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莱恩成功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欧盟新任领导层的对华立场正转向更为强硬。如果没有连贯的对华对美政策，欧洲的内部分歧很可能不断加深，从而削弱其在中美之间维护战略自主的能力。
当今世界，保护主义、经济安全担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新任领导团队（2024-2029年）的任务是带领欧洲走出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事实上，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制定富有凝聚力和强有力的措施，应对中美博弈这一本世纪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对此，欧盟应制定自己的“对华对美政策”。
随着欧洲议会选举和右倾国家政府的崛起，欧盟委员会在政治上进一步向右转。这反映在议会委员的组成上：15人来自欧洲人民党，5人为自由派，4人为社会主义者，2人来自极右翼政党，还有一人是身为斯洛伐克民族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独立人士。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欧洲复杂民众情绪的转变，包括意大利的乔治亚·梅洛尼和荷兰的吉尔特·威尔德斯赢得竞选。背后的原因，在于欧洲选民对本国系统性的经济萎靡以及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感到不满和失望。
这一转变也促使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作出调整。她强化了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并缩减了绿色议程。现在，她又利用德拉吉报告进一步调整政策，接受该报告对欧盟主要政策缺陷的批评，例如在没有相应产业战略的情况下实施气候政策。这种平衡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平息内部批评和反对，但绝非易事。事实上，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获得了包括欧洲绿党在内的各界支持，但其减少环保举措的做法却存在矛盾，可能会削弱她的领导地位。
为此，冯德莱恩有意将曾经平衡其权力的关键人物排除在外，包括荷兰的弗朗斯·蒂默曼斯、西班牙的何塞普·博雷尔和法国的蒂埃里·布雷顿。这些人曾是冯德莱恩单边治理风格的制衡力量。布雷顿指责冯德莱恩操纵权力，并质疑她的领导能力。尽管困难重重，但冯德莱恩还是扫清了阻碍，继续推进自己的核心目标：制定更加协调、更加激进的对华立场。
从官僚政治角度理解欧盟对华政策
欧盟对华政策应被视作某位领导人的专属特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很诱人。各机构、各部门和各委员之间的竞争和谈判（即使这些人具有广泛一致的地缘政治直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且难以预测的结果。如果不对欧盟委员会的官僚机构进行根本性改革，任何领导人，包括冯德莱恩在内，都无法推动成员国的工业、贸易、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彻底调整。
事实上，委员会新任命的领导架构存在职责重叠，这导致外界对具体职责感到困惑，并担心未来出现官员冗余。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西班牙的特蕾莎·里贝拉。按书面规定，她的职责包括“清洁、公正和有竞争力的转型”，但她的风头却被负责气候与净零排放、环境与水资源恢复、能源等其他委员盖过。将气候相关问题划分给四个独立职位，可能会削弱这些职位的影响力。此外，曾经的气候活动家里贝拉以前宣称“抱歉，核能不是绿色能源”，现在却接受了欧盟将核能重新归类为“绿色能源”的做法。现在，她必须在脱碳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她又受到行政权有限的制约——她的行政权主要涉及竞争法。
委员会内部的机能失调，还表现在其他职责界定不清和存在重叠的方面。委员会设有地中海事务专员和移民事务专员，同时还负责代际公平、卫生和动物福利等事务。此外，2021年，巴里民事上诉法院表示，凝聚力和改革事务专员拉斐尔·菲托“完全脱离民主和法制”，这进一步让人怀疑该团队是否有能力维护欧洲价值观。
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是，在冯德莱恩提议的内阁里，她取消了与欧洲原则问题相关的关键职位。价值和透明度专员被取消，同时取消的还包括具有象征意义（尽管非常令人困惑）的“促进我们欧洲生活方式”的职位，该职位从2019年到2024年一直存在。此外，性别平等职位已与“危机管理”职位合并，从而将妇女权利与灾难援助捆绑在一起。总体而言，这些决定表明，欧盟的社会和福利问题，以及该领域更紧迫的政策问题，可能会在2029年之前失去优先级。官僚机构的改组表明，经济安全和“去风险化”很可能在未来五年主导欧洲议程。
委员会主要官员重点关注中国
虽然存在种种混乱，冯德莱恩的新团队只有一个明确连续的工作方向，那就是欧洲的对华政策。该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转变，事实上，欧洲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好战和自信。
马罗什·谢夫乔维奇目前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事务，预计他将推动采取更加强硬的做法，与欧盟委员会领导层以及华盛顿的对华立场保持密切一致。在写给谢夫乔维奇的“任务信”里，冯德莱恩明确指示他“按照我们的去风险政策，管理对华贸易和经济关系”，同时解决“非市场政策的溢出效应、市场扭曲和有害的产能过剩”。这些要求明显将使欧盟陷入对华竞争、双边关系紧张的境地。此外，他还负责领导“新的经济安全主义”，在“出口管制”方面从事合作，应对“对外投资”的风险，并制定欧盟针对中国产品的新路线图。
即使在竞争法里，监管外国补贴等反垄断措施也已被用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预计这些措施将变得更加突出。在冯德莱恩写给里贝拉的信里，她强调需要“大力执行《外国补贴条例》，包括积极主动地找出可能导致竞争扭曲的最成问题的做法”。
▲即将成为新任欧盟外长的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
卡娅·卡拉斯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候选人。在她收到的信函里，明显没有提到中国。鉴于她事实上是首席对华外交官，这种遗漏说明了很多问题。这可能意味着要么打算缓和双边关系，要么采取更加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但这些通常不会公开传达。鉴于目前的情况，后者似乎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卡拉斯的作用至关重要，她对俄罗斯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这意味着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不断变化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她对中国的看法。
最后，不出所料，台湾牌出现了。拟任国防和太空专员的立陶宛前总理安德留斯·库比柳斯是著名的台湾支持者，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直言不讳。他是2021年第一个访问台湾地区的欧洲议会代表团成员，并一贯支持台北，包括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提议——这是大陆坚决反对的。作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的成员，库比柳斯致力于改革以价值观为中心的政策，“促进民主，应对中国崛起对规则和人权体系构成的威胁”。
这26名被提名者将参加欧洲议会举行的听证会。欧洲议会历来通过拒绝某些委员来证明其有限的权力，以显示其权威。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法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得不更换候选人。鉴于目前的安排，一些委员可能不会任职太久。
欧盟今后的对华政策：分裂还是外交？
最终，欧盟似乎将走向更加对抗的对华立场，这可能会使双边关系更加紧张。随着冯德莱恩的“地缘政治委员会”转向“混乱委员会”，她的2.0战略不仅可能使重点工作变得混乱，而且使得未来和中国打交道这件事变得危险。未来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可能和现有做法如出一辙，并加剧欧洲内部的目标冲突。这种持续的分歧削弱了欧盟对华谈判时展现统一阵线的能力。过去十年，这些分歧使得中国能够利用欧盟的内部不和，推行更为强硬的政策，并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
同时，这种不确定性因外部因素而更加复杂，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可能会颠覆冯德莱恩的计划，迫使她采取更为和解的态度。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或欧洲本身实施截然不同的战略，可能会破坏她的行动，使欧洲变得脆弱，缺乏连贯的计划。在战略不断变化和内部不和的复杂网络里，欧盟有可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旁观者，其对抗性姿态可能加深分歧，其对日益机敏的美国和雄心勃勃的中国的影响力也将受到冲击。
欧盟目前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是连贯的“对中对美政策”，即一项能够让欧盟理解、应对和预防中美对彼此、对欧盟态度变化的战略。在欧洲大陆出现二战以来最大规模陆地入侵之际，美国成为欧盟的军事、安全和情报伙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布鲁塞尔不应因此放弃深化对华关系的能力，不应夸大中欧之间的不相容或者分歧。此外，布鲁塞尔必须警惕根本的疏忽，即未能认识到华盛顿日益兴起的保护主义的内在风险。面对美国的工业政策，不采取行动将削弱欧洲国家维护本国公民长期经济利益的能力。
欧洲战略自主不应是一个备受嘲笑的口号或者浪漫的幻想。事实上，这是欧洲唯一可行的立场，因为美国越来越以国内为导向，而中国正寻求巩固和重振其疲软的经济。欧洲需要明白，它是多方战略博弈中独立的第三方，并理当采取相应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