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王美兰谈及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透露一个关于毛主席的真相

世人皆知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却鲜有人知他也是一位饱经痛失之苦的父亲。1988年，在一次特殊的采访中，毛主席第一任秘书长李六如的夫人王美兰，道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那是在延安时期的一个特殊夜晚，当她向毛主席汇报完贺子珍在莫斯科的情况后，这位平日总是面带微笑的伟人，竟然反常地提前休息了。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贺子珍会独自在莫斯科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而毛主席听闻消息后的反应，又透露出什么样的内心世界？

一、王美兰眼中的毛主席与贺子珍

1942年深秋，延安的窑洞里，王美兰坐在毛主席对面，向他汇报着在莫斯科的见闻。作为李六如的夫人，王美兰与毛主席的交往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35年，李六如就被毛主席任命为首任秘书长，此后李六如夫妇便与毛主席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

在莫斯科的那段岁月里，王美兰与贺子珍成为了邻居。两人都是来自延安的同志，又都是为了治病而来，很快便熟络起来。那时的贺子珍，身上还留着长征时期的弹片，时常发作的伤痛让她难以入眠。更令她痛苦的是，在莫斯科期间，她失去了刚出生不久的第六个孩子。

王美兰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月，恰逢莫斯科寒冬。那段时间，她经常去贺子珍的房间，给她送些热汤。有时候，王美兰会发现贺子珍一个人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连饭也不愿意吃。

回到延安后，王美兰第一时间就向毛主席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她详细说明了孩子因肺炎夭折的经过，以及贺子珍之后的精神状态。在谈话中，王美兰注意到，往日总是神采奕奕的毛主席，表情变得异常凝重。

这次谈话发生在1942年11月的一个傍晚。当时延安正值寒冷季节，窑洞里生着一堆炭火。王美兰清楚地记得，当她说到贺子珍整日以泪洗面的情形时，毛主席手中的烟斗突然停在了半空中。那天晚上，一向工作到深夜的毛主席，破天荒地在天黑后就回了自己的窑洞。

次日清晨，王美兰又被叫到了毛主席的窑洞。这一次，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莫斯科的生活起居，包括她的饮食习惯、作息时间，甚至连她每天都在读些什么书都一一过问。之后，毛主席委托王美兰给在莫斯科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多关照贺子珍的生活。

1943年初，经过中央批准，王美兰随丈夫李六如前往重庆开展统战工作。临行前，毛主席再次找到王美兰，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在那次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他已经安排人将一些中药材和延安特产托人带去了莫斯科。这些细节，直到1988年王美兰接受采访时才首次对外讲述。

二、贺子珍在莫斯科的艰难岁月

1940年春，贺子珍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漫长旅程。这趟行程的起因是她多年积累的伤病需要治疗。在长征途中，她曾多次负伤，其中最严重的是在过草地时留下的旧伤。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延安的医生建议她到莫斯科接受更好的治疗。

抵达莫斯科后，贺子珍被安排在位于郊区的一处疗养院。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寒冷，与延安的气候大不相同。据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李富春回忆，贺子珍刚到时，每天都要穿着厚重的棉衣，但仍然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

在莫斯科期间，贺子珍的生活并不轻松。除了要照顾两个孩子，她还要坚持每周三次的治疗。苏联医生诊断后发现，她的伤情比预想的更为复杂。除了旧伤未愈，长期的革命工作也让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治疗过程漫长而痛苦，有时一次治疗就要持续数小时。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莫斯科的局势随之紧张起来。所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都面临着疏散的可能。当时负责联络工作的王稼祥立即组织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安置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同志们。最终决定将她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在战争期间，贺子珍和孩子们被转移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这座中亚城市虽然远离战火，但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当地物资紧缺，连基本的日用品都难以获得。更令人揪心的是，年仅几个月大的小女儿因为突发肺炎，在当地医院救治无效后去世。

1942年初，随着苏联战局的好转，贺子珍又回到了莫斯科。这时的她已经瘦得令人认不出来。据同期在莫斯科的康克清回忆，贺子珍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白天也很少出门。为了排解寂寞，她开始自学俄语，并阅读大量的俄文书籍。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贺子珍始终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她用工整的字迹记录下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包括孩子们的成长、治疗的进展，以及对祖国的思念。这些日记后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着一位革命者在异国他乡的坚韧与付出。

1943年夏天，经过几年的治疗，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此时的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她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然而，由于战争影响，返回延安的路途异常困难。直到1945年，她才最终踏上归途，结束了这段艰辛的莫斯科岁月。

三、王美兰揭秘延安时期的特殊往来

1988年的那次采访中，王美兰还披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延安时期，她曾多次担任毛主席与在莫斯科的贺子珍之间的联络人。这种特殊的往来始于1941年，当时王美兰因为丈夫李六如的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于延安和莫斯科之间。

每次从莫斯科返回延安，王美兰都会带回一些贺子珍的近况。这些消息往往在傍晚时分传达，因为那时是毛主席工作之余相对清闲的时候。据王美兰回忆，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她带回了一封贺子珍亲笔写的信。这封信是用很薄的纸张写成的，经过长途跋涉后已经有些破损，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在延安，王美兰还承担着为贺子珍采购和邮寄物品的任务。每逢有同志要去莫斯科，毛主席都会让王美兰准备一些延安特产。这些物品包括陕北的红枣、核桃，还有一些中草药。特别是在得知莫斯科物资紧缺后，这些来自家乡的物资就显得格外珍贵。

1942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导致贺子珍失去了最小的孩子。这个消息传到延安后，毛主席立即安排王美兰联系在莫斯科的医疗团队，询问详细情况。同时，他还托王美兰带去了一些安神的中药，这些药材都是延安的医生特别配制的。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王美兰见证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每当有同志从莫斯科回来，毛主席总是会详细询问贺子珍的生活状况。有一次，得知贺子珍在莫斯科的居所采光不好，他立即让人联系苏方，要求改善住宿条件。

1943年春天，当得知贺子珍开始学习俄语后，毛主席还特意托人带去了几本中俄对照的书籍。这些书是他从延安的图书馆里精心挑选的，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王美兰记得，这些书被小心地用油纸包好，以防在长途运输中受潮。

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不容易。有时候，一封信要辗转多地，经过数月才能送达。但即便如此，这种特殊的往来从未中断。王美兰和其他同志们轮流担任信使，将延安的关怀传递到远方。

这种往来一直持续到1945年。当年春天，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返回延安的路途逐渐畅通。在得知贺子珍即将启程回国的消息后，毛主席再次通过王美兰，安排了详细的接应计划。为了确保路途安全，他特意让几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护送贺子珍一行回国。

在王美兰的记忆中，这段特殊的往来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它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联系，更体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革命同志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些往来的细节，直到1988年才首次被公开讲述，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四、毛主席的特殊安排与深切关怀

1942年深秋的一天，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王美兰外，还有几位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加强与在莫斯科同志们的联系，特别是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莫斯科当时的具体情况，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首先，他安排设立了专门的联络小组。这个小组由三名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专门负责与莫斯科方面的沟通工作。每个月必须保证至少有一次信息往来，即使在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不例外。同时，他们还要负责收集整理来自莫斯科的各类信息，确保消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其次，毛主席特别关注医疗保障问题。在得知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们面临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后，他立即与苏联驻延安的医疗专家进行沟通。通过多方协调，最终为在莫斯科的同志们争取到了更好的医疗条件，包括定期体检和专门的营养补给。

1943年初，随着战况的加剧，物资运输变得更加困难。毛主席便开始采取新的办法。他让延安的后勤部门专门准备了一批耐储存的物资，包括中药材、干果等，分批通过不同的渠道送往莫斯科。为了确保这些物资能安全送达，每批都指定专人护送，并事先规划好多条备用路线。

在生活起居方面，毛主席的安排也十分细致。他让人专门收集整理了一些在莫斯科生活的实用信息，比如如何在寒冷天气里保暖、如何调整作息时间等，这些建议都通过书信的形式传达给了在莫斯科的同志们。

1944年春天，当得知莫斯科的住房条件不够理想时，毛主席再次采取行动。他通过外事部门与苏方进行协调，要求改善居住环境。经过多次沟通，最终为同志们争取到了更好的住所，这些新住处不仅采光更好，还配备了更完善的取暖设施。

教育问题也是毛主席十分关心的。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有不少人带着孩子。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毛主席专门安排人收集整理了一批适合孩子们学习的教材，包括语文、历史等科目的课本。这些教材都经过仔细挑选，既要符合祖国的教育要求，又要便于孩子们在异国他乡学习。

此外，毛主席还特别关注同志们的精神生活。每当有同志要去莫斯科，他都会让人准备一些延安出版的书籍和报刊。这些读物包括《解放日报》合订本、革命历史著作等，为远在异国的同志们提供了了解祖国动态的重要窗口。

这些特殊的安排持续了整整五年之久。从1940年到1945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这种关怀也从未间断。每一项安排都体现了细致入微的考虑，每一个决定都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感。这些具体措施，通过王美兰等同志的回忆，让我们得以窥见那段特殊岁月中的点点滴滴。

五、贺子珍返回延安后的革命生活

1945年春天，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贺子珍终于踏上了归途。这条回延安的路线经过精心设计，途经新疆、甘肃等地。为确保安全，一支由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的护送队全程陪同。其中包括在莫斯科工作多年的医生张晓梅，专门负责途中的医疗保障工作。

返回延安后的贺子珍立即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她被安排在延安妇女大学担任教员，主要讲授妇女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两门课程。在教学工作中，她将在莫斯科的见闻融入课堂，为学员们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据当时的学员马玉芳回忆，贺子珍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她讲述的苏联妇女参与社会建设的故事，给许多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6年初，延安妇女大学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劳动。贺子珍带领学员们开垦了一片荒地，建立了蔬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不仅解决了学校的部分副食供应，还成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在劳动过程中，她将在莫斯科学到的先进农业知识传授给学员们，比如如何科学规划种植区域，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等。

同年夏天，延安举办了一次重要的妇女工作会议。贺子珍在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苏联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她特别强调了教育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其中很多内容被写入了会议决议。

1947年初，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包围日益紧迫，中央决定疏散部分机构和人员。贺子珍接到任务，负责组织妇女大学的转移工作。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带领师生们将重要的教学资料和设备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确保了教学工作的延续。

转移期间，贺子珍始终坚持工作在第一线。白天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晚上还要组织学习讨论。一位参与转移的学员后来回忆说，即使在最艰苦的行军途中，贺子珍也没有放松对大家的教育工作。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讲述革命斗争的历史故事，鼓励同志们坚定信念。

到达陕北新的根据地后，贺子珍又投入到创办妇女干部培训班的工作中。这个培训班采用了新的教学方式，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学员们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还要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这种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贺子珍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支前工作。她组织妇女同志们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建立了多个被服加工厂，为前线将士缝制衣物。在她的带领下，这些工厂不仅完成了生产任务，还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为后来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