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历史上，有一位杰出的皇帝——孝文帝，他推行改革政策，对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公元467年，拓跋宏出生于北魏平城紫宫。据说在他出生时有神光异放，室内光芒四射。小皇子一出生就有瑞气，加上他皮肤白嫩，很是招人喜欢。一时间，皇宫里呈现出一派喜庆的景象。
公元469年，两岁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按理说，儿子被册封为太子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此时拓跋宏的母亲李夫人却悲痛万分。
原来，北魏有一条规定：凡是后妃生的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其母就会被赐死。这样，拓跋宏从小就失去了母爱。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是北魏的第五代皇帝，但由于当时政局混乱，冯太后力挽狂澜并临朝听政，稳定了局面。
冯太后是文成帝的皇后，她头脑灵活，政治敏感，在临朝听政时期，暗中与献文帝较量，寻机独揽皇权。
献文帝在与冯太后的斗争中失败，迫于政治压力，献文帝不得不在拓跋宏5岁时禅位，公元471年，幼小的拓跋宏在太华殿登上了皇位，史称孝文帝。
孝文帝虽然登上了皇位，但献文帝的力量丝毫没有削弱。他南讨叛军、北伐蠕蠕，仍担负着治理国家的大任。
冯太后对此极为不满。在她看来，如此下去对她掌控大权十分不利。于是，在公元476年的一天将献文帝谋害致死。
献文帝的死暂时结束了皇宫中的权力之争。由于孝文帝年龄较小，冯太后自然开始了第二次临朝听政，控制了皇权，被尊为太皇太后。
孝文帝自小聪明，为人处世谨小慎微，对此，冯太后深感不安。于是，就有废除孝文帝的想法，在一些重臣的阻下才未能得逞。
孝文帝年幼，宫廷中的一些内幕他不是很清楚，但宫廷中的尔虞我诈他都一清二楚。聪明的孝文帝为了保护自己，装着唯唯诺诺，只顾读书的样子来压抑自己的感情，给人造成一种假象。
到了孝文帝14岁的时候，太皇太后终止了临朝听政，这位忍辱负重的皇帝虽然掌握了实权，但仍在冯太后的控制之下。
公元484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辅助下实施了第一项重要改革——实行班禄制度，每三个月为百官发放一次俸禄。
鲜卑族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之前，他们常以战争来掠夺财富和地盘，而且以瓜分战利品的方式实行分配，作为赏赐。
随着北魏社会的不断发展，战事逐渐减少，这种赏赐已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以权谋私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孝文帝和冯太后商议实行班禄制。
实行班禄制也遭到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此百官还展开了一场辩论。
经过那场辩论，班禄制终于得以推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北魏社会封建化发展的步伐。
长年的战争使北方不少百姓或逃往江南，或死于战乱，北魏政权获得了大量的土地。由于游牧民族的习惯，畜牧业占主要地位，使得大量的土地变成了荒田。
随着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加上迁徙来的民众生存的要求，当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为了缓解矛盾，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土地分配的问题。
经过商讨，孝文帝于公元485年下诏：全国实施均田制，劝课农桑，缓和矛盾，种有所获，富国强民。
于是，北魏社会开始实行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的均田制度。除授田外，国家还分配给每个男子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植树木等作为副业。
就这样，使原来荒废的土地有了生机，民众有了生活的来源，同时也稳定了社会秩序。当然，国家也不会放弃赋税，国家每年按土地的比例收取一定的税收，以增强国家的实力。
在土地分配的问题上，地方官员发现户籍不清，推行均田制遇到了种种困难。为此，孝文帝再次召集群臣商议解决的办法。
公元486年，为配合均田制实施的三长制也诞生了。原来，许多乡村中的豪族为了防止骚乱，就以血缘和地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筑坞作壁以保障他们的利益。
政府每年所征收的租调又被这些坞主转移到了农民手中，其数量远远大于政府的公赋，农民负担非常沉重。
坞主们又把农民的数目隐匿起来，因而政府无法按户籍分配土地，严重妨碍了均田制的实施。
所谓“三长制”就是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合称“三长”。
只有实行了三长制，征收租赋才有依据、有准则，才能很好地掌握人口数目，防止隐匿，也有利于维护地方治安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孝文帝的改革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京都平城更加繁华。
在孝文帝改革的过程中，冯太后为其出谋划策，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公元490年，49岁的冯太后溘然逝去，葬于平城以北的永固陵。
按古制，孝文帝要守孝三年，孝文帝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以社稷为重，迅速亲政，真可谓是一代明主。
经济改革顺利实施之后，孝文帝深深感到，要想稳定政权，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自北魏定都平城以来，多次的移民和京城连年的灾荒，平城的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鲜卑统治集团。
加上京都平城地处边塞，北方残余势力经常进犯边境，对京师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北魏政权越来越依赖中原地区的谷、帛，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当时的形势需要。
但鲜卑人久居塞北，风土、人情、气候、习俗与中原相差甚远，强行迁都势必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
孝文帝决心已下，为了达到迁都的目的，他精心策划了一个“以讨谋迁”的行动计划。公元493年，孝文帝在其叔父拓跋澄的陪同下，率领三十万大军，以南伐为名，大举向南挺进。
当时正是秋雨连绵，一路上霖雨不止，行军十分艰难。直到九月才到了洛阳。到达洛阳后，孝文帝看见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凄凉的景象，他决心重建洛阳城。
此时，孝文帝并未下达迁都的命令，而是令军队继续南下。艰难的行程令大臣们实在难以忍受，于是下跪求情，停止南下。
此时，孝文帝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提出若不南进就迁都洛阳，这一决定令大家始料不及。
虽然上至群臣，下至士卒大多不愿迁都，但总觉得迁都总比打仗好，只好同意迁都。就这样，孝文帝亲自导演的“以讨谋迁”之策胜利结束。
迁都之后，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使民族之间更加和睦，孝文帝决心改变鲜卑族的旧俗。公元494年冬，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人穿鲜卑服，改穿汉服。告示贴出后，人们都来围观。
由于习惯的原因，多数鲜卑人不能接受这一做法，特别是妇女。孝文帝看到这些，大为不快。在宫殿内，孝文帝大发脾气，严厉训斥官员。
为了更好地推行他的政策，孝文帝亲自向大臣们讲述了禁穿鲜卑服的利害关系：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民族差异，也可以促进民族的融合。
不仅如此，孝文帝还要求鲜卑人禁说鲜卑语，学习汉语以减少民族交流的隔阂，促进民族交融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民间，鲜卑族和汉族运用汉语交流得到广泛推广。
孝文帝还改鲜卑复姓为单姓，从自己做起改姓元，其他都改为汉人常用的长孙氏、穆、奚、陆、贺等姓。他颁发诏书，将改姓的事情诏告天下。
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取得中原士族的支持，孝文帝决定联合士族，制定了官位标准，史称“门阀制度”。
孝文帝认识到，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能进一步交融，通婚是最有效的办法，这种新的联姻方式，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孝文帝的推动下，鲜卑族和汉族实现了通婚。
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北方民族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公元499年，孝文帝病逝于谷塘原行宫。
孝文帝作为一代明君，因雄才大略而彪炳史册。北魏王朝从定都平城到迁都洛阳，从崛起走向辉煌，从辉煌也正在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