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脑溢血频繁发作，病情十分严重，眼看就要走到生命的终点了。可是他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

（粟裕、荣毅仁和陈丕显在武汉）

打了一辈子仗的大将军，居然被扣上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帽子，马上要去见马克思了，还要背着沉重的包袱。这对粟裕很不公平。粟裕是一个老实人，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麻烦别人，麻烦组织。

可是他的夫人楚青看不下去了。在反复考虑之后，楚青决定瞒着粟裕，由她出面向中央申诉。要想申诉，首先要找到合适的人。正好第二年，陈丕显进京任职，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丕显是粟裕的老部下，和粟裕一样，都没有参加长征，而是留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在新四军中任职。陈丕显是做政治工作的，粟裕是军事干部。

陈丕显在建国后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仕途成就很大，他始终非常尊敬粟裕。1980年，粟裕到湖北武汉，陈丕显这个地方一把手亲自陪同。

如今陈丕显进京任职，是个能说上话的人。所以楚青就给陈丕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我相信军委会为粟裕做出公正的结论，我也相信粟裕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足够为自己做出正确评价，可是作为亲人、同志，我总是希望让粟裕同志在尚能思维正常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楚青的话说得很让人感动。是啊，公道自在人心，公道自在世间，粟裕的戎马一生足以证明自己。可是他的思维能力在衰退，如果公道和结论来得太迟，粟裕同志恐怕就永远看不到了。

那让粟裕本人和他的亲人战友们情何以堪？楚青还说，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了，一拖再拖，是因为总政首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

为此，楚青建议，考虑到粟裕的病情，可以把他个人的问题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为粟裕平反，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批判。

楚青把申诉材料递给了陈丕显。拿到材料后，陈丕显觉得沉甸甸的。粟裕是他的老领导，一起共事那么久，他当然相信粟裕的政治品质，希望能为粟裕平反，可是他并没有决定权，就将材料往上递。

胡耀邦看到这份材料后表示说，他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并不了解，请将材料转交给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去处理。杨尚昆的意思是，似乎当时会议并没有对粟裕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

（粟裕的遗体前，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和张爱萍）

陈丕显转述了杨尚昆的意见，楚青说，虽然当时并未对粟裕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简报和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以及粟裕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经存入档案了，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查阅，所以流毒甚巨。

所以楚青还是希望能对粟裕做一个正式的平反，或者形成一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起存档也行。听了楚青的陈述，陈丕显建议，由她直接同杨尚昆请示联系，希望能早日给粟裕平反。

在楚青的请求下，杨尚昆接见了她。杨尚昆说宜粗不宜细，可以发一个文件，派人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他要亲自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那件事已经不存在了。

杨尚昆的这个处理意见还是让人满意的。遗憾的是，粟裕的病情不等人，还没有等到杨尚昆来谈话，还没有等到平反文件的下发，粟裕就病逝了。他终于还是带着包袱去见马克思了。

在粟裕逝世10周年后的1994年，由两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才最终为粟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