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已80岁高龄的毛主席罹患老年白内障，视力每况愈下。

毛主席的视力下降对他的精神打击很大，一开始他还能借助放大镜去看书、写字，可随着后来视力越来越差，看书写字变得越来越困难，据后来为毛主席手术的大夫唐由之回忆，毛主席视力那时从医学角度来看，已经接近失明，只能看得到眼前晃动的几根手指。

毛主席眼睛愈发看不见，心情也逐渐焦虑，甚至连带着开始讨厌外事活动期间，在房间里晃来晃去的摄影灯。

周总理为此不得不嘱咐杜修贤：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现在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每次只有3分钟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到立即关灯。”

从中央决定为毛主席动手术治疗眼疾开始，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期间与全国各路眼科医疗专家商讨方案，最终选定了由唐由之大夫采取中医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

毛主席一开始并不同意采取手术治疗，尽管那时他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唐由之大夫也在后来回忆称：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第二，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猜到了我们的心态。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也照常工作。他已经看不见一年多了，周总理曾经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他。后来别人拿来放大镜， 后来放大镜越来越大，用很大的放大镜主席也看不见。”

为了让毛主席安心，唐由之几次到中南海与他攀谈，终于获得了毛主席的信任，同意动手术。

1975年7月25日，手术结束后20多个小时，毛主席眼睛上缠着纱布，但他并没有休息，而是马不停蹄的投入工作中，当时守在走廊外面的唐由之大夫，曾听到张玉凤给蒙着眼睛的毛主席读文件以及相关材料。

当时桌案上摆着一封邓小平转来的信。

邓小平转给毛主席的信是一个年轻的编剧张天民写的。

需要指出的是，张天民写给邓小平的这封信，其实是写了两封，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毛主席。

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

“电影《创业》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人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感到受到鼓舞，但同时也受到了领导的严肃批评……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建议“重新上映。”

毛主席看了这封信，思绪飘的很远，他之前眼睛还好的时候，曾看过这部电影。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的电影事业曾遭受到重创，许多优秀的作品因此无缘与观众见面。

一直到1970年10月，情况才有了变化，有关部门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20周年为契机，暂时性的解禁了五部影片《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战友》。

这几部片子中，最出名的其实还是《英雄儿女》，特别是电影中王成在阵地上高喊着“向我开炮”的情形，感染了几代人，这部电影后来还多次出现在招待外国华侨与国外友人的场合中。

考虑到很多年没有优秀的影片问世，毛主席便开始有意识的调整文学艺术创作的政策。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1973年1月，周总理在接见电影界、戏剧界、音乐界等文艺界人士时曾指出：

“七年来电影太少，这是我们的一大缺陷。”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文艺界有了短暂的复苏，相继诞生了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

比如小说就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郑直的《激战无名川》，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小号手》，杨佩瑾的《剑》，李学诗的《矿山风云》，周良思的《飞雪迎春》，《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的《虹南作战史》，龚成的《红石口》。

个别优秀的作品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如《闪闪的红星》、《小花》等等，这些电影给几代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毛主席晚年患了白内障以后，视力越来越差，为了他的身体考虑，中央也有意识的采取转移注意力的办法，让毛主席多看电影，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毛主席接触到了不少国内外优秀的影片。

华国锋就曾指示文化部分管电影工作的刘庆棠专门到香港去选影片。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梁威林认识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掌舵人邵逸夫的律师，通过这层关系，借到了不少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诸如李小龙的《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

一开始邵逸夫还很有顾虑，听说是文化部的人要看，惊出一身冷汗，还是他的律师朋友宽慰他，才让邵逸夫打消了顾虑：

“怕什么啊，尼克松都能到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去和北京搞好关系呢？”

毛主席很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据张玉凤回忆：

“那时候毛主席只要看到李小龙的片子都非常兴奋。”

到1974年，李小龙的《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被引进了内地，引发了空前的反响。

回到《创业》这部电影上来，这部影片的影响其实更加深远。

在中央适当调整文艺政策的前提下，国内的电影制片厂虽然仍然有些小心谨慎，但依然拍摄了不少优秀的电影，在这方面，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是走在前列的。

1974年，在周总理的倡议下，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了电影《创业》。这部电影主要剧情其实就是以大庆油田的工人王进喜为原型，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人艰难创业，把中国“贫油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创作是在大庆油田取的景。

当然，局限于时代背景，影片的创作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

电影创作完成后，曾在1975年四届人大闭幕会议上进行了首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当时《人民日报》上还刊载了整版介绍，标题与其他的样板戏一样，题目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据护士孟锦云回忆，她曾见到过毛主席在观看电影《创业》时泪眼朦胧。

据她猜测，毛主席应该是通过影片，想起了过去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

1975年2月11日大年初一，电影《创业》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不仅使得电影创作工作者信心倍增，还让许多石油工业的工作人员深受鼓舞。

可出乎预料的是，就在影片上映3天后，中国电影公司便全方面对电影《创业》进行了叫停，而且并没有解释。

仿佛一下子就按下了暂停键，让许多人无所适从。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5年2月10日中午，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秘书对这个电话内容做了如实记录：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棒《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另外，我建议，对电影《创业》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姚文元睡醒以后看到了电话记录，立即给江青回了电话，并在电话里表示：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其实有意思的是，江青一开始对影片并没有如此激烈的反映。

《创业》拍摄完成后，照例要送中央审查，王洪文是“四人帮”中唯一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看完之后他认为拍的还不错，还特意批示：

“拟同意上映。”

张春桥、姚文元后来也都陆续做出了同意的批示。

江青一开始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既然大家都觉得可以上映，所以也就批示了同意。

事情发展到这里，本来就已经该结束，但可惜后来出了变故。

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在周总理的艰难努力下，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主持中央的工作，“四人帮”企图掌权的想法宣告破裂。

面对如此形势，江青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好心情。

电影《创业》上映后，《人民日报》、新华社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江青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去看了电影，据不少人回忆，江青第一次看这部电影，还没看完就怒气冲冲拂袖而去。

不久之后，江青再看《创业》，仍然是怒气冲冲：

“这不是艺术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要组织人进行座谈，写文章，要批判。”

当然，江青之所以如此生气，背后也是有一些其他因素，毕竟涉及到石油工业上的一些人和事儿，让她从心底里赶到不舒服。

电影《创业》被打入冷宫，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不许向国外发行。文化部核心组也下发了关于电影《创业》的十条“罪状”

不过，江青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反弹。

电影《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于是给毛主席、邓小平都写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电影的一些基本情况，并郑重建议恢复电影上映。

1975年7月25日，张天民的信递到毛主席桌案前时，毛主席眼睛才刚刚动了手术。

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读信、读文件的事儿全都是由张玉凤代劳的，张玉凤念完了这封信，毛主席停了一会儿，随即吩咐拿了几张纸过来，隔着眼罩毛主席手中的笔不断的写着划着，因为看不见，加上年迈手无力，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大，也很潦草。

当时，唐由之就在门外，亲耳听到了张玉凤复述毛主席的批示内容：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张玉凤念完一遍以后，跟毛主席说：

“主席，您对这封信的批示是这样的吗？”

毛主席点点头，还又嘱咐了一句：

“嗯，是的。还要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

毛主席这份批示其实并不长，拢共只有40个字，但却用了6页纸，字迹含糊潦草，最多的一页上有12个字，最少的一页只有五个字，而且因为漏写了很多字，毛主席后来还特意又补写了一张。

从毛主席的字也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央调整文艺政策的迫切心情。

毛主席在手术之前，即7月初，就把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叫到了身边谈话，当提到文艺创作工作时，毛主席明显很不满，因为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文艺作品很少，而且很单一，毛主席对此提出了批评：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晚，毛主席又把江青叫来，明确对她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特意强调了三点：

一、扩大文艺节目。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二、对作家要帮助。“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变动不动就撤职，动不动就关起来的错误做法，把他们解放出来，对他们团结、帮助。

三、“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这份谈话记录后来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亲自布置成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采取调查研究，掌握材料，重点突破的办法，来逐渐的改善。

针对电影《创业》，毛主席做出了关键性的批示，被广大文艺创作者所得知后，大家无不关心鼓舞。

从1975年7月至9月，文艺创作工作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他们也把自己的声音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传达给毛主席，使得毛主席及时的了解了下面文艺创作者的心声。

电影《海霞》的创作者也仿效《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申诉，这一次毛主席直接在信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批示。”

按照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同志一同观看了电影《海霞》，并给出一致好评，批准同意上映。

1975年是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其夫人钱韵玲给中央写信：

“希望能够恢复《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在那个特殊年代，《黄河大合唱》也因为一些缘故无法公开演出，时值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钱韵玲提议举行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聂耳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音乐会。

毛主席收到来信后，百忙之中专门批示：

“同意。”

尽管“四人帮”百般阻挠，但这场音乐会还是如期举行，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场盛会。

作家姚雪垠创作小说《李自成》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也做出批示：

“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在毛主席的关注下，姚雪垠不仅解决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问题，就连工作以及生活待遇也得到了根本改善。

……

总而言之，从1975年7月毛主席批复电影《创业》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创作者的信件数量很多，毛主席都一一答复，并批示各个有关部门，全力解决文艺创作工作者在工作以及生活上的问题。

不过也有一些遗憾，因为那时“四人帮”仍然把控着宣传工作，因此毛主席的不少指示未能得到根本的观察。

电影《创业》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恢复上映，而这部电影也因曾受到江青非议而名噪一时。

1976年11月，文化部成立了“电影复审小组”，对于在过去因某些因素未能上映的电影逐一进行审核，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许多参加过电影复审小组工作的老人对此印象都很深刻。

据成员陈少舟回忆：

“这段时间把别人需要看一辈子的电影都看完了。”

文艺创作者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