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上，是双方战力差距太大，大到无解。

1643年，李自成打孙传庭，孙传庭的兵都是招募半年左右的新兵蛋子，而且明军后勤补给严重不足，军粮有限，很多时候都吃不饱肚子。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部明军在1643年九月的郏县之战中，大败李自成。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李自成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官军大胜，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逃入襄城，官军尾随而至。”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天降大雨、连绵不断，加剧了明军的后勤运输困难，不得已之下，孙传庭只能移兵就食。

结果，明军殿后的陈永福部溃败，李自成趁机发起猛攻，在汝州将明军击败。

这个时候距离明朝灭亡仅有五个月了。

也就是说，大明灭亡五个月之前，孙传庭用数万新募的新兵蛋子就可以击败李自成主力。

这充分证明了李自成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东亚，只怕连二流都算不上。

事实上，就在1643年的郏县之战前，明军同样多次击败李自成大军，最后的失败还是那个老问题：后勤不利，粮草不济。

1642年5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偕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兵18万(号称40万)会师朱仙镇。

双方交战后，李自成的形势大为不利：

“十三日辛巳，左总兵及丁杨二督师领大军援汴，前锋至朱仙镇，贼遣三千骑往侦。十五日癸未，左总兵屯营朱仙镇。贼骑三千俱被擒斩。十六日甲申夜，闯贼踉跄移营，驰拒左兵。闯贼知侦探贼被杀，惧甚，尽丢营中器物而走。”

然而，明军糟糕的后勤保障又救了李自成一命，明军后勤线断裂之后，李自成趁左良玉移师就食时攻击，明军大溃。

可见，闯军与明军的两次大会战中，农民军在阵地战中均节节败退，不占优势。其唯一可以依持的是擅长长途奔袭的轻骑兵。

清军在与李自成交战前，亦多和明军作战，我们不妨以明军为对象来进行比较。

清军打仗的策略，脱胎于努尔哈赤时期频繁的攻寨作战与狩猎行动，遇敌以“楯车-步弓手 -重甲步兵-骑射兵”模式攻坚，并辅以强悍的格斗能力。

堪称罕逢敌手。

譬如清河攻坚战中，明军蓟辽精锐边军6000余坚守，只一日，后金军即破城。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在楯车掩护下攻入环列枪炮的马林车营，通过近战格斗战胜明军，而明军主力杜松部被后金精锐骑兵全歼。

之后，明军引入西洋大炮，防线稳固。

1626年初的宁远之战，努尔哈赤因此受伤。1627年的宁锦作战，明军再次击退后金军，明廷上下因此相信“奴酋势衰”。

然而，之后不久，后金开始重视红衣炮，并初见成效。

1631年正月，大将军炮制成，《清太宗实录》说，“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

这一技术转变迅速体现于同年进行的大凌河之战：

“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

明清双方的武器差距迅速缩小，而明弱清强的野战能力却一直未变。

松锦决战中，洪承畴率九边精骑加陕西秦兵，合营训练近半年，然而在作战中，明军中以格斗著称的陕西秦兵格斗能力远弱于清军，几次接战均伤亡惨重。

至于骑兵突击能力，明军更弱，总兵杨国柱即被斩于军阵。

可以说，明军最精锐的主力兵团在和清军作战时处于劣势——而这些真正的明军边兵精锐，李自成根本没有遇到过。

关键是，清军的攻坚能力也很强，1643年9月，济尔哈朗称:

“二十四日薄暮移军城北，填平壕堑，以云梯，挨牌，及红衣炮急攻之，至二十五日城颓，敌不能支遂奔溃，我军随拔其城。”

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城战，清军的步骑炮三兵种协同能力已经达到东亚军队的最高水平。

在与同一个对手明军的较量中，清军和农民军的高下立判。

投降清军的洪承畴在山海关战前说得很清楚: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流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

1644年四月，山海关之战，清军将农民军“追杀四十里”。

随军的朝鲜人在《沈馆录》里描述的十分传神:

“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

只用一顿饭工夫，李自成精锐部队就被清军歼灭殆尽。

此后，农民军又在太原、潼关防御战中被清军多次击溃。

从潼关到湖北，阿济格十三战皆胜，李自成号称百万的大军自此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