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945年七大与毛泽东的领袖之路。
遵义会议：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确立的关键节点。会议集中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一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议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路线，为王明等错误路线画上了句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理论贡献和领导地位。
1945年七大：经过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的铺垫，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七大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全党对他领导的高度认可。这三次会议在毛泽东的领袖之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推动了党的理论发展和革命事业的进步。
三次会议与毛泽东的领袖之路
毛泽东是我党历史上杰出的领袖，但他的领袖之路并不平坦。虽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人民军队的创建者、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者，是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甚至被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性人物。但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并没有进入党内决策的最核心层，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并非政治局常委。而且自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他不仅失去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而且在党内事务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在长征途中，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处在生死一线的危机时刻，才得以改变。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等受到批评，毛泽东才得以重新获得军队的指挥权，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受任于危难之际的他，用勇气与智慧带领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成功到达陕北，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经历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1945年七大，历时十年之久。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
八七会议前，毛泽东仅为中央候补委员。因为蒋介石等国民党右翼武力清共，国共十年内战开始。在此生死存亡时刻，八七会议召开。毛泽东崭露头角，从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上，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之后他放弃了留在中央机关任职的机会，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他指挥的起义部队并没有如原先计划的那样攻克湖南省会长沙，而是审时度势地决定保存剩余不多的武力，向湘赣边境转移，通过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绿林武装的合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同时，他着手军队的改造，注重政治工作，确立党组织对军队的控制，建立士兵委员会，要求官兵一致，将红军锻造成一个政治信仰坚定、官兵平等、与民众有着鱼水之情的军队。在保卫和扩大红色根据地的战争中，毛泽东巧妙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等战略战术，取得三次反围剿的成功，从一介书生成功变为优秀的军事家。在战乱不断的年代，在只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期，毛泽东仅凭借此一点就已经奠定了他在党内难以取代的独特地位，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苏联受过培训，但作为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共产国际已迅速将他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博古等一批有着留学苏联背景的青年人开始执掌中共中央大权。毛泽东被党内当道的教条主义者藐视为一个“土包子”、一个不懂现代战争为何物的落伍者，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竟然失去了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被剥夺了指挥红军的权力，这一鲁莽政治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毛泽东一手创建、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彻底丧失，红军主力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地。
红军从1934年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传奇。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1935年1月，我们党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得以重新获得红军的指挥权，并第一次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奠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不过，此时党内的最高职务属于取代博古的张闻天，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则是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虽然在分工上是周恩来的助手，但他才是红军的实际指挥者，此后他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到达陕北，从而结束了艰苦的漫长征程，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统帅。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再次以过人的智慧与处理危机的决断力，在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遭遇生死存亡危机时，力挽狂澜，他在全军乃至全党的领导地位由此奠定。
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如果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非凡表现开始奠定他在红军与党内的领导地位，那么，他在全国性抗战前后表现出的政治智慧与战争指导能力真正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全面抗战。如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在战争中发挥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特长，如何将民族战争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如何将抗战的胜利变成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如何维系国共合作又不妨碍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需要破解的政治、军事难题，而正是在这些重大问题的破解之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得以进一步确立。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希腊神话中，一旦脱离大地，拥有神力的安泰就没有了力量。这种情形也适用于长征后期处于陕北一隅的红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就是打破这种困局的关键，也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关键。“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遭遇的最大危机是来自日本的入侵。在亡国灭种的重压之下，你死我活的国共之争难以持续。毛泽东洞见这一趋势，瓦窑堡会议之后，开始不懈努力以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西安事变，国共重新合作抗日，并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极为准确的预测，并将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且对每个阶段中国方面应有的对策都有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仅如此，他富有创意地提出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并前所未有地将它上升到战略的层面。他坚决反对红军改编后进行阵地战，而力主分散兵力，发挥共产党武装特有的政治与军事优势，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动员、组织民众，创建敌后根据地。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否认毛泽东力主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导致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甚至曾感叹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但战局的推演迅速证实了毛泽东战略指导的富有远见，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和敌后根据地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他的功业在共产国际与党内均得到高度认可。
^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这是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样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口头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共产国际的这个表态，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李维汉的回忆录中也提及：“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主席手书：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六大以后出席代表最多、会期最长的一次党的会议。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由他做政治报告，这在党内是第一次，标志着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真正确立。六中全会决定：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五位书记的位次新排如下：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张闻天由原先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王明由第三位降到第五位，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也需要理论的准备。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和命题，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美国学者施拉姆写道：“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而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方面身体力行的楷模。他在延安完成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就是有力的证明。
很长时间里，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有所忽视，其实毛泽东自己非常重视这此会议。1945年5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上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问题的报告中说：“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6月10日，他又进一步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没有妨碍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扫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促进党内思想的更新与统一，纯洁党员队伍，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凝聚全党，他在党内的威信与日俱增。1943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从1944年开始，分散各地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开始向延安汇聚，毛泽东与他们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进行总结，使党内的思想认识取得了高度一致。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趋于稳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的核心成员。
伟大的领袖一般具有不同凡响的气质，拥有独具一格的魅力，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比中，也可窥见一斑。当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访问，毛泽东与他们多次会面，他的自信、轻松留给记者们很深的印象，以至于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将毛泽东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了比较：“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1944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已经度过危机，重新开始大发展，而国民党军队却因为抵挡不住日军的“一号作战”而丧失了豫湘桂大片国土，处在困窘的境地。毛泽东据此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自成立以来终于第一次可以与国民党平分秋色。
全国性抗战发生后，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卓越的领导才能展现无疑。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大会会场。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
^ 毛泽东在七大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他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详细阐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路线、纲领和政策。
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鉴于他作出的巨大贡献，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完全稳固。
正是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完成了理论、思想和组织的统一，成为了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犹如一台巨大的时代发展机器蓄势待发。在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迅速而持续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直飞驰到今天，依然动力十足。毛主席的伟大智慧实在是无与伦比，让人高山仰止。
现在，许多成功学研究都把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作为典范。我以为，这是非常徒劳的。毛主席的伟大智慧，来自于他伟大的理想、伟大的胸怀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以追求名利为目标的成功学，与毛主席的伟大智慧根本不在一个思想层次上。唯利是图的人如何能学到毛主席的伟大智慧呢？
毛主席的伟大智慧，我们只能去感悟，却永远也学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