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在那之后，涌现了一批先进的农民代表。

比如之前的大寨村书记，后来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永贵；新中国首位女性副总理，也就是原普通纺织女工吴桂贤等等。

而甘肃礼县何家庄大队书记年继荣，也是“学大寨”的典型。

他在九大、十大上，两次当选中央委员，37岁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然而40岁被开除党籍。

那么，年继荣大起大落的人生，究竟有什么不同凡响的经历？重回农村后，他的结局又是如何？

“大寨精神”，究竟是什么？

有网友说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也有网友说“干字为先，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精神，是火红的时代。”

关于“学大寨”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

毛主席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提出：“组织起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毛主席表示，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然后再告诉群众，号召大家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人民得到解放和幸福。

位于太行腹地榆社县大寨村的张志全，就是发掘出的众多“诸葛亮”之一。

张志全在大寨村推行减息运动，还成立了“村民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

他本人参加了两次太行根据地举办的“群英会”，还被选为工农民劳模，受到毛主席接见。

抗美援朝时，张志全不仅在“爱国生产竞赛”中拔得头筹，还两度作为农民代表参加赴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慰问团。

不过，另一个“诸葛亮”的名声很快盖过了张志全，他就是陈永贵。

陈永贵生于1915 年，同样出生在山西晋中地区昔阳县一个名叫“大寨”的村庄。

早在1945年，陈永贵就发起了劳动竞赛，还推出了“十年造地计划”，开垦荒地，全面扩大了昔阳大寨村的耕地面积，让粮食产量翻了好几倍。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

在严重的洪涝灾害面前，陈永贵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做到统购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收入不少。

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人民不仅战胜了天灾，粮食夺得丰收，还把12万公斤余粮卖给了国家。

这种“自力更生，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让陈永贵的名字响彻全国。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 1 万多名干部群众介绍了大寨大队抗灾夺丰收的事迹。

紧接着，毛主席下达了指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 16 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 4 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出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加强内地建。”

1975年，陈永贵出任副总理。

在陈永贵之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农民代表，比如吕玉兰、王国藩、李顺达。

原甘肃礼县何家庄大队书记年继荣，也是其中之一。

提起“大秦”最先会想到什么？

是“奋六世之余烈，吞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的壮举？还是“书同文，车同轨”的先见之明？亦或者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悲哀？

当然，肯定也会有人想到咸阳、渭水、函谷关、“老秦人”。

秦人的发祥地在什么地方呢？

先秦文化与中华原生文明的摇篮、黄河仰韶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素有“秦皇祖邑·三国胜地”之称的甘肃陇南市礼县。

这里不仅历史底蕴深厚，有秦皇湖、盐官镇盐井祠、祁山武侯祠等风景名胜，还是全国苹果生产重点县、矿产和中药材产业大县。

当然，也是前甘肃省委书记、前中央委员年继荣的家乡。

年继荣，原名年本子，1938年7月，他出生于甘肃礼县何家庄。

18岁那年，年继荣成为崖城公社何家庄大队团支部书记。

严格来说，礼县的自然环境并不是特别优越。

这里山峦重叠，坡陡谷深，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1%。

而且，礼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冬长夏短，在那个年代想要发展农业，困难重重。

年继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干劲十足。

在当上何家庄大队第3生产队副队长后，带领队员们艰苦奋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没日没夜的在田间地头忙活，对提高当地农业灌溉条件、推动农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中央发起“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年继荣更是铆足了劲头。

在他的带领下，何家庄大队的粮食收成逐年增加。

何家庄和当年的大寨一样，不用再接收救济粮，还能向国家交足公粮。

何家庄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远学大寨，近学何家庄。”

而年继荣也像坐火箭一样，飞速的往上升。

1968年3月，年继荣出任礼县革委会副主任。

半年以后，他就当上了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兼天水地区革委会常委。

次年，九大召开，年继荣当选中央委员，此时的他只有31岁。

时间来到1971年，33岁的年继荣已经是甘肃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当然，他在老家礼县还有挂职。

而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年继荣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1月到1977年7月，年继荣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不过，到了1978年年继荣就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并且不再是党员。

1980年，年继荣再次复出，在甘肃省天水市天秦城区汪川当乡干部。

从1987年7月开始，年继荣调任天水市秦城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

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是11年，直到1998年退休。

对于年继荣的结局，大家纷纷表示：“吃了没文化的亏！他当时在北京，如果虚心跟着毛主席学习，肯定能走得更远！”

毛主席一生的称号有很多，他本人最钟爱的，则是“教员”。

毛主席自述道：“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毛主席77岁生日前，跟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他说：“总有一天要把那些称谓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毛主席也曾跟斯诺说过，他是没办法当教员了，所以才要革命：“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革命。”

谭政、刘亚楼、陈士榘等大多数开国元勋，都是以毛主席为师。

在毛主席心中，“师者传道受业解惑”，非常敬重教员这个职业。

当年，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前，就明确说过往保定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教育是百年大计。

毛主席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育为促进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

毛主席还多次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也很尊重老师。

在他的心中，孔子是古代的好教员，但“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好教员：“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革命时期，毛主席通过“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讲出了一篇篇影响重大而深远的理论篇章，比如《论游击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

毛主席一辈子教书育人，诲人不倦。

同样是“一跃而起”的吴桂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吴桂贤虽然书读的不多，但对毛主席思想很有研究，“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积极分子”。

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了在北京的职务，后来到深圳外贸集团和广东省宝安县物资局联合成立的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为工厂“招兵买马”。

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半年后吴桂贤被任命为这家合资企业的董事长。

1998年，吴桂贤退休时，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给予她正厅局级的退休待遇。

后来，又逐渐恢复副国级的待遇。

吴桂贤和丈夫王振涛，育有一儿一女，全家人都在深圳定居。

所以不少人认为，如果年继荣身居高位时，能虚心向毛主席学习，一定会走得更长远。

参考文献：

农业学大寨[J].支部建设,2021,(32):24-25.

金文.从张志全的大寨到陈永贵的大寨:“革命-建设”时期农村典型的变迁[J].学海,2018,(06):179-185.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8.06.029.

毛泽东：“我历来是当教员的”《党史博览》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