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辞职决定

1991年，余秋雨站在事业的巅峰。彼时，他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身兼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和国家级戏剧专家，声望如日中天。作为学界里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的地位稳固，令人钦佩。在业内外，人们都认为他的事业将更加辉煌。然而，就在此时，余秋雨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裸辞，辞去所有职务，远离舒适稳定的生活。

他向学院递交了辞呈，理由明确而坚定——他希望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化理想。上级领导和同事接连劝说，希望他重新考虑。他们多次召开会议，与他长谈，甚至列举他在学院的重要贡献，强调他辞职后的影响。

在一番劝阻无果之后，领导决定驳回他的辞呈，甚至连续几次不予批准。他们对余秋雨的去意之坚感到疑惑，试图从他的辞职信中找到更多理由。于是他再次递交辞呈，并且一再表明自己的决心。为了让领导理解他的内心所想，他引用了陶渊明的诗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用古诗表达出自己返璞归真的心境。然而，领导们依旧认为他在此时辞职是不明智的，并继续驳回。

就这样，辞呈被一次次递交，一次次退回。当第23次递交辞呈时，领导层意识到他去意已决，再也没有理由继续挽留了。历经长时间的沟通和等待，这次他的辞呈终于获批。

《阳关雪》与《文化苦旅》的诞生

辞职后，余秋雨背起行囊，踏上了他早已计划好的文化探寻之旅。他选择了向西北进发，前往那些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地方，亲身感受那片土地上的沧桑与遗存。西北的气候恶劣，干旱的天气、漫天的黄沙以及时不时的风暴，都成为了路途上的巨大挑战。

一路上，他时常靠在小驿站短暂休息，有时也会与沿途的村民聊上几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是倾诉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他听到一些老人回忆阳关的传说，描述古时驼队穿行其中的情景。他一步步向阳关靠近，脑海中渐渐描绘出那里的雄伟壮阔，仿佛一切都近在眼前。然而，真正抵达时，映入眼帘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在那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阳关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土墩，周围散落着被风化侵蚀的古墓遗迹。此刻，昔日心中雄伟的阳关与现实中的土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座土墩在苍茫的沙漠中显得格外微小，风吹过时，土块脱落，仿佛随时都可能消失。余秋雨站在那片遗址上，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荒漠的风声，他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久久未动。

天色渐晚，他回到当地简陋的招待所。房间设施简单，墙皮斑驳，窗户有些摇晃。桌上有一盏昏黄的灯，照在写字台上，仿佛年代久远的遗物。借着微弱的灯光，余秋雨坐下，拿出纸笔，开始写下他的感触。这便是后来成为《文化苦旅》第一篇的《阳关雪》。

从阳关出发后，他继续深入西北，走过许多古老的遗址，路途愈发艰难。有时在崎岖山路上行走，脚下是锋利的石头，鞋底早已磨损得极薄；有时，长时间找不到水源，干渴逼得他忍不住四处张望，寻找可供休憩的地方。然而，每一处古迹，每一段历史，都让他感到不虚此行。

他把这些散文寄回给编辑，一篇一篇发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最终，这些作品被汇编成《文化苦旅》。

千禧之旅与《千年一叹》

1999年，余秋雨接到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参与一项名为“千禧之旅”的大型文化考察项目。这个计划包括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多个国家，总行程超过四万公里，涉及多种文化和宗教。

旅程的第一站是希腊。在这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余秋雨拜访了雅典卫城，感受古希腊文明的庄严。他仔细观察雅典神庙的柱石、斑驳的浮雕，那些历经千年风霜依然屹立的遗迹向他展示了古希腊文化的深厚积淀。

随后，他们来到埃及，余秋雨第一次置身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炽热的阳光笼罩着这片沙漠，余秋雨抬头望去，古老的石阶层层叠叠，在阳光下投射出斑驳的影子。导游讲述着法老的故事，描述金字塔的修建过程。他步入阴暗的墓室，空气凝重，石墙上刻满了象形文字，仿佛诉说着千年前的秘密。余秋雨亲眼看到，曾经辉煌的法老王朝在这片荒芜的沙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旅途继续，他们深入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余秋雨漫步于古老的石板路上，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共存于这座城市。宗教信徒们身着传统服饰，低声吟诵着经文，朝圣者川流不息。

随后，他们前往伊拉克和伊朗，余秋雨深入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腹地。巴比伦的残垣断壁中，记录着人类文明的早期印记。他触摸那些残破的泥砖，仿佛回到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王国的时代，听到古老文字的呢喃。

在2000年，这些体验、见闻与思考被余秋雨整理成散文集《千年一叹》，书中通过朴实却生动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他所见到的历史遗迹与当代风貌，探讨了文化的传承与消逝。

参与国际文化活动

2004年，余秋雨应邀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设计和研讨。这是一项国际性的项目，旨在汇集全球学者、专家的意见，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学者，余秋雨在讨论会上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的看法，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重视。

与此同时，余秋雨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笛声何处》，这是一部深入探讨昆曲兴衰的作品。书中，他从昆曲的起源讲起，娓娓道来昆曲的历史变迁、艺术特点以及在各个朝代中的流行程度。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昆曲剧团和戏曲学者，还亲自观看昆曲表演，与昆曲艺人交流，试图找到昆曲在今天如何传承的答案。

在《笛声何处》一书中，余秋雨还深入解读了昆曲的四大代表作：《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和《牡丹亭》。在分析《清忠谱》时，他着重讲述了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与其表达的忠义精神，指出昆曲通过优雅的唱腔和细腻的动作，将复杂的人物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解读《长生殿》时，他强调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展示了唐代盛世的浮华与悲凉。而在谈及《桃花扇》时，他将关注点放在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上，通过这部作品的故事，揭示了乱世之下士人阶层的挣扎。至于《牡丹亭》，他则深刻剖析了杜丽娘追求爱情的勇气，并感慨昆曲如何通过这部剧作展现出人性之美。

个人生活

余秋雨在公开场合谈到自己的人生时，常以“孤独”两个字来形容。虽然在公众眼中，他是学术界的名人，拥有广泛的社交圈，但他坦言，真正的陪伴其实寥寥无几。这种深藏在他骨子里的孤独感并非源自表面上的生活状态，而是逐渐积累的内心体悟。他的作品中常透出一种苍凉感，不少读者感同身受。

余秋雨的第一段婚姻并不如意，在面对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的压力下，他一度感到深深的失落。长期以来，家庭的不和谐与事业上的重担让他内心变得格外沉重。这种经历，也促使他在文学中注入了对生活无奈的表达，使他的文字带有一种沧桑和透彻的理解。正是这种骨子里的苍凉，让

余秋雨的生活经历中，第一段婚姻让他感到诸多困惑和压抑。这段婚姻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中的平静，反而因为双方在生活理念、工作压力以及各自追求上的差异，使得他的心情渐渐被失落感所包围。那时，正是他学术事业和写作上最忙碌的时候，他的日程常常被排得满满当当，工作压力加上家庭的摩擦，让他逐渐感到自己被困在了某种无形的桎梏里。

为了处理好学院的事务，他总是早出晚归，忙于学校的管理、学术交流以及各种社会活动。然而，当他疲惫地回到家时，面对的却是家庭中的不理解和责备，这种双重压力让他难以喘息。

正是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他萌生了撰写《文化苦旅》的念头。在那个时期，他渴望通过写作寻找一种出口，将自己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挣扎化作文字，通过文学表达对生活的种种无奈。

在第一段婚姻结束后，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马兰。马兰是一位昆曲艺术家，与他一样热爱艺术和文学，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两人因共同的艺术兴趣而走到一起，这段婚姻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共鸣，也让他的生活变得逐渐圆满。

参考资料：[1]吴欢章.余秋雨短文的艺术创造性[J].长江文艺评论,2023(4):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