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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世纪初，位于贵州腹地的龙场驿迎来几位远方来客，他们已经在路上跋涉数月，接下来要在这里羁留几年。为首的是新任龙场驿丞王守仁，可能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一次思想风暴将在大明王朝的荒远角落发生，这次思想飞跃，不仅为宋明理学续写篇章，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节点，而且余波激荡，影响波及近世及海外。

王守仁便是王阳明，这次思想风暴，被后人命名为“龙场悟道”。

阳明先生理学集刊印板 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摄影/‍‍‍‍‍‍‍‍‍‍‍‍‍‍陈中

向死而生王阳明

如何在贵州“龙场悟道”？

漫长旅行换来的并不是舒泰的终点，赫赫有名的“龙场九驿”之首，竟然连一座像样的接待站都没有。王阳明写道：“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这首五言古体诗被中国哲学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杨立华所称道，不仅因为其中朴实自然的诗意流动，情与景的切换与交融，还因为“无怨”。

摄影/‍‍‍‍‍‍‍‍‍‍‍‍‍‍尹刚

《王阳明年谱》载龙场（今修文）在“万山丛棘中”，

图为修文与黔西交界处六广河大峡谷山地景观。

在龙场，王阳明如何践行“君子之道”？

王阳明本来是有充分理由来“怨”的，他出身浙江余姚的书香门第，父亲王华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在京中担任高官，三朝元老。他自小才气逼人，有“成圣”的宏愿，考中进士之前，交往的人物已经是文坛与政坛的显要。

明弘治十八年（1505）十五岁的武宗朱厚照登基，纵容太监刘瑾等擅权，杖毙谏言的官员，数十人受牵连入狱，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正是因为温和提醒武宗善待谏官，结果被处以廷杖的责罚，下诏狱，贬谪出京，委以龙场驿丞——连九品都不及的一个小官，带着病齿与风湿的宿疾颠沛流离。这是他人生的重大挫折，王阳明说自己曾经历“百死千难”，应从这里起始。

今日对王阳明入黔艰难场景的想象复现。 来源/‍‍‍‍‍‍‍‍‍‍‍‍‍‍《我的1508 问道·十二境》

他的“无怨”也因为经历了宋明理学的洗礼，儒学在汉代之后衰微，唐代佛道二家尤为昌盛，士大夫常常陷于宗教迷狂，在遭受贬谪时又容易怨天尤人，而以“理性”为标志的宋代儒学复兴，使得士大夫普遍有高度的道德自律，在面对困境时保持风骨，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王阳明是要做君子的，“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何陋轩记》），但很快调适过来，诗文中时时透出活泼与生气。

王阳明种田所在的“西园” 今为贵州龙场王阳明研究院。 摄影/尹刚

面对青黄不接的绝粮处境，

他亲自开荒耘田，入山采野菜、伐薪柴——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

“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采蕨》

他也有沉痛的思乡时刻，但终归于面对困苦的达观——

“游子望乡国，泪下如心催”

《采蕨》

“薪水良独劳，不愧吾食力”

《采薪二首其一》

他最哀痛的一篇诗文，是被收入《古文观止》的《瘗旅文》。正德四年（1509）秋，自京城而来的吏目带儿子与仆人途经龙场，随后在龙场以西二十里的蜈蚣坡接连暴毙。王阳明得知消息，忙带童子前往掩埋，并写下祭文，是哀悼陌路，也是哀悼自身。他认为吏目等“瘴厉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而他“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

王阳明及童子掩埋亡者的三人坟。 摄影/陈伟红

当王阳明把自己置身于儒门弟子的序列，以文明传承者自居时，他的贬谪就有了文化与历史的纵深，他不可能不想到孔子 “厄于陈、蔡”，颜回“箪瓢屡空”，曾点“归咏春风”，和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训诫。先贤们已经做出示范，他只需去接受这场淬炼。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龙场留下的文字中，王阳明反复强调“君子”，一系列起居场所都围绕君子命名。

他一度居于天然溶洞，穴居阴湿，当地热心民众帮他新建了住宅，王阳明将新居命名为“何陋轩”，又建“君子亭”，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之意，设有迎客之所“宾阳堂”，也是以太阳为君子，标明心志。他在西园开荒种菜，又成立龙冈书院聚众讲学，首条训诫便是要求学生立志，立君子之志（《教条示龙场诸生》）。

修文县中国阳明文化园内 龙冈山上君子亭。 摄影/陆宇堃

“龙场悟道”，站在儒家“巨人”的肩膀上

在道德自律之外，王阳明也开始了重要的思想探索，龙场驿成为恰如其分的环境。“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这是《龙冈漫兴五首》的第一句，也是王阳明的心境写照。

面对仕途挫败与人生困顿，王阳明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对自己进行精神与道德上的自我要求，远离险恶政治环境换来时间与空间上的自由，他在孤绝之中向内自省，于龙场驿完成了思想飞跃。

在“居夷处困”之中，他观察物理，也观察人心。贵州学者汪建初提到，王阳明多次在诗文里写到贵州乡民的质朴性情，如“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何陋轩记》），“语庞意颇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等。与凶险的官场相比，他在龙场收获了诸多善意，发现不曾读书、性情真挚的人，却更容易接受教化，进而在《象祠记》里提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观点。

今日对王阳明如何在龙场悟道向学的想象复现。 来源/‍‍‍‍‍‍‍‍‍‍‍‍‍‍《我的1508 问道·十二境》

贵州修文县城还保留着王阳明研读易经的“玩易窝”与曾起居的“东洞”（阳明洞）。从外表看，“玩易窝”像一个布满绿地的公园，内有一个山包，山包下是洞穴，沿着石阶而下，洞穴幽深，岩壁湿滑。

修文民间学者杨德俊1989年开始在县文物管理所工作，是最早参与寻访和保护王阳明修文遗迹的专家。他在1990年代筹集经费，带人清理被破坏严重的玩易窝，发现了洞顶“阳明玩易窝”的石刻文字。石刻是王阳明离开此地80年后，由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题写，成为玩易窝遗址所在的重要证据。

杨德俊指出现在位于“玩易窝”对面的油箩街应为龙场驿原址，而“玩易窝”所在的“小孤山”也不复五百年前原貌。古时“玩易窝”地势较高，山体结构未遭破坏，岩壁应该更为干燥，更像是王阳明觅得的一处洞天福地，用来体悟天理。

玩易窝玩易窝遗址洞口的喀斯特山体。 摄影/陈伟红

钱德洪所著《王阳明年谱》中有如下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惊呼，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被后世津津乐道的“龙场悟道”，似乎得到仙圣点拨，睡梦中的王阳明醍醐灌顶，得出向外物求理是不对的，应该转而向内求索的觉悟。《年谱》的描述充满神秘主义，也成为影响后世观念的主流，仿佛“龙场悟道”是一种顿悟。但相比一夜彻悟，“龙场悟道”更像是一种渐悟，是长时期思考探索的成果。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王阳明随身的读物可能只有《易经》，每日坐在石洞里，默记所学经典，有所感悟时就记录下来，大概花了一年又七个月的时间，把五经要旨阐释了一遍，写就《五经臆说》一书，特别指出“盖不必尽合于先贤”（《五经臆说序》），就是说，跟前辈——指朱熹相比有所不同。

龙冈山阳明洞洞内的场景。 摄影/陆宇堃

宋代儒学复兴可以追溯到周敦颐，到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后世被树立为规范，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王阳明对朱熹通过格物来求理的论断一向抱有怀疑。杨立华认为龙场悟道，王阳明首先悟出的就是“知行本体，也就是知行合一”“这是奠定王阳明思想的重大突破，是个人原发性思想创造的初步形成。”此后，“他的思想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

从龙场到贵阳

王阳明如何贯彻“知行合一”？

“知”与“行”是儒家学者一直在探讨的一对概念，提起知行关系，国人未必了解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首先跃入脑海的大概率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贵阳讲学交友期间遍访人文胜迹 图为其曾留诗的东山来仙洞。 摄影/陈伟红

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有过许多阐发，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顾东桥书》），好比在道理上明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就还是“未知”，这是因为私欲遮蔽了本心。在一个文明里成长起来的人，不用特别的教化，不可能不知道善恶是非，而之所以不能践行，就是因为被私欲蒙蔽了真知，只有通过不断去除私欲，才能让良知得以彰显，也即宋明理学家都坚持认为的“存天理、去人欲”。

到了晚期他把这一切总结为更简易直接的“致良知”，“致”有行的意思，致良知就包含了“知行合一”。”尽管“致良知”是在离开贵州许久之后提出的，但王阳明自己也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

儒家典籍里如何看待“知”与“行”？ 制图/九阳

贵阳文明书院

如何成为王阳明传播心学的“桥梁”？

王阳明在龙场期间，他的同乡毛科正以提学副使的身份“提调学校兼督理屯田”。

弘治十六年（1503）毛科到任时，迫切想要提振当地文教事业。第二年，毛科觅得一处废宅，连同附近民宅一起买下，兴建书院和提学分司，建造过程中居然挖出一块残碑，显示这里曾是元代“顺元路儒学”所在，此后又建“文明书院”，故新建的书院沿袭旧名。文明书院遗址位于现今贵阳市中心大十字附近，在市府路与法院街的交界，如今只余一块石碑标明位置予以纪念。

今日对王阳明在贵阳传道讲学场景的想象复现。 来源/‍‍‍‍‍‍‍‍‍‍‍‍‍‍《我的1508 问道·十二境》

正德三年（1508），毛科邀请王阳明来此讲学，对于毛科的邀请，王阳明赋诗一首《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予以婉拒。次年，毛科的继任者席书再次邀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执教，与此前文明书院湮没于断壁颓垣的命运不同，文明书院载于史册的故事拉开序幕。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到十二月，王阳明在文明书院登堂教学。席书亲自率领诸生一同聆听。从席书写给王阳明的信件看，王阳明在书院讲了《春秋》中的“春王正月”一段。以当时他已经在撰写《五经臆说》推断，讲授的应该是自己对儒家传统经典的心学诠释。

如果说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那么在文明书院，他的学说得到了检验和传播，所以有王阳明在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的说法。

贵阳文明书院的历史发展。 制图/九阳

在撰写于当年冬天的《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中，席书提到“历代文运，必积百余年而后有大儒”，而明代至今一百四十年来“未有妙契濂洛之传，足当太平文运之盛意者”，则是“有待於今”之阳明也。

这个预言是对的，此后人们总结宋明理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程朱陆王”，前两者为“理学”派代表，后两者为“心学”派代表，而明代只有王阳明一人而已。

王阳明三代弟子郭子章助力修建的甲秀楼， 见证了贵州文教发展的历程。 摄影/陈伟红

走出贵州的王阳明

带来一场“心学风暴”

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王阳明匆匆告别贵阳，前往江西庐陵担任知县。从前后留下的诗文看出，此时他的精神风貌与两年前已经不同，心态与学问都得到锻造，38岁的王阳明以全新姿态走入波澜壮阔的人生下半场。

如果说在两年前的贬谪之路上，王阳明先是充满浪漫情怀，其后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惨淡；那么这次的离别之路，有着留恋，更多则是意气风发，迫不及待要与人分享龙场之悟。他途径镇远府（今镇远县），经水路离开贵州，在镇远写下《镇远旅邸书札》，对贵阳诸生叮嘱不尽。

王阳明曾讲学的南京鸡鸣寺。 摄影/张健

从贵州、湖南到江西，漫漫三个月间，他沿途讲学，宣扬于静坐中体认心中之理，倡导“知行合一”。正德五年（1510）初，王阳明在辰州府龙兴寺讲学一个多月，吸引千余名士子，是他生平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讲学胜会。在《与辰中诸生》中他写道：“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怏也”。

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的主要讲学活动。 制图/九阳

三月，他到达江西萍乡，再次拜谒了濂溪祠。两年前，在去往贵州途中他留下一首《萍乡道中谒濂溪祠》，写道：“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千年私淑心丧后，下拜春祠荐渚蘋。”讲的是自己对于理学开宗人物的崇敬。而此刻他的心情是：“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再过濂溪祠用前韵》）显然已有了学术上的自信，批评朱熹的“支离”与“雕刻”，感慨周敦颐学问至今不张显，将自己视为濂溪传人。

此后他在文治与武功之间讲学不辍，在生命晚期取得极高的声誉，士子学人带着口粮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住满周边寺庙，“夜无卧处，更相就枕席，歌声彻昏旦”（《传习录》），生前画像就被人们争相收藏供奉，逝世后五年在贵阳建阳明祠，五十五年后配祀孔庙。

江西白鹿洞书院，王阳明在此传播了“致良知”的理念。 摄影/董超

虽然明清两朝以来，阳明心学逐渐沉寂，但在近现代的东亚社会，它却屡屡迎来高光时刻。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钱明谈道：“朱子学比较适合社会稳定的时期，阳明学突出自我的主体性，比较适合变革的时代。”他举例，“阳明学说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那个时代，正好是处于变革的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朝鲜半岛是一个儒士的国家，所以对阳明学说一直是比较压制的，推崇的一直是朱子学，但进入近代以后，也处于巨变的时代，尤其被日本殖民的时期，朝鲜也非常的推崇阳明学。”

在中国近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阳明心学同样成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

王阳明影响了众多明清近代学者。 制图/九阳

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心学却没有离开贵州。

在前往江西庐陵，途径镇远府（今镇远县）时，王阳明给贵阳诸生写信（《与贵阳诸生书》），离开贵州三年后，他还有一封书信《寄贵阳诸生》，开头写道：“诸友书来，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吾岂遂忘诸友哉？”有念念不忘之意。

在《与贵阳诸生书》中，王阳明列举了23位跟随他学习的学生，他们成为黔中王门存在的实证，阳明心学开宗立派、得以传播与书院体系密不可分，龙冈书院、文明书院便是起点。这两所书院也成为此后贵州书院的模版，他的再传学生建立的书院影响尤大。

龙冈山上的龙冈书院与阳明洞。 摄影/陈伟红

王阳明病逝五年后（1534），他在浙江的弟子王杏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巡按贵州，了解到贵阳士民每逢岁时或赴龙场祭奠，或向龙场遥拜阳明先生，因为路途遥远颇为不便，阳明门人汤冔（xǔ）、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上书请求在贵阳为阳明先生立祠。当时正值阳明学被官方斥为伪学的时刻，王杏仍召集贵阳三司长官商议，结论是“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同意所请，“以激劝边人”。虽然所拨公款只够工料费，但是百姓踊跃支持修建，所以一个多月时间，就在贵阳城东（今文昌路）建成了“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的阳明祠。

王杏在《阳明书院记》中提及到贵阳以后，“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那蔼蔼越音是阳明先生的乡音，雁过留痕，人过留声，当真如此。

王阳明享有“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历史评价。 图为扶风山阳明祠。 摄影/陈伟红

此后，贵州对王阳明的崇祀从未中断，而阳明心学也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回馈着贵州。

1940年初，在校长黄质夫带领下，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由贵阳青岩迁至黔东南榕江，更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这是当年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校，也是当时中国乡村师范的代表。黄质夫认为：“乡村师范，宜在乡村；边疆师范，宜在边疆，且尤宜在土著同胞聚居之边远县，以培养大量人才，开发和建设山区之经济、文化，是为办学之宗旨。”

黄质夫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而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正是因为深受王阳明的影响，才将自己的名字从陶文濬，先后两次改为“陶知行”与“陶行知”。在榕江，黄质夫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主张“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除日常课程外，还举办文体活动，如田径、球类比赛，成为榕江足球运动的发端之一，这一颗文体教育的种子，如今生长为了火爆全国的“村超”。

修文县中国阳明文化园 阳明文化纪念馆。 摄影/尹刚

从“知行合一”，到黄质夫的“教、学、做合一”，王阳明留下的精神遗产对贵州影响深远。从宋明理学的脉络来看，阳明心学简易直截，具备巨大的感染力，能够唤起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激情，儒家哲学正是到王阳明以后，才真正成为大众哲学。

而这一切，都从五百年前的贵州龙场肇始。

文 | 霍亮子

文字编辑 | 后果

图片编辑 | 陈金鱼

设计｜九阳 鱼一条

首图｜梁曾

封图 | 贾亦真

审稿专家

顾 久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贵州省文史馆原馆长、《贵州文库》总纂

张明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

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采访专家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钱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汪建初 贵阳学院原副院长 阳明文化研究学者

杨德俊 贵州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理事长

参考资料

杨立华 《中国哲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立华 《宋明理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束景南 《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詹良水 《王阳明“龙场悟道”考辨》

（《贵阳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0月）

刘恒武 陈名扬 《王阳明文明书院讲学史实考辨——

以席书致王阳明系列书简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7月）

张明 《王阳明与贵州贵阳》（《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张新民 《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孔学堂》2022年02期）

焦堃 《王阳明主教文明书院背景考述》

（《王学研究》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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