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起义埋葬了秦王朝，继之而起的是刘邦与项羽争夺全国统治权的角逐。“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刘邦)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经过五年(公元前206年一一前202年)浴血奋战，兵寡力弱的刘邦居然能消灭劲敌项羽，开创统一的西汉王朝。

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由于战争指导双方抱有不同的人才观，执行相反的用人政策，使得汉军能够适应而楚军无法适应这场战争的特点，从而导致刘胜项败的结局。那么，他们二人的用人理念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楚汉战争的特点，在政治上，是一场由各诸侯势力参加、并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大混战；在军事上，是正面战场极为狭窄，侧面和敌后战场却非常广阔；在经济上，是一场拼兵力、财力的持久消耗战。

因而，谁善于利用矛盾，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争取多助，就能壮大阵容；谁能稳定正面战场的进退，掌握侧背战场的利弊，就能控制全局；谁有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兵源、粮源接济，就能拖垮对方，获得胜利。要适应战争的这些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拥有和重用各方面人才。

张良是帮助刘邦适应楚汉战争的政治特点、统筹全局的出色谋士。他帮助刘邦麻痹、瓦解、孤立敌手，积聚、团结、壮大己方力量，促使各派势力反楚归汉，其一言一计皆在紧要关头改变形势、影响全局。试举数例：

其一，灭秦之初，刘邦愤项羽“为天下宰不平”，负气欲与之单独决战之际，张良劝刘邦就封蜀汉，麻痹敌手，“烧绝栈道，……示项羽无东意”，养精蓄锐，拥兵观变，等待时机，后发制人。后来，项羽卷入新王、旧王之争，与齐、赵兵连祸结，刘邦得以乘机起兵，从容还定三秦，联合反楚势力，“部五诸侯兵……东伐楚”。

其二，刘邦灵壁会战失败，“诸侯复倍(背)汉与楚，”旧的统一战线破裂，孤立无援、濒于绝灭之际，张良又推动刘邦建立新的统一战线，从己方阵营之内推举韩信，中间势力里挑出彭越，从敌人营垒中选择英布，作为破楚取胜、扭转败局的“可与共功者”。刘邦采纳此议，“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其三，刘邦误信郦食其书生之见，作出“复立六国后”的错误决定，张良及时陈说利害，“游士各归事其主，……陛下与谁取天下”，加以劝阻，避免了人为的混乱。

其四，当战局发展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的有利形势，“汉王欲西归”，竟然与楚约和，中分天下，张良极力劝刘邦，乘楚军东返，“因其机而遂取之”，急击勿释。又为他调解与大将的关系，先后立韩、彭为王，齐心协力，一举消灭项羽的残余势力。

可见，刘邦赞叹“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殊非虚语。

韩信是帮助刘邦掌握楚汉战争军事特点、扭转战局，立下辉煌战功的卓越将才。当刘邦集结主力在狭窄的正面战场上与项羽苦苦相持之际，韩信仅率偏师数万横扫千里，独当一面，破魏、定赵、降燕、据齐，“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如一把利刃插入楚国的侧背，开辟了广阔的侧后战场。

他的外线作战，把依违楚、汉之间的许多诸侯国定为汉郡，形成三分天下汉有其二的局面。刘邦的主力部队困于京索之间，屡次丧师失众，处境危厄，“恒患寡而夺人之军”，韩信却四次“发卒佐汉”，把自己扩充、编练的新军数十万派赴正面，“诣荥阳以距楚”，尤属难能可贵。

加之，彭越军与之遥相呼应，在楚军后方“往来为汉游兵”，“烧楚积聚”，这才挽救了正面战场的危局，最后，韩信又消灭了由龙且率领援助田荣的二十万楚军，并亲统三十万齐军会战垓下，统一指挥各路汉军，消灭了项羽的残余部队。刘邦赞誉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实为至论。

肖何是帮助刘邦适应楚汉战争的经济特点、镇抚后方、供给前线的治国能臣。他以丞相的权位，先后镇抚巴蜀和关中，巩固后方根据地。由于他及时“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才使得彭城新败后的汉军“复大振”，“楚以故不得过荥阳而西”。

其后，每当前线失利，“汉王数失军遁去，(肖)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依靠他“在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源源不断地供应兵卒粮草，刘邦才能够“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食”，勉力撑持危局，最后终于形成“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疲)、食绝”的局面。为此，刘邦称许肖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精道”，是建立了万世功勋，列为功臣第一。

汉五年，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他大会群臣，总结“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的经验教训时说：张良、韩信、肖何“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他们确是谋士、良将、能臣这三方面人才的杰出代表人物。可见，人才的有无及其才干能否得到发挥，是决定楚汉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战争之初期，楚方人才济济。为时不久，韩信、陈平、英布等将略英才先后择枝而飞，转入汉王帐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完全成为孤家寡人，项羽之“失”人才，导致“失天下”，刘邦之“有”人才，导致“有天下”，在人才上的得失盈虚，是楚、汉两家执行了截然相反的用人政策的鲜明对照。

刘邦颇有自知之明。鸿门宴前，张良问他：“料大王之卒足以当项王乎？”刘邦直率表示：“固不如也”。韩信在拜将台上也当众相诘：“大王自料勇仁悍强孰与项王？”刘邦亦坦然自承：“不如也”。

食其初谒刘邦，就面折之曰：“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公然声言比他高明，刘邦非但不动怒，反而虚心求教。直到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他还对群臣宣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肖何，吾不如韩信。正由于刘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竭诚求贤，重用比自己高明的各方面人才。

项羽自命不凡，独断独行。政治上听不得反对意见，“蔡生”劝其称王关中，一言不合，竟遭鼎烹；军事上自诩刚强善战，徒逞匹夫之勇，“而不能任属贤将”，讨齐、攻汉、击彭越，皆亲赴戎行，虽然“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但一己之身不能兼顾几个战场，大局已失，独木难支。

司马迁讥讽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以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犹自哀叹，天亡我也，“岂不谬哉”！确为千古公论。

刘邦知人善任，用人信实，因材授职，倚重不疑。韩信初归汉，尚未知名，肖何识之，荐其“国士无双”，刘邦即破格提拔，拜为大将，“一军皆惊”。彭越起初无所归属，及其率兵三万投汉，刘邦即“拜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委以骚扰楚军后方的重任。肖何“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刘邦倚用为相，“辄便宜施行……专属任(肖)何关中事”。

楚都尉陈平自亡归汉，刘邦即授为汉都尉，令其参乘，尽护诸将，当陈平献反间计，提议用金钱离间楚国君臣时，刘邦遂“出黄金四万斤，予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郦食其、陆贾等人善于言辞，刘邦用为说客，常使其出使诸侯，这些人得以各展所长，故收效显著。

项羽却偏听偏信，轻启疑窦。老臣范增相从最早，情谊极厚，洞烛敌情，赞画尤力。楚使受汉君臣愚弄，中陈平的反间计，归报项羽，谓范增私通汉王。

项羽从此“大疑亚父”，对范增的谋画“不信，不肯听”，进而“稍夺之权”，自损股肱。陈平又在楚军中散播谣言，“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

刘邦推行了二十等爵制，能饶人以爵邑，诸将立功於前，受赏紧随於后，不少卒吏积军功屡迁至将。陈平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御史大夫周苛死事荥阳，刘邦当即将苛弟周昌由中尉超迁为御史大夫。

由此将士愿效死力，例如：将军纪信假扮汉王诈降代死；王陵母被楚军俘虏，宁可自杀也不肯招降王陵。因而，尽管刘邦屡遭危厄，其部将从无背叛降敌者。

项羽相反，缺乏容人之量，往往小过大罚。例如，英布本是项羽的爱将，“数以少击众”，战功显赫，受封九江王，仅仅因项羽伐齐时，英布未能带兵亲赴戎行，“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诮让”，迫使英布叛楚降汉。

由于项羽“於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

用人与自用，信人与疑人，赏人与责人，是截然相反的政策，正由于用人政策高下相判，汉军由弱增强，楚军由强减弱，终致强弱易形，胜败易势。

司马迁引世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作为军事、政治领袖，总是希望集英才于麾下。史书中固然有刘邦将兵所过“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的记载，也不乏项羽“恭敬爱人”的定评，称其“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颇具长者之风。因此，刘、项用人相异的底蕴，并不在于他们主观上是否重视人才，而在于他们客观上以什么作为标准来判别人才。

项羽出身于楚国没落贵族世家，从小受叔父项梁熏陶，学书，学剑，学兵法，所交游皆士大夫，全盘继承了旧道德，他“好苛礼”，喜繁文缛节，严尊卑之序，取人以名，把“亲”和“尊”作为人才标准，形成“亲亲”、“尊尊”的人才观。

刘邦家世寒微，“不能治产业”，妻儿都“居田中耨，”作为泗水亭长，他本人也“常告归之田”，未受到系统的旧礼法教育，故而“非有上下礼节”，取人以实，把“贤”和“能”作为人才标准，形成“尚贤任能”的人才观。

项羽是楚人，自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唯楚是亲，他杀韩王成，却派楚人郑昌王韩，又派楚人项佗相魏，故而韩人张良，齐人蒯通、安期生都不肯为其所用；项羽是武人，故唯武人是亲，龙且、钟离昧、周殷等武将颇受信重，故孙通等文人却不屑一顾；楚王姓项氏，故楚军中“非项氏莫得用事”，徵之史册，项伯为左尹，项佗为魏相，项声、项庄、项冠、项悍皆为将军。帐下枉集贤才而不识，“虽有奇士不能用”。

刘邦也是楚人，识才却不以乡土为限，而能“与天下同其利”，有天下观念，念念不忘“安有猛士兮守四方，”观刘邦麾下，起于沛县旧属有肖何、曹参、周勃、樊哙、卢绾、夏侯婴；拔自卒伍有傅宽、王陵、靳歙、郦商、灌婴；降自敌军有楚人韩信、叔孙通、陈平、英布；从中间势力三晋一带争取归附的有韩人张良、韩公子信，魏人彭越、魏豹，赵人张耳，秦将李必、骆甲等。“豪杰英才皆为之用”，“天下之士归于汉王”。

楚汉相争之际，那些不屑为项羽收用或不被重用的奇才良士，无例外地都是出身微贱的人：陈平寒微，“每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尝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英布“本布衣，坐法黥，论输骊山”为徒；彭越则“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项羽轻视出身微贱之人，故不能“听大度之言”。

刘邦恰恰相反“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果有用兵之谋，治国之才，纵使“盗嫂受金”，亦用之无疑，所以军中主要将领都出身微贱，樊哙是狗屠，灌婴乃缯贩，夏侯婴为御，周勃是小手艺人，肖何、曹参是县吏。

正由于项羽以亲疏、贵贱为才否，刘邦以贤佞、能拙为才否，故而，一大批真才实学之士由楚游移而归汉。这些人在楚无足轻重，入汉却倍受重视。韩信自述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方能在楚汉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识才方能求才，爱才方能用才，判别人才的标准和人才观的正确与否，是刘、项用人得失的根源；而刘、项用人的得失，又是楚汉战争胜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