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先后六次发电报请求中共派兵支援，毛主席六次婉言拒绝

引言：

世人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但鲜为人知的是，在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这位钢铁般的领袖也曾六次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求援电报。更令人惊讶的是，毛主席对这些请求却都婉言拒绝。在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为何毛主席会做出如此决定？斯大林又为何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求援？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让我们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开这个扑朔迷离的谜团。

一、德日夹击的恐惧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德军320万人的庞大军团在希特勒的指挥下，突然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闪电战。3000多辆坦克、7000多门大炮，以及2000多架战机组成的铁拳，狠狠地砸向了毫无防备的苏联西部边境。

德军采取了闪电战术中经典的＂钳形包围＂战术。坦克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苏联防线，步兵部队则紧随其后，将被切断的苏军各个歼灭。这种战术在入侵波兰和法国时已经被证明极其有效，如今在苏联战场上再次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苏联红军就损失了约300万士兵，其中100多万被俘。更令斯大林担忧的是，德军的突袭迫使苏联不得不将驻扎在远东地区的精锐部队紧急调往前线。西伯利亚地区的防御力量顿时形成了真空。

就在此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也开始蠢蠢欲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苏作战计划。据当时的情报显示，关东军在满洲国境内集结了70万精锐部队，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兵都参加过诺门罕战役，对苏联军队的作战方式非常熟悉。

更让斯大林担心的是，1941年7月下旬，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开始频繁拜访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德国方面提出，如果日本能够在这个时候对苏联发动进攻，将获得西伯利亚的广大土地和丰富资源。这个提议引起了日本军部一些激进派的强烈兴趣。

随后，日军在热河和察哈尔地区频繁调动，多支部队向长城一线集结。这些异常的军事调动立即引起了苏联远东情报部门的警觉。如果日本真的选择在此时对苏联发动进攻，对于正在西线苦战的苏联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在莫斯科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斯大林每天都要询问远东方面的情报。他深知一旦日本选择在此时对苏联发动进攻，整个战局将彻底失控。德日两个轴心国的夹击之势，足以让任何一个战略家感到恐惧。正是在这种危急关头，斯大林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

二、六次求援的背后

面对德国的闪电战和日本可能的突袭，斯大林开始了他的六次求援行动。1941年7月，第一封电报从莫斯科发往延安。这份电报的内容十分具体，要求中共部队破坏热河和察哈尔地区的铁路线，以阻断日军的军事调动。同时，电报中还提出希望中共能够在长城一线部署部队，牵制日军的注意力。

这次求援虽然在铁路破坏方面得到了部分回应，但军事部署的请求被婉拒。不过这并未阻止斯大林继续寻求中共的帮助。1941年11月，当德军已经推进到莫斯科郊外时，第二封求援电报到达延安。这一次，斯大林的请求更加迫切，他提议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支持中共在东北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游击战。

1942年的三次求援则集中在春夏之交。这时德军已经发动了代号为＂蓝色＂的进攻计划，目标直指斯大林格勒。在这三次求援中，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战略构想：希望中共能够在东北边境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带，通过不断的军事行动，迫使日本关东军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对付中共的行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初的最后两次求援。这时候虽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斯大林仍然担心日本会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在这两次电报中，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希望中共能够派遣部分军事力量进入外蒙古，与苏联红军一起建立一道防线，以应对日本可能的突袭。

这六次求援虽然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但都反映出斯大林对远东战局的深切忧虑。为了说服中共，苏联方面提出了多项诱人的条件，包括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军事顾问，甚至承诺在战后给予中共更大的政治支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求援过程中，苏联驻延安联络员彼得·符拉基米洛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负责传递这些重要电报，还多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面对面沟通，详细解释苏联的战略意图和具体需求。

然而，这些请求最终都未能得到完全满足。中共虽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一定配合，如组织游击队破坏铁路、收集情报等，但始终没有按照苏联的要求调动主力部队。这种坚持的背后，折射出中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自身军事实力的准确把握。

三、中共的困境与考量

1941年中共面临的局势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在斯大林第一次发出求援电报的前几个月，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场突如其来的军事冲突导致新四军遭受重创，9000多名将士伤亡，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周子昆壮烈牺牲。这一重大损失使得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军在华北地区实行＂蚕食＂政策，不断压缩抗日根据地的空间。他们采取＂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企图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在晋察冀根据地，日军仅1941年上半年就发动了120多次＂扫荡＂，许多县城和村庄被反复争夺。

长征结束后的力量重整工作仍在进行中。虽然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内思想得到统一，但在军事建设方面仍有诸多不足。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八路军和新四军普遍面临着武器弹药不足的问题。据统计，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中，步枪只有约40%是统一型号，其余都是各种杂牌，有的甚至还在使用老式的汉阳造。重武器更是匮乏，许多部队连基本的迫击炮都配备不齐。

游击战术的选择也是基于现实考虑。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中共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战术方针。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既能保存实力，又能给敌人造成困扰。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调动主力部队进行正面对抗，不仅可能导致重大伤亡，还会打乱既定的战略部署。

国共关系的微妙变化更需要谨慎应对。虽然表面上双方仍在维持抗日统一战线，但暗地里的摩擦不断。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军队的监视和限制。如果这时候大规模调动部队支援苏联，很可能会被国民党视为突破统一战线的行为，从而引发更大的冲突。

在华北根据地，中共正在进行艰苦的整军工作。各支部队按照统一要求进行改编，建立起严格的指挥系统。同时，通过开展生产运动，部队的给养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这些工作刚刚开始显现成效，如果此时抽调主力部队支援苏联，势必会影响根据地建设的整体进程。

更重要的是，中共必须权衡当前的首要任务。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仍需要进一步巩固。通过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等措施，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群众工作需要军队的配合和保护，如果将主力部队调往远方，势必会影响根据地的稳定发展。

四、毛主席的战略智慧

面对斯大林的六次求援，毛主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清醒。在回应第一次求援时，他就明确指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抗日，巩固根据地。对于铁路破坏等具体行动，中共表示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配合，但不会改变既定的战略方针。

在处理第二次求援时，毛主席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他同意接受苏联提供的部分军事装备，但将这些装备主要用于加强华北根据地的防御能力。同时，他还下令加强对日军动向的情报收集工作，及时向苏联通报日军的调动情况。这种做法既表明了对盟友的支持，又避免了过度承诺。

1942年春夏之交的三次求援，恰逢日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毛主席在回复电报中详细说明了中共面临的实际困难：八路军正在与数十万日军周旋，新四军也在重建过程中。如果这时抽调主力支援苏联，不仅会危及根据地安全，还可能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最后两次求援涉及到进入外蒙古的军事部署问题。对此，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中共可以加强在热河、察哈尔等地的游击活动，通过调动日军兵力来减轻苏联远东方向的压力。这个建议既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又展现出了高超的战略智慧。

在具体行动上，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措施。他命令晋察冀军区加强对平绥铁路的破坏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增加铁路沿线的守备力量。在热河地区，八路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制造日军可能向北进攻的假象，成功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

同时，毛主席还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他指示各根据地建立专门的情报网络，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这些情报及时传递给了苏联，为苏联制定远东防务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1942年初，正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苏联才得以预判日军不会立即对苏作战。

在对外交往方面，毛主席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始终保持与苏联的密切联系，通过驻延安的苏联联络员及时通报中共的行动计划。同时，他也注意避免刺激日本，不给日本以借口对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在军事部署上，毛主席采取了＂聚而不调＂的策略。他下令各根据地保持相对集中的军事力量，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战局变化。这种部署既保持了战略机动性，又避免了过度分散兵力的风险。在平型关战役后，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运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这一系列举措充分展现了毛主席对战局的准确把握和高超的战略智慧。他既坚持了中共的根本利益，又在实际行动中给予了苏联切实可行的支持。这种平衡之道不仅帮助中共渡过了困难时期，也为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历史的回响

斯大林六次求援事件在战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5年8月，苏联红军参与对日作战时，中共军队立即展开了全面反攻。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日军占领区推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复了大片失地。这种默契配合正是此前多年交往的结果。

在东北地区，中共军队的行动尤为引人注目。当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中共迅速调派干部跟进，并在苏军的配合下接管了多个城市。这种顺利的交接离不开此前建立的互信关系。在长春、沈阳等重要城市，苏军对中共人员的到来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态度，并主动提供便利。

战后的军事援助也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1946年初，苏联在撤军时将大量武器装备留给了中共。仅在长春一地，就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移交。这些装备为中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苏联此举可以视为对中共此前克制行动的某种补偿。

在政治层面，这段历史同样留下了深刻烙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快速建立与此前的互动有着直接联系。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很大程度上源于抗战时期的接触。当年中共在面对求援时展现出的政治智慧，也为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历史事件对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中共在处理斯大林求援时展现出的灵活战术，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如何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达到战略目的，这一经验被反复研究和运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这段历史为后来的多边外交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共在处理盟友请求时既表现出的原则性又显示出灵活性，这种平衡艺术成为新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参考。特别是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如何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维护同盟关系，这种智慧一直延续至今。

档案研究显示，斯大林在战后对中共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46年与美国代表团会谈时，他对中共表现出了明显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态度转变与抗战时期中共展现出的政治成熟度直接相关。中共虽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的要求行动，但其展现出的独立判断能力反而赢得了更多尊重。

在军事组织方面，这段历史也留下了宝贵遗产。中共在应对求援过程中形成的区域协同作战体系，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军区体制的重要参考。特别是如何统筹不同地区的军事力量，如何在保持战略纵深的同时实现有效支援，这些经验被系统总结和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在处理斯大林求援时所坚持的立场，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发展成为走符合中国国情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