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饱受外部列强侵略和内部反清起义之困扰，可谓陷入了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地步，各地武装势力趁机崛起，抓紧一切机会在夹缝中提升实力，最终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像奉系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都是比较著名的，以省级区域为划分依据的军阀派系，并且在清末到民国的这段时间内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奇怪的是，湖北地区人口数量巨大，工业基础雄厚，社会财富沉淀量不可小觑，又有大量新军驻扎，却没有发展出鄂系军阀，只能跟随着其他势力被动地参与到各种武装斗争中。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九省通衢是西北军阀和北洋军阀的缓冲区
湖北省武汉市连接南北，纵贯东西，交通四通八达，因此得到了九省通衢的称号。事实上，九省通衢形容"四通六达"的大路，并不特指某个城市或省份，像湖北省一样可以被冠以该称号，尤其是从军事角度来说：
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必争之地。
也正是因为地缘因素，湖北省被夹在了西北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既成为了两大派系的直接对抗的缓冲区域，又成为了双方争取的重点对象。
在古春秋时期，楚国能够和强大的晋国对抗，靠的是东南方的吴越尚未崛起，东北方向的齐地尊王攘夷，可是到了清末，当楚地发现东南东北方西北方向的敌人强大后，由于自身势力有效，又没有山河之险可守（大航海时代，长江的防守作用被弱化）就陷入了腹背甚至多面受敌的窘境了。
在这种前提下，湖北省是不可能出现强大军阀的。西北军阀和北洋军阀虽然也要面对其他的对手，但是当他们发现湖北有崛起的态势后，必然要尽力打压鄂系势力，避免出现三足鼎立尤其是湖北归附到对手势力的情况。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更乐意于趁着湖北复杂的军事力量没有被整合之前，大力分化对手并逼迫其站到自己一方，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对湖北军事力量的统一起到了压制作用。
二、湖北地区起义频繁，不利于本地势力做大
除了外部压力，湖北地区的内部压力也是阻碍其势力养成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那么为什么这第一枪会响在湖北呢？这里是有历史渊源的：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力量打算将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湖北地区的社会结构极其复杂，洋人、革命家、派系军阀、清政府都很重视这里，每方投入的兵力不可小觑，这种犬牙交错互相钳制的局面，令革命力量的最大对手清政府很难在这里展开有效统治，因此才会成为下一次起义的导源地。
不过这种复杂的局势也对湖北本地的势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多方势力在一地共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和摩擦，而且这些外部势力都有强大的能力去调动大量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导致的结果就是湖北地区起义事件、暴动事件频繁发生，本地势力不得不被牵扯入局。
对于外部势力来说，湖北只是一个区域性战场，并非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对于湖北地区的本地势力来说，这里就是自己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如果大本营乱成一团，那么无论是湖北本地人还是湖北新军，对于湖北军事力量的归属感会大幅下降，极其不利于本地势力的做大。
三、黎元洪示好袁世凯导致武汉本地军队深受其害
除了上述两点原因之外，湖北人黎元洪的政治方向选择也是伤害了武汉本地势力的重要原因，甚至说是最根本的原因也不为过。
黎元洪出生和成长在湖北，其发家地也是在湖北，正是由于训练湖北新军有功，他才积累了巨大的名声和结交了政治盟友，在武昌起义后成为了湖北地区的代言人，继而才有了后来在全国范围内的崇高地位。
然而当黎元洪走出湖北后，他就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袁世凯。表面上看，二者算得上是同一战线的战友，不过袁世凯对黎元洪比较忌惮，黎元洪为了自保，主动削弱自己向袁世凯示好，而他示好的办法就是打压湖北本地的军事力量。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当上位者掌握权力后，杀害功臣的例子屡见不鲜，然而黎元洪似乎没有想明白，袁世凯忌惮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背后依附的湖北武装力量，本末倒置的黎元洪居然做出了直接杀害湖北有名望的将领的行为做投名状，而不是以打压或解散的手段去保留有生力量。
这种亲者恨仇者快的举动令湖北较小的军阀十分费解，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力量都不足以撼动黎元洪，因此只能逆来顺受，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的背后，就是湖北地区的军阀势力越来越衰弱了。
四、结语
在外部势力、内部矛盾以及黎元洪的共同作用下，湖北地区的小型军阀一蹶不振，在辛亥革命前期和后期皆失去了崛起的机会。不过随着黎元洪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卸任湖北都督后，湖北地区似乎迎来了崛起的机会，要知道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之中，如果操作得当，新的势力很快便能崛起。
可惜的是，黎元洪后来的多位继任者，包括段祺瑞、王占元、萧耀南、吴佩孚，他们或者在性格上有较大的缺憾，或者在能力上先天不足，或者站错了队伍，导致湖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如走马灯一样变幻，各人都想尽办法办法自保，丧失了令鄂系军阀军队崛起的绝佳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