宇县,当时都是木材行业兴旺,富庶程度冠绝东北,是胡子的理想劫掠目标,黑话就是“挣着了”!
但其中所谓的“砸窑走马真自由”、“花钱就像河水流”也就是自娱自夸而已,实际当不得真。
“胡子”作为旧时东北土匪的独有称谓,也是研究东北清末民国历史无法绕开的要素,原因就在于普遍性与广泛性,大小绺子多如牛毛,甚至一县之地同一时间段内保有绺子数能达到二三十个。比如吉林伊通在民国元年前后,境内绺子有:占西山、大五轮子、钻天鹞子、冯老俩、十四阎王、占忠良、石兰芝、孙傻子、交人好、青勾、东洋好、四海、双军、王土豆子、平满、刘不开面、占江龙、天红、北来好、明山、靠省、云中雁、李痦子……
民间流行一套磕:“大孤山的土匪,小孤山的贼,赫尔苏的窝主,谁也别说谁”。
这还是有报号的绺子,所谓“七人为局,八人为绺”,没有报号的更是数不胜数,比如打闷棍套白狼的跑单帮(称“单搓”)、举明火砸孤丁的小团伙(称“胡子的小舅子”、“二茬胡子”)。
人们一般认知当中的胡子,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住的地方是层峦重洞的“九群七十二堡”,有易守难攻的山中老巢,持刀枪啸聚山林,藐视官兵,冲州撞府不在话下,更是走马砸窑把地主老财治得卑伏的。
然而这只是想象中的胡子生活,都是受“二把刀”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这些作者对旧时东北绺子真实状态都是一知半解,只懂得一鳞半爪就敢卖弄。今天笔者索性火力全开,做一次最全面的讲解,算是为即将创作的小说作品确定整体世界观。
总体上看,胡子的生活远没有那么阔绰,饭难吃、衣难穿、窑难砸、钱难挣、路难行、命难保……
也没有那么自由,因为绺子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架构的团伙,讲的是五清六律。“五清”即大掌柜“耍”的清、崽子“打”的清、号令“传”的清、绺规“察”的清、线头子“带”的清,“六律”即私吞银钱毙之、横推立压毙之、私自潜逃毙之、泄露绺子机密毙之、临阵不听号令毙之、勾连外敌毙之。
而这五清六律具体遵守到何种程度却没有具体判断,绺子当中藉此名义格杀内讧屡见不鲜。
02
东北的胡子实际大部分都没有固定的据点,平时始终是骑着马处于流动状态,所以官府称胡子为“马贼”,百姓管胡子过境叫“过马队”。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避免被围剿,另一个是方便流窜劫掠。
而且胡子具有季节性,即每年深秋之后地寥场光的时候,就分了红柜、插了枪支,找大车店寄养马匹,然后有家的回家、没家的各显神通,是为“猫冬”,待来年春暖花开之后再码人(集合)。这是因为东北冬天酷寒难耐,而且失去青纱帐掩护之后,也不利于绺子隐蔽活动。
可以说,“春夏秋”这三个季节的胡子,与猫冬的胡子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集中表现在“衣”与“食”上。
胡子并不缺“滑溜叶子”(好衣服),除劫掠之外还可以随时“串叶子”(强迫别人换衣服),但却穿不出好样子。“飞尘走马”突出的是“飞尘”,与“接风洗尘”是一个道理——“洗尘”真的是洗去尘土。
以前都是土路,晴天时候走上去细土面子能没过脚面,更不用说打马飞奔。尤其是过马队掀起来的尘土铺天盖地,人人都是灰头土脸,雨水一淋又变成泥猴子,穿啥好衣服都白瞎。更兼为了抵抗风吹日晒,大部分胡子平时都不洗脸也不洗头,更不剃胡子——所以具体是什么造型可想而知,不会比流浪汉强到哪去!
至于“吃”就更不用提了,日常主食就是粗粮,即小米饭、高粱米饭、窝窝头,多数时候是就着咸菜、大酱,能炸一碗辣椒油就是改善生活了,所以绺子进村都会让老百姓提供海沙子(盐)、海沫子(大酱)、浮水子(豆油)。
旧时东北虽然是物阜民丰,但吃饱饭却仅限于粗粮,讨饭的走一圈就能要到一口袋大饼子,至于细粮就无能为力了。
因为稻、麦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很小,精米白面专供有钱人。
而有钱人要么是住在城里,要么是住在乡下围子大院。
胡子本身不事生产,劫掠一般百姓即使是敲骨吸髓也抢不到细粮,因为根本就没有!
想要细粮就得砸窑,黑话是“踢火坷垃”。
然而实际上,大部分胡子整个职业生涯都没砸窑成功过,所以日常窝窝头就咸菜也就不足为奇了。
(详请参见主页置顶文章《旧时东北绺子里胡子吃什么伙食:平时窝头咸菜,砸窑后当场解大馋》)
03
《孙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还是针对正规军而言,绺子是典型乌合之众,攻城略地实是强人所难。
围子大院都有又高又厚的院墙,四角设炮台,有持枪炮手日夜值守,埋伏的各种“陷坑”、“地枪”等更是防不胜防,每处机关都要拿人命填。
对于缺乏重武器的胡子而言,依靠拎枪走马攻下围子大院势比登天,更不用说附近屯围子之间还有“遇匪递枪”的协议,而县城的清乡局、预备警也不完全吃干饭。
强攻极少能砸进去,即使有那也是连旗(多个绺子合作)。
一般绺子砸窑都是依靠插千内盘,即收买围子内部人员充当内线,比如长工、炮手、马夫,此外还有姨太太。比如民国四年(1915年)吉林长岭报号“老二哥”绺子攻打马家大院,就是利用马家大老婆与三姨太之间的矛盾,将后者发展成内盘,里应外合砸了进去。
只是这种好事可遇不可求。
而且当时一县之地虽有几百上千村屯,但并非哪个村屯都有围子大院,这其中很多是仅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屯落。
一般来说,一县境内最多能有三五十个响窑,其中还得排除“顶清窑”(军政要员亲属的围子)、“活窑”(与绺子有交情的围子)。而且一旦砸进去也是涸泽而渔,为了震慑、扬威、宣泄而到处放火,不存在割韭菜意识,所以很少有“回生窑”(被砸之后东山再起)。
由此可见,砸窑不可能是常态。
而胡子要想吃上细粮肉菜,一个是砸窑成功之后杀猪锥牛,精米白面敞开肚皮造;另一个则是猫冬。
猫冬进了城镇,只要腰里有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饭馆子、花台子、海台子,有钱就是大爷!
而且还可以一改邋遢埋汰形象,穿上溜光水滑的体面衣服,当一回人上人。
有人要问:不怕被抓吗?
这就是胡子为何都使用报号的原因,在旧时东北有无数闯关东的关里人,人口流动性极大,户籍管理松散。胡子猫冬进城或回家探亲,只要用回本名,对外称“做买卖去了”或“淘金去了”,别人无从查证,随时洗白。
更不用说还可以去公主岭日本租界、哈尔滨俄国租界等治外之地趴风,随便折腾,所以胡匪歌有:“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
但猫冬享受生活的前提得是腰里有钱才行,比如在公主岭租界必须使用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俗称“老头票”),在金玉苑的温香暖阁宿夜甚至要花50元金票(1金票=1.2银元)。
那么,胡子既然砸窑困难,钱从何而来呢?
04
胡子最重要的来钱渠道就是“捆秧子”(绑人票),可以说捆秧子才是日常。一个成熟绺子的架构基本是四梁八柱,其中“秧子房掌柜”、“花舌子”、“字匠”都是专门为捆秧子而设,而“炮手”、“总催”等武装力量本质上也是为捆秧子服务。
甚至砸窑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捆秧子,因为地主老财积攒的金银不会放在明面上等着抢,要么是找隐秘地方埋起来,要么是存入官银号。砸窑成功之后能直接抢的仅限于头面首饰衣物、精米白面牲口等,至于房子、土地虽然更值钱,却没办法安个轱辘推着走。
那么,如果想要砸窑之后获得足够多的真金白银,就在临走前带上“秧子”(人票),定下高昂赎金,地主老财自己就会取出银钱乃至卖房卖地。
但前文也说过砸窑困难,那又该如何捆秧子呢?
在地主家附近守株待兔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地主家人在庄稼没髁之后即深居简出,甚至在家能连蹲两三个月,尤其是女眷。
而且在乡土社会,一个村屯有陌生人出入会引起极大警觉,更不用说大队人马潜伏在某地方很难隐匿行踪,而人少了不但捆不到秧子,反而可能会被打崩——旧时东北地主子弟那也是枪马娴熟,腰里插两把大肚匣子,再跟着俩扛枪的炮手,哪有那么容易捆。
所以,胡子捆秧子最常见对象并非地主,而是一般富户乃至普通百姓,这才是最令人破防的。
比如本文开头“替天”绺子短短半个月就捆了11个秧子,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
胡子信奉的是“蚊子再小也是肉”,虽砸不成窑,但普通人家的财物也可积少成多。但普通人与地主一样,银钱都不会放在明面上,所以本文开头“靠山”绺子抢了一溜十三遭,只到手1块现大洋。
劫掠普通人家,衣物属于重灾区。胡子抢到手并非自用,而是有“窝主”统一销赃。在劫掠之后再从各家带走秧子,逼着事主准备大项(赎金)抽票(赎人)。在这过程中,秧子房掌柜会惨无人道的“鞭秧子”,经常说:“秧子就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金”。
拷打花样手段数不胜数,令人不忍卒读。甚至会割下耳朵、剁掉手指、削去鼻子,并将零碎部件送到事主家,附信详细叙说拷打情形,令事主肝肠寸断……
抽票需要硬通货,即金条、现大洋、烟土,再就是奉票、吉官帖、羌帖等纸钞。如果有“活人的”协调说情,那么准备点心匣子之类的“小项”也能办事,甚至还有用一花篓鸡蛋甚至挑青菜担子抽票的,可见富有富的绑法,穷有穷的绑法。
也有绺子完全不开面,定赎金狮子大开口,动辄撕票。比如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长江好”绺子在吉林省安图县洗劫多地,捆走秧子36个。
因安图当地并不富裕,再经过一番洗劫烧杀,各家事主无力抽票,最终只有杜振威、范长林、杨乐亭这三个秧子存活(杜振威与绺子炮手同姓,范长林会说评书,杨乐亭能唱评剧)。
05
对于中小型绺子而言,劫掠普通人家才是真正的日常。这还算好的,百姓最怕的是举明火砸黑窑,这类胡子平时就是庄稼人,农闲时三五成群组成临时团伙,趁夜砸进门户,点起灯火搜寻财物,连墙上钉子都不放过。
在劫掠过程中既不蒙面,也不报号,这就意味着不担心暴露身份,因为根本没想过留活口。
也有绺子并不热衷于捆秧子,毕竟这个实在过于丧良心,所谓“盗亦有道”。
那么,不捆秧子干嘛呢?答案是“别梁子”、“卡大线”、“登大轮”:
别梁子就是劫道,旧时东北常出远门没遇上胡子劫道的,就和某些年从未捅过嗓子的一样稀奇!遇到正经绺子劫道还行,顶多抢个精光,最怕下死手吃干抹净的杠子手、背死狗、套白狼!
当时农安县的沙岗子、梨树县的朝阳坡、怀德县的黑林子、伊通县的北山皮、舒兰县的珠琦川、瞻榆县的牛心套、依兰县的熊瞎子沟、林甸县的五撮房,等等,这些都是出了名的劫道地方,拜泉县更是全境号称“九反之地”……
卡大线即在水陆交通要隘设卡子收钱,比如民国十年(1921年)奉天省洮昌道双辽县有报号“满堂红”的绺子,在东辽河边上搭起芦棚,来往运货船只见一条劫一条,每条20块现大洋不议价。
登大轮则是在客运汽车、火车上进行劫掠。
虽然并非所有的胡子都是伤村扰民,但不论如何都脱不开吃打食的身份,其从事其他经营也必然是与枪马武装相勾连。
对于局红管直的绺子而言,将“吃票”作为收入来源可算是站着把钱挣了。简而言之,“吃票”就是在伐木放排、货物集运、商贸交易的核心区域圈占势力范围,对货主、商旅的财货抽成。
吃票包括“吃排票”、“吃山票”、“吃金票”、“吃货票”、“吃赌票”、“吃花票”,等等。
比如“吃排票”,主要集中在松花江、鸭绿江,当时东北的长白、临江等地木材行业十分兴盛,采伐的优质原木顺江放排到船厂(今吉林市)、安东(今丹东市),绺子在各个险要隘口对放下来的木排按比例收钱。
“吃山票”是对放山挖参采药的抽成,“吃金票”是对开矿淘金的抽成,“吃货票”是对货物贩运的抽成,“吃花票”是对开设妓馆的抽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要规模尚可的客店、车队、赌场、妓馆、牙行、货栈、车站、码头、渡口,几乎背后都有绺子吃票,多则抽三成,少则抽一成。
绺子吃票有自己一套手段,会通过设立暗卡、坐线、底线等方式摸清财货规模,若是试图蒙混过关,一经发现即面临酷烈报复。
当然吃票也不是完全白吃,相当于交了保护费,腰杆硬,有的还会有恃无恐的宰客。实际这也不是旧时东北所独有的现象,要不怎么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呢。
甚至还有绺子开辟新的商业集镇,比如民国十年(1921年)的吉林县“海龙”绺子,在苇子沟开大集,聚拢办货老客进行交易,由“海龙”绺子提供安全保障,售卖钱款甚至可以申请带枪护送。
因为绺子的抽成比官方低,服务也好,以至该市集办得十分兴旺,堪称怪谈……
06
胡子砸窑、劫掠、绑票的目的都是求财,但对于“崽子”(普通胡子)来说,当胡子发财的希望并不大。
日常劫掠财物除了能留自穿自用的衣服、帽子、鞋袜之外,其他都需要统一上交。为避免私藏,绺子劫掠活动禁止落单,必须随时保持两人以上同进退。
财物上交之后再统一变卖折现,拨入大饷账目,由“粮台”负责掌握,绺子日常花销都是走大账,到了年底猫冬之前拉片分红。
分红计算方式是“人头身股”+“日常表现”。
人头:属于股份制,即崽子顶1.0身股,四梁顶1.8身股,八柱顶1.5身股,大掌柜顶2.0身股。假设有22.2块银元可分,则崽子能分1块,大掌柜能分2块,四梁能分1.8块。
表现:即平时前打后别、插千捆线立下的功劳,每次都会被记到册簿上,在拉片时由大掌柜负责评定赏金。
在实践中,大掌柜、四梁八柱会通过各种方式多贪多占,比如窝主销赃就有种种门路讲究,崽子搞不懂其中的弯弯道道,拉片时基本是到手多少算多少。
大掌柜、四梁八柱中饱私囊,猫冬时腰里能揣满“飞虎子”(大额的奉票、吉帖、羌帖),可以到城镇里醉生梦死。而崽子就只能去拉帮(套),或者是在大车店、木场子等地待着。
但大掌柜也不能太过分,否则崽子一年忙到头只分到三瓜俩枣,猫冬必要吃喝都不够花,那肯定也会要个说法,甚至搬来猪肉当众削肉——这代表要“起屁”(闹反)。
可见胡子当中能有资格放飞自我、享受身心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些好逸恶劳、不甘寂寞、野心勃勃的人而言,当胡子也确实是靠前的人生待选项。
一些有贼心、没贼胆的还闹出过笑话: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大友好”绺子攻打奉天省洮昌道梨树县境内大集镇——郭家店。
有个捡粪的老史头听说之后,就想要跟在绺子后面捡漏,于是卸下碾盘上的毛驴子去闯郭家店,老伴劝他:“老实在家呆着得了,胡子可不是啥人都能当的,胆子那都是上辈子修来的!”
“滚一边拉去,我打你个不会说话的!”老史头扇了老伴一个大耳光,径直而去。
结果等到地方天已经黑了,胡子早早撤走,来了警兵查镇子,就看到老史头在大街上骑着毛驴乱窜。
警兵问:“干啥的?”
老史头眼神不太好,只顾着卖弄学来的黑话:“踢四点柜子!”(攻打集镇)
警兵一拥而上,拖到大营里一顿好打,最后还是老伴卖了三亩地使钱把他领出来,见面就薅着袄领子扇一个响亮的大耳光:
“瞅你那死出,以后能老实的捡粪不?”
07
当是时也:
有驻扎在长岭县的奉军团长安排手底下一个营拉出去起局,只要每年能交上来五千大洋,其他挣到的自主分配,算是“承包制”。
有大地主表面是保董、乡绅,实际却是坐地分赃的窝主。
有庄稼人农忙下地干活,挂锄之后即邀集街坊四邻、老亲少友“别梁子”(劫道),不乏爷孙三代、老中青齐上阵。
有甩着响亮鞭花运输货物的大车队,屁股下面是长枪短炮,得便即干上一票。
……
匪患,是清末民国始终困扰着东北的一个难题,令无数百姓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东北匪患为何难平?其中原因是多个方面的:
第一,主观上不重视。那位曾长时间执掌东北的老张出身于绿林,对于民间起局建绺可能并不认为是大逆不道,反正基本盘在于种大豆,胡子只要别闹太过分就行,做大做强的直接招安。而当时东北胡子也确实极少有攻破县城的记录,根据笔者掌握资料,在事变之前只有依兰、佳木斯被攻陷过。
在以老张为首的上层集团眼里,胡匪属于疥痒小患;但对于百姓而言,却是切肤大痛!
第二,奉军剿匪不力。奉军是由两个部分构成,即国防旅、省防旅。国防旅最多时候有二十个,兵员素质、武器装备俱佳,属于精锐,但始终是在与关里势力打仗,包括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张,在中原大战更是十万精锐挥师入关。
而驻扎地方各个省防旅才是承担剿匪任务的,其兵员很多都是胡子招安而来,武器装备陈旧,不但指望不上,甚至反过来添乱。
所以剿匪更多是依靠地方的团勇、团练、警防队、预备警等,这些要么是属于民间自卫武装,要么是隶属“清乡局”的警兵,而即使是一县之内的警务也会划多个区,各设警分所,剿匪各自为战,只顾着把胡子从本区赶出去,导致剿而不灭。
实际也别怪剿匪不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海龙厅河洼乡团练长李振武为保护百姓,率部击毙胡匪多人,其中有一匪名冯玉芳,乃冯德麟胞弟。后冯德麟发迹,担任陆军第28师中将师长,命人残忍杀害李振武……
第三,户籍管理松散,人口流动性大。旧时东北人口大部分是闯关东而来,随来随走,而且人口密度也低,山野林地黑户众多,淘金的、伐木的、放排的、跑山的——尤其是伐木工,多达数万人,分散在密林当中的数百个山场子,无从管理。以上导致胡子很容易潜居民间,从匪似乎并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随时可以洗白,所以将起局建绺、入伙挂柱视作家常便饭。
第四,民风剽悍,枪支俯首可拾。能下定决定背井离乡闯关东的,而且还一路艰难险阻走来最终落下脚的,都不是泛泛之辈,让他们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比死都难,初代的胡子也确实多是逼上梁山。
而旧时东北民间枪支保有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富户都有快枪,穷的也能置办一杆洋炮,再加之临近科尔沁蒙古草原,马匹获得极容易,于是几乎随处都有拎枪走马的硬件环境。
08
在伪满成立之后,各个绺子有的加入抗日组织,成为“山林队”;有的投靠日本人,成为走狗爪牙。
而既不抗日也不投敌的绺子,最终所剩无几,只有黑龙江小兴安岭一带的深山密林当中还活跃屈指可数的几个。
这是因为日本关东军为了压缩抗联生存、活动空间而实行归屯并户,在东北农村地区修建臭名昭著的“集团部落”。在此情况下,战斗意志无比坚定的抗联尚且无法继续存留,被迫北上入苏,就更不必说胡子了……
“八一五”之后,北满黑龙江一带匪患更甚,但除了“座山雕”、“许大马棒”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伪军,在内部架构、绺规清律、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与真正的胡子有所不同。
在经过民主联军的清剿之后,至1947年东北匪患已绝,存活的胡子也回归了正常人的身份——东北最后一个绺子大掌柜,报号“小白龙”,家住吉林磐石北石砬子村,活到了千禧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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