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国失去了一位见证了近代历史的老人。他曾在清朝为官，民国时担任过代理总理，也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当他因病去世时，周恩来总理破例批准了他的土葬，并特别安排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个老人，就是朱启钤。

朱启钤的名字或许不为今人熟知，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经历横跨清朝、民国和新中国多个时代，影响深远。朱启钤出生在江苏，早年在清朝时期任职知县。1902年，在姨父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举荐下，他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监督，虽然这一职位不算显赫，却让他在北京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徐世昌和袁世凯。这段时间里，他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历史照片中还留下了他与袁世凯的合影。

1905年，朱启钤出任北京内城警察局局长，他推动了许多现代化改革，包括在北京部分地区安装路灯，并尝试引入单行道交通制度。尽管遇到了一些阻力，他坚持推行这些改革，甚至不畏权贵。一次，有位清朝王爷的夫人因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十块银元，朱启钤毫不妥协地执行了处罚。

在北洋政府时期，朱启钤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代理总理，尽管他因故未正式就职，但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容小觑。他参与策划了袁世凯的称帝大典，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他也被通缉，躲避追捕。即便如此，他从未否认自己曾为袁世凯称帝出力，对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也不作评判。1918年后，朱启钤退出政坛，将精力投向实业，创办了中兴煤矿和中兴轮船公司，成为民国时期的重要企业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试图拉拢朱启钤到伪政府任职，但他断然拒绝。即使面临日军的威胁，他依然坚守不为汉奸。在日军强占他的房屋后，他装病拒不合作，甚至遣散工人，变卖机械设备以避免与日军合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启钤因为对共产党政策了解不深，选择在上海隐居。然而，周恩来得知后，通过他的好友章士钊写信邀请他参与新中国建设。朱启钤回到北京，周恩来亲自拜访他，诚恳邀请他出山。最终，朱启钤在1953年进入文史研究馆任职，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

1957年秋，周恩来再次看望了朱启钤。两人交谈后，朱启钤提出了一个请求：“你们共产党不是提倡信仰自由吗？我希望死后能土葬。”周恩来微微思索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说道：“我代表中央破一回例，同意。”朱启钤风趣地要求周恩来“立下字据”，两人都笑了。

周恩来对朱启钤的关怀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961年11月，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寿辰庆祝活动。此后不久，周恩来夫妇还专门到他家做客，与他一家合影留念。1964年朱启钤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闻讯后立即指示相关人员协助家属处理葬礼，并取得中央同意，将朱启钤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人可能会疑问，朱启钤并非中共的革命元勋，为什么中央会特批他安葬在革命公墓？答案在于，他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首先，在抗战期间，朱启钤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为敌卖命。他宁愿遣散工人，变卖设备，也坚决不为日军服务。

其次，朱启钤在文化保护领域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在他主导的15年里，学社让公众意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许多著名学者如梁思成、林徽因都在该学社中担任要职。新中国成立后，朱启钤继续担任古文物修正所顾问，推动古建筑保护工作。

此外，朱启钤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早在民国时期，他就建议政府保护名胜古迹，并起草了古迹保护条例。1950年代，中央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朱启钤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意见，这些建议大多被周恩来采纳。

朱启钤还多次向国家捐赠文物和图书。1950年，他捐赠了明朝开国公爵李文忠的文物246件。次年，又捐赠了69件古画瓷器。1953年，他再度捐赠了600多部图书。此后，他继续不断为国家捐赠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

朱启钤的一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虽然他曾长期担任旧中国的官员，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得到了新中国的尊重和厚待，最终被特批安葬在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