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功德林监狱中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弟——文强。

文强一生起起落落，其感情经历也充满波折。被特赦后，他在身边人的建议下成了家，然而这也成为了他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文强晚年

文强的第一任夫人叫周敦婉，比文强大三岁。

周敦婉家世极好，父亲是日本学习法律的法学家，思想开明，因此她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小时候，父亲将她送到了住在天津的一个英国人家里，英国人一边教她英文，一边教育她。

后来，通过这位英国人的介绍，周敦婉考取了燕京大学，毕业后她带着满腹知识回到四川江津老家，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英文教员。

文强

在老家，周敦婉遇到了两个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一个是恽代英，一个是萧楚女。在恽代英二人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一位叫刘愿庵的县长走进了周敦婉的生活。刘愿庵在四川很出名，当过省委第一书记，还当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曾去过苏联。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周敦婉与刘愿庵结为夫妻。然而幸福去得太快，1929年，刘愿庵外出开会的时候被特务发现，后被残忍杀害。

刘愿庵牺牲后，江津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重新组织地下活动，党中央向江津派去了大量干部，文强就是其中之一。

当得知文强还未结婚，当地领导就打算为他介绍对象，恰好有人介绍周敦婉，两人就在这种情况下结为了夫妻。

文强与周敦婉的婚姻持续了十年时间，夫妻感情很好，还育有二子。但就在1941年，周敦婉患上了子宫瘤，在做手术时遇到飞机轰炸，慌乱之中，医生把手术刀丢在了她的腹中。手术结束后没多久，周敦婉便撒手人寰了。

临死前，周敦婉给文强写了遗书，上面要求他续弦葛世明为妻。

葛世明为宁波人，曾在复旦大学读过书。抗战时期，葛世明在湖南一所中心学校教学，后来学校停课，葛世明因无处可去，被文强收留，让妻子周敦婉为其寻找工作。

经过相处，周敦婉与葛世明情同姐妹，在周敦婉病重时也是由葛世明照顾，一直到去世。

收到周敦婉的遗书后，文强决定遵照妻子的遗愿，迎娶葛世明为妻。于是，他给葛世明寄去3000块钱，要她到洛阳与他团聚。

文强与葛世明结婚六年，生育三个儿子，但此时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文强便让葛世明带着儿子去台湾。

1949年，文强在淮海战场上被俘，葛世明放心不下，坚决要等文强出狱，于是又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路逃到了上海。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早年间与文强熟识，当得知葛世明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奶妈、一个副官投奔大陆时，立即指示道：“要好好照顾他们。”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因葛世明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安排她到两个学校教书。

但不久，陈毅被调到北京，没有了照顾，葛世明战犯家属的身份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再加上自从回大陆后就没有机会到监狱探望丈夫，绝望之中，葛世明关闭门窗，打开了煤气罐，结束了生命。

陈毅

因在狱中始终不肯写悔过书，直到1975年，文强才获得特赦，此时他也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虽然获得了新生，但文强没有了家庭，幸好三个儿子都平安长大了。

出狱后，文强成为了文史专员，全组24位成员，他是组长。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感受到了党组织对他的宽容。

当时，周恩来为这些特赦出来的国民党将领定了一个制度，就是希望他们能将在海外的妻儿都接回大陆团聚。如果妻子已故，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文强晚年

文强作为组长，也曾安排过成员再婚，其中就包括原国民党将领黄维。黄维与文强同一批被特赦，出狱后他的妻子蔡若曙就想不开跳河自尽了。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为他介绍了结婚对象。

一日，黄维到文强家探望，一进门就看到文强在自己烧水，便奇怪地问他：“你帮助别人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呀？”文强说：“一方面我已经快70岁了，在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但黄维还是认为人到老了一定要有个伴，孩子们虽然在，但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他身边，终究是孤独的。

黄维

文强依旧不谈结婚，可他的婚姻大事却成了众人关注的事情。一日，文强老友的妹妹对他说：“我打太极拳认识了一个女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因拗不过对方，文强只好答应下来。

几日后，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年女子与文强见了面，对方叫张瑞馥，天津人，其前夫是个开银行的，已经去世。

第一印象很是不错，文强和张瑞馥很快就决定结婚，并向上级提交了结婚申请报告，还希望组织上帮他考察一下张瑞馥。

文强和儿子

不久，上级就派了一位姓赵的年轻人对张瑞馥周围人做了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不容乐观。赵秘书对文强说：“文老，张瑞馥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文强问为何，赵秘书就向他述说了他这些天的调查。根据张瑞馥周边的人描述，张瑞馥此人性格古怪，群众关系不好，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

听赵秘书这样说，文强本打算放弃结婚，但不久，之前的介绍人找到他，让他不要听信一面之词。文强仔细想想，还是决定结婚。

文强

然而，结婚的两三天后，张瑞馥就暴露了本性。据文强后来回忆说，张瑞馥性格的确古怪，向来与群众处不好关系，而且她之前对前夫的事情也有所隐瞒。

张瑞馥的前夫确实是个开银行的，但在解放后其财产就被没收了。结婚后，张瑞馥三天两头要求文强帮自己将没收的钱要回来。文强拗其不过，只好照办，要回三万块钱。

之后，张瑞馥又让他要回没收的房子，文强没有答应。但张瑞馥的过分行径还没有结束，每月都会将文强的工资私自藏起来，就连过生日别人送的礼也一并收入自己口袋中。

此外，张瑞馥完全不关心文强的生活，不做早饭，文强只好自己买油条吃。邻居们对张瑞馥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张瑞馥却吵嚷起来，对邻居们骂道：“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

即便文强将所有的工资都上交，张瑞馥也觉远远不够，有一次竟让文强向在美国谋生的儿子张口要钱。文强不肯，两人大吵一架。

此后，文强才算真正看清了妻子的面目，他后悔当初没有听赵秘书的建议。无奈之下，他只好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征求孩子们的意见。不料，每一个孩子都对张瑞馥进行了控诉，原来他们早就看不惯这位继母的所谓作为了。

于是，文强向张瑞馥提出了离婚，但对方仍旧对金钱不放过。后来，文强只能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他一次性给张瑞馥三万块生活费。文强考虑到与她的夫妻之情，决定再给她两万，这才了解了这场婚姻闹剧。

到人生最后几年，文强还不禁感慨：“我一生三次婚姻，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