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至1950年11月，昔阳县政府便以一面绣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锦旗，表达对大寨的肯定与鼓励。到了1952年12月，陈永贵与贾进财更是作为代表，出席了山西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寨也在此次会议上荣获“三等模范互助组”的称号。
1954年，昔阳县委更是以“关心全社利益的陈永贵同志”为典范，号召全县学习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大寨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不仅赢得了昔阳县领导的高度重视，更促使他们频繁派遣干部深入大寨，蹲点指导，总结并推广其成功经验。
1958年3月，陈永贵再次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身份，出席了山西省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的荣誉与成就再次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尽管在1963年之前，大寨在山西省内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典型，但196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灾，却成为了大寨崭露头角的契机。
在灾难面前，大寨人展现出的“三不要”（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贷款、不要国家支援）与“三不少”（即粮食产量不少、上交国家不少、集体储备不少）的精神风貌，让大寨瞬间名声大噪。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大寨粮食总产量仍达到了惊人的21万公斤，仅比1962年减少了4%，亩产高达372.5公斤，人均口粮200公斤，售粮12万公斤，占到了总产量的57.1%，这些成绩均与上年持平。大寨在抗灾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同年11月3日至18日，山西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作了题为“大寨人自力更生、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激情报告。随后，山西省委迅速发出《关于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而《山西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大寨人民志不屈旗不倒》的深度报道，生动详实地介绍了大寨在1963年战胜自然灾害、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事迹，并配发了《学大寨之志、长大寨之风》的社论，进一步激发了全省人民向大寨学习的热情。
毛泽东主席对陈永贵的事迹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自从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他无论是在南京还是与其他干部交流时，都频频提及陈永贵及其带领大寨人民所创造的奇迹。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首次在公开场合对陈永贵和大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阐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时，他特意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称赞道：“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毛主席对陈永贵的事迹如此看重，不仅在于他带领大寨人民取得的显著成就，更在于他身先士卒、不搞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宝贵品质。因此，毛主席对陈永贵带头劳动的事迹尤为关注，他在阅读相关材料时，甚至在陈永贵参加劳动的介绍文字下面划满了线条，有的还特意划上了双横线，以示强调。
为了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典型，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县委书记张怀英亲自徒步来到大寨进行调研。面对张怀英的关切询问，陈永贵说：“大寨群众的吃粮虽然紧张，但基本上还能维持。反而是我这里的粮食成了问题，因为经常有下乡的同志需要接待。不过，瓜豆马上就要成熟了，没粮有菜总不会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大寨终于度过了难关。到了第二年卖粮时，陈永贵心中有了底气，他不仅圆满完成了统购统销任务，还为社员留足了口粮，集体储备粮也有了着落。甚至在全国人民都面临饥饿困扰的年代，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依然能够在保证社员有粮吃的前提下，向外借出数十万斤粮食。
有一段时间，陈永贵频繁出席县里的表彰会议，发言、领奖，内心充满了喜悦与自豪。但每次回村时，他却总是忧心忡忡。因为从县里回大寨的必经之路是武家坪等村，他害怕遇到人，更害怕听到那些冷言冷语：“人家去县里吃白馍授大奖”、“群众饿肚皮，自己戴红花”。
面对这一困境，陈永贵深刻认识到，完成统购统销政策不仅需要动员合作社干部多交粮，更需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他召开了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会议从一具锄头的生产谈起，进而引发了关于“工人老大哥给我们制造机器、农具，他们吃粮食不吃粮食”的深入讨论。
陈永贵趁机引导大家：“工人造农具吃粮食，解放军保卫祖国吃粮食，我们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吃什么？”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经过一番议论后，逐渐深入人心。梁便良等共产党员更是带头表示：“我们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国家。有粮食不卖，还叫什么听党的话？只要能拿出来的粮食，我就要卖！”
当时的报纸指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分配制度必须正确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报酬制度的确定，既要承认差别，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不能使差别过于悬殊；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又不要搞物质刺激；既要有一定的制度和办法，又不要搞烦琐哲学。”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成为新的时尚，面对这种情况，陈永贵问：大寨这面红旗还要不要树？分田单干了几千年还要试验？
1977年，安徽省勇敢地迈出了冲破“左”倾错误束缚的第一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农村政策进行了关键性调整，从而走在了农村改革的最前沿。随着“省委六条”的颁布，生产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这一变革如同春风拂面，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安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此迅速萌芽并茁壮成长，从最初的产量无关联到后来的产量挂钩，许多地区积极尝试包产到组，更有部分地区大胆推行了包干到组的模式。
1978年3月，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关于安徽“省委六条”的详细通稿，随后，《人民日报》及全国各省、区、市的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安徽的改革举措轰动全国，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全国首份在农村政策领域实现突破的纲领性文件，它正式揭开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壮丽序幕，为安徽农村经济的复苏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和有利的氛围。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无异于一场期盼已久的解冻春风。尽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草案）》两份重要文件。
周曰礼也谈及了当时的情景：“三中全会后，中央要求各省派工作队深入基层，宣传中央文件并征求群众意见。我受命带领工作队前往肥西进行宣传。”
面对中央文件的“两个不准”，万里同志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智慧。他强调，应把握三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而非拘泥于文字表面。在万里的推动下，安徽省委决定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尽管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充满了风险。山南区的试点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至整个肥西，使得肥西县委仿佛坐在了火山口上，县委常委们夜以继日地开会讨论，试图在上级的框架内寻找出路。
山南区的包产到户试点之路，远比预期更加坎坷曲折。赞同、怀疑与反对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激烈的辩论。面对种种质疑，万里同志坚定地表示，省委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一旦出错，由省委负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杂交稻的推广使得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并未随之增加，反而因农资价格的上涨而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到了1983年底，农村改革基本全面铺开，凤阳等地的改革至少比其他地区提前了三年。这三年的改革不仅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农民在集体所有制的管理框架下，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并非出现在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初期，而是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在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包干到组等责任制形式的演变后，小岗村村民在安徽省委的号召下，将“大包干到组”进一步推向深入。
包干到户之所以能在小岗村率先出现，与其独特的经济、社会特性密不可分，这也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与山南公社包产到户试点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基层干部已经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上层局势的变化，因此对小岗村的包干到户采取了更加宽容、默许乃至推动的态度。
事实上，小岗村事件在安徽省农村改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促进责任制形式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一段传奇的神话或一种深入人心的意象。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小岗村的故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不仅激发了作为国家意志承载者的生产热情，为国家创造了持续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农村改革的成功也缓解了集体化末期国家治理的困境，为后续市场转型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