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文化发达，且宋朝统治者对文人的礼遇高于前代。

读书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使文化艺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领先世界的科技，建筑业的大发展，文人崇尚的简单审美等，这些都为文人家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经历了五代之乱的宋朝，为了再次避免五代之祸，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

宋王朝建立后采取了崇文抑武、“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宋人陈亮有“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的言论。

为吸纳更多贤才，对科举制进行改革。何忠礼先生将北宋的科举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宋初三朝，此阶段的改革主要是改革科举制度，提倡公平竞争，杜绝科场弊端，君主逐渐垄断取士权。

第二阶段自仁宗朝以后进行的两次变法，第一次是范仲淹等人实行关于科举方面的变法，历史称之为“庆历兴学”，这是宋代第一次兴学。

“取士不问家世”，对于考生身份的偏见几乎不存在，寒门士子的读书热情空前高涨，争相报效朝廷与社会。

不仅如此，宋代统治者还将不杀士大夫列为继位者务必遵守的祖宗家法；对于新科进士，统治者则极尽恩宠。

宋朝广纳人才，不计出身，自朝堂而下掀起了向学风气。

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刺激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对象的普及，提高了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真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营造了士大夫繁荣的景象，为文人家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板块构造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政策并不看重，导致如商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等发展缓慢。

而在两宋时期，统治者宣扬“重农不抑商”的理念，除开发展农业经济，同时也大力发展商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等，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带动了工商业发展繁荣，社会财富空前的庞大，一定程度上为宋代文人家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市舶司的不断建立映射出宋朝的海外贸易在迅速发展。

根据《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记载，当时除了广、泉、明三州外，还有楚、海、越、通等州设立外贸港口。

当时最远的贸易国家已经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

海外贸易的发展，流入了诸多其他国家的原材料，扩大了家具的材料使用范围，为家具的发展添砖加瓦。

自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以后，经历了北宋与南宋，绵延了三百多年。

两宋虽然在政治、军事上远远逊色于汉唐，但是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却超过了汉唐，尤其是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堪称是“空前绝后”，影响了元明清三代乃至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

经济的发达给文人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重文抑武的国策保障了文人的社会地位，浓厚的文化氛围赋予文人家具以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宋代文人家具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还需进行艺术加工，满足文人的审美情趣。

家具作为文人日常接触的生活用具与外化的情感寄托，就倾向于呈现出文人超然脱俗、淡泊宁静的审美意趣。

宋人王栐记录世风时指出，宋朝立国之初，君臣自上而下崇尚简朴之风，公卿之间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

宋代多数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种节俭的天性，有着节俭国用、不敢奢侈的传统。特别是宋仁宗，其节俭比起其祖更甚，宋代很多笔记留下了具体的事例，读之不得不服。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司马光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不良风尚中。

不仅如此，他也以身作则，讲学期间“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饮食相当简朴。

崇尚勤俭、反对奢靡的社会风气，体现在家具上就投射到家具设计中，使之呈现出一种精炼纤细之感。

文人家具的用料精准，结构的精炼，表现得最为明显，宋代文人家具推崇工整规则、崇尚自然美。

在制造家具时删繁就简、返璞归真，注重功能性而非装饰性，纯粹作为装饰的部分几乎没有，构件多细瘦有力，几乎将框架式结构精简到无以复加，因此没有材料与工艺上的任何浪费。

服饰能反映出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思想观念和审美风格，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宋代文人平时生活常穿服直裰、道衣、鹤氅等比较宽大而舒适的服饰。宋代士大夫们出入交际场所，常戴乌纱帽。着皂衫，束角带，穿靴。

朱熹认为日常所着衣冠服饰应当质朴简易，不尚鲜衣华饰，《朱子四·内任》中记载了朱熹本人燕居时之衣冠服饰的情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衣冠服饰极为质朴简易，不尚鲜衣华饰。极简单朴素又自在风雅，颇为符合士大夫们的隐逸心理。

宋代文人在服饰的质地、色彩搭配等方面呈现出崇尚简单，追求质朴、低调儒雅的特点，显然士大夫们是以自然朴质为美的，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文人们日常使用的家具风格。

宋代男女皆穿背子，褙子是最能表达宋朝时代风貌与审美观念的服饰。

在宋朝，人们从传统的席地跪坐转变至垂足而坐，从之前的低矮型床榻为中心逐步过渡到以高型家具为中心，高坐的起居方式影响了文人家具的形制、样式，丰富了文人家具的种类，也对家具的陈设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文人家具的整体风格上，呈现出的简洁、对称美，与当时建筑上的标准化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李诫的《营造法式》对宋朝对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进行总结，包括对小木作、石作等都有详细的解说，还为家具设计的艺术转型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直接影响到了家具制作的工艺发展，家具的框架、收分与侧角、束腰、搭脑等方面造型与建筑十分相似。

榫卯结构、建筑模具化、标准化开始逐渐地用于家具制作上。为实用利落的文人家具的发展奠基。

文人家具中，其腿足与横枨的结构关系类似于建筑中柱与梁架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宋代宋代文人家具的框架结构继续借鉴了建筑的大木梁架结构。

宋代文人所使用的的榻，一部分仍继承隋唐时期的箱型榻，一部分从箱型榻演化成了框架式。

随着框架式结构在文人家具中的发展，家具的板材也越变越薄，从实心板过渡到攒框板，从用料厚重过渡到经济实用。

侧脚收分所带来的向心力是稳定木架构的重要手段。

宋代文人家具也进一步采用源于宋代建筑上的收分与侧脚，使结构稳定轻巧的同时，也带来了舒适的视觉效果。

宋代文人家具在整体造型上还形成了“有束腰”、“无束腰”的两大体系，高束腰这一特征很明显是隋唐五代的遗存，加之建筑中的须弥座的形制。

虽然此时高束腰家具的数量占比不大，但是一些图像的表现为后代束腰家具的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

宋代文人家具的搭脑所形成的的线条美自然流畅，有直有曲，与家具总体造型和谐统一。

如若说家具是一个小型建筑，那么搭脑就犹如建筑的屋脊，直者如硬山、悬山,曲者如庑殿、歇山。

理学在北宋真宗时期诞生，在宋、元、明几个朝代发展起来的思想流派，对各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两宋之时，儒释道三教合流更加深入，三教互相学习融合对方的文化，理学就是这一融合的产物。

宋代理学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学家朱熹强调“天人合一”，提出“天即人、人即天”“天人万物一体”等观点，主张人要“顺得这势，尽得这道理”，遵循自然规律方能得势。

宋代理学家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守理之法，意在说明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不为自己的私欲所蒙蔽，才能看清自己的真实面貌，才能体悟天地之理。

“天理”与“人欲”水火不容、不可调和，不灭人欲，无以守天理。

在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指导下,宋人对闲散平淡的认同更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他们认为平淡是通往内圣的一种条件，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心境。陈与义、张元干、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样的抗战人物,也有大量风格平淡的作品。

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体，作为文化审美的风向标，其个体自我意识的强化和颇具时代特征的审美趋向，势必影响着时代的文化风貌。

作为审美主体的宋代文人，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其整体上的审美转为内敛自省，他们向往平淡，向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认为“有余意之谓韵”“凡书当观韵”。

使得“韵”这一概念深入到了文人的审美思想中，强调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趋于以平淡素雅、质朴清新为美。

宋代文人愿意过平淡的生活，也乐于标榜自己的这种平淡生活，故大量的诗词作品中常显现一种平淡风格。

在宋代文人平淡、清逸审美的影响下，文人家具整体呈现出古朴天然之美，以实用功能为主，就地取材，不事雕琢。

通过线条的曲直变化，赋予家具动静结合、刚柔并济的丰富美感，运用结构部件的小装饰，既保持稳定性，也丰富了家具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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