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1983年9月，一场在巴西举行的国际会议改变了中国南极探索的历史轨迹。那是《南极条约》的会议，一个本应汇聚全球智慧与资源共同探讨南极未来的盛会。然而，对中国代表团来说，这场会议却成为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当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会议的决策和讨论上时，中国代表团却被多次请出会议厅，在外间空荡的走廊上，只能听见隐约透出的议论声和偶尔递来的咖啡香。此刻，郭琨站在会场外，咖啡的苦涩难以掩盖内心的激动与不甘。

中国在南极事务中的初始地位

1983年，中国正式以缔约国身份加入《南极条约》，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正式参与到南极事务中。然而，由于缺乏自己的南极考察站，中国的参与更多体现为被动接受而非积极贡献。在那个时期，《南极条约》主要由那些拥有实际考察站和科研基地的国家主导。这些国家不仅有权在会议上发言，还拥有投票和决策的权力。

中国代表团虽然可以参加相关的会议和讨论，但在关键的投票和决策环节中，只能旁听，无法参与实质性的议决过程。这一限制使得中国在南极事务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发言权。这种情况在1983年的《南极条约》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83年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

1983年9月，在巴西举行的《南极条约》会议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国际舞台。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的25个国家，包括16个拥有在南极地区投票权和决策权的协商国和9个仅有发言权的缔约国，中国正是后者之一。

在会议的初日，中国代表团带着对南极未来合作的期待与研究成果抵达会议地点。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像预期中那样，能够平等参与到每一项议程中。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南极环保政策、科研合作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关键议题，对中国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和重要性。

然而，在会议进行到关键的闭门讨论阶段时，中国代表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他们被告知由于某些议题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策决定，只有协商国代表可以留在会议室内参与讨论和表决。于是，中国代表团只能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区等待，期间与他们相伴的只有来来往往的服务员和杯盘繁忙中偶尔递来的咖啡。

每次被请出会议室时，中国的代表们只能在走廊上徘徊，偶尔尝试与其他同样被排除在外的缔约国代表交换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他们试图从其他代表的表情和零星对话中猜测会议室内的讨论动态，但这种方式无疑是效率低下且信息量极为有限的。

在这样的境遇下，会议的几天时间里，中国代表团多次体验到了从关键议程中被排除的尴尬。每当重要的投票和决策发生时，他们总是被动地在外等候，而关于会议的讨论结果和具体决策，他们往往只能在会后通过官方的简报或与其他国家代表的非正式交流中获悉。

这种经历虽然充满挫折，但也让中国代表团认识到了自己在南极事务中话语权的缺乏。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要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并有效地保护国家的利益，就必须改变现状。而改变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加快建设自己的南极考察站，并力争尽快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郭琨的誓言与行动

郭琨回国后，他立即开始筹划和推动中国南极考察站的建设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郭琨面临的首个挑战是缺乏一艘适合极端环境的专业破冰船。在当时的情况下，购买或定制一艘外国破冰船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受限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技术封锁。

为解决这一难题，郭琨决定利用国内的资源，选择了一条自行设计生产的大型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这艘船原本设计为远洋科学考察和通信任务，具备良好的海洋适航性和较强的自持能力。虽然它不是专门的破冰船，但经过适当改装后，能够应对南极较为复杂的海况和冰情。

在装备和资料准备方面，郭琨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智和决断力。由于缺乏直接的南极探险经验和现成的地理资料，郭琨通过自己的人脉网络，从一位旧书摊的朋友那里淘到了一本1936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南北极志》。这本书虽然年代久远，但其中详细记录了南极和北极的地理环境、历史探险经历及初步的科学研究，为郭琨及其团队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

凭借这本书中的资料，郭琨和他的团队开始设计南极考察的初步路线和科研计划。他们对书中的地图和描述进行了仔细研究，结合中国的科研需求，规划了考察站的潜在位置以及首次考察的具体目标。此外，团队还参考书中提到的历史探险经验，预判可能遇到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挑战，从而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准备

郭琨带领的中国南极科考队在1984年的秋天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围绕能够在极端环境中有效进行科学研究和保障团队安全进行的。郭琨深知，只有依靠精确的工具和设备，才能确保考察的成功和团队的安全。

在设计和定制专业装备方面，郭琨结合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与国内的实际情况。他联系了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讨论如何改进现有的科研装备以适应南极极端的低温和强风条件。例如，他们设计了一种特制的多层保温科研服，这种科研服在保证足够保暖的同时，也能够保证穿着者的活动自如。

除了个人装备，郭琨还着手改进科研仪器。由于南极地区磁场的特殊性，常规的导航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因此他们定制了一种特殊的磁性仪器调校系统，确保能在南极进行精确的地理测量和数据收集。此外，为了应对可能遇到的严苛天气，团队还特别定制了防风抗冰的设备外壳，保护敏感的科研仪器不受损害。

所有科考队成员在出发前需要签署生死状，这是对他们勇气和决心的考验，也是对这次极地探险危险性的明确告知。

1984年11月20日，这一天对于中国南极科考队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上海黄浦江码头，随着“向阳红10号”缓缓驶出码头，周围是送行人群的欢呼和挥手。

在郭琨的带领下，队伍中的科学家、工程师、船员和后勤支持人员都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冒险的期待。为了这一刻，他们经历了数月的严格训练和准备，从学习基本的生存技能到操作专门的科研设备，每一个环节都尽可能地做到精准和到位。

中国南极科考队的历史性一刻

经过长达40天的航行，1984年12月30日，中国南极科考队终于抵达南极大陆。这是中国科考队第一次踏上这片广袤无垠、冰雪覆盖的极地大陆。随着船只“向阳红10号”缓缓靠近南极的岸边，队员们开始忙碌地准备着登陆的一切所需。

登陆前的准备工作异常繁复。队员们必须穿戴好专门设计的多层防寒服，检查个人的安全装备，如冰爪和安全绳。同时，必须确保所有科研设备和物资都安全无误地转移到登陆艇上。由于南极极端的天气条件和不可预测的冰面状况，每一步操作都必须小心翼翼，确保万无一失。

当“向阳红10号”船只最终稳定地停靠在冰层边缘，中国科考队的队员们陆续踏上了冰面，踏实的冰雪发出沉闷的响声。他们在南极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极地科研中的重要一步。此时，队员们手持着国旗和摄影设备，开始在冰原上前行，寻找适合插旗的地点。

选择了一个视野开阔的位置后，队员们庄严地展开了五星红旗，缓缓地将它插入雪地中。在冰风的呼啸中，红旗猎猎作响，五颗金色的星星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显得格外鲜明。

此前，邓小平为这次科考亲笔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行字被精心制作成牌匾，同样在此刻随队带到南极，成为中国科考站的标志性象征。

在五星红旗飘扬的同时，科考队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按照既定计划，迅速开始建立临时科研站点。他们搭建帐篷，设置通讯设备，安装气象观测仪器，每一个动作都体现着高效和专业。

随着基地的逐步建立，科考队员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冰芯取样到生物样本采集，从气象数据记录到地质结构分析，每一项工作都旨在从不同角度解读和记录这片神秘大陆的秘密。从这里开始，中国的南极科考队在全球极地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启了新的科研篇章。

参考资料：[1]崔燕.功勋“向阳红10”号[J].中国船检,2009(8):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