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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国一处国土被洪水冲毁，中国公民不得不从邻国借道出行。

26年后，当地政府重建这片土地，它也成了中国最窄的领土。

这处国土仅仅只有8米宽，稍不留神就能出了国界。

那么，这块土地究竟是在哪里呢？

它是如此独特，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处只有8米宽的国土就是洋馆坪路堤，它位于防川到珲春之间，是两地通行公路中的一段。

在这里，俄国领土掩压过来，直迫图们江江岸，使它成为了中国最窄的领土，走下公路，越过铁丝网，就到了俄罗斯。而另一侧，就是奔流的图们江，属于另一个国家朝鲜。

洋馆坪路堤其实是图们江的一段江堤，在1957年曾经被江水冲垮，导致防川村成了一处飞地。

成为飞地后，防川村民进出只得借道，穿过当时的苏联领土前往中国大陆。

这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1983年8月8日，人们用大量青石填于图们江中，修筑了一段888米长的通道，这才有了洋馆坪堤路。

为了让这段堤路坚固永久，1992年8月，政府又出资500万，把这段堤路改造成为高出图们江面2.5米的洋馆坪大堤。

彻底解决了通行问题的防川村，如今成为了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来到防川，三国风光近在咫尺，登上14米高的望海阁，日本海前的湖沼平原、朝鲜的豆满江里、俄罗斯的包德哥尔那亚镇，都尽收眼底。

但要说起防川最值得参观、最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无疑就是“土”字牌。

从防川村南行3500米，来到中国地界的南端，也是此地边界的起点，在铁丝网栅栏外就能看到“土”字牌，它由花岗岩制成，通高1.44米，宽0.5米，厚0.22米，是当时立下的中俄东段边界第五块界牌。

“土”字牌面对中国的一面，从上到下刻着“土字牌”几个汉字，紧邻这几个字的左侧是一列小字“光绪十二年四月立”。而在俄罗斯一侧，刻有 “T ”字。

为了保护“土”字牌，我国政府特地投资兴建了长达近2公里的江岸护堤，并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土”字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见证了一段历史，就是因为这段历史，让防川一度成为了我国的飞地，让洋馆坪路堤成了我国最窄的领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1854年，英国首先发难，怂恿法国和美国一起对清朝政府提出 “修约”请求。所谓“修约”就是修改之前签订的《南京条约》，增加降低税收、加开通商口岸、传教、互派公使等条款。

但是，几年过去后，清朝皇帝和官员一直“踢皮球”，英国的“修约”目的始终没有达到。于是，英法决定动武，逼迫清朝政府同意“修约”请求。

1858年，英法等国公使率领舰队列阵大沽口，知会清朝政府，限期进行谈判，否则就要开炮。咸丰帝一面派员前往大沽交涉，一面把希望寄托于俄美两国的调停上。

殊不知，此时的沙皇俄国竟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把目光盯向了中国外东北的广大领土。

1858年5月，趁着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的时机，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条约不仅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沙俄，还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国土改为两国共管。

对于中国的东北地区，清政府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兴起之地，严格限制汉族人口进入，造成了外东北大片区域渺无人烟。这就为沙俄的侵占带来了极大便利，也导致了清政府官员对这片区域的陌生，地形地貌、区域界限更是无从谈起。

而另一方面，沙俄早就对这片区域虎视眈眈，早就开始对这片区域进行考察和测绘，并编制出了详细的地图。

1860年，沙俄公使浑水摸鱼，一方面向英法方面提供中方情报，获取他们的好感，另一方面威胁利诱清政府，以调停为条件向清政府提出土地要求。

最终，中俄双方签署了《北京条约》，不但确认了《瑷珲条约》的有效性，还把其中规定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国土全部划给了俄国。

从此，中国失去了从东北至日本海的出海口。

恭亲王

这次战争，沙俄巧取豪夺，不费一兵一卒，就掠夺了中国大片土地，取得了比英法更大的收益。

当时，糊里糊涂签订条约的恭亲王，多了个心眼，未在俄国人给的划界地图上签字，要求实地勘界后再予确认。

1861年6月，咸丰皇帝委派成琦等人前往兴凯湖与俄国代表举行边界勘定谈判。

当双方打开《北京条约》，却对其中的地理标识白棱河口产生了不同解释，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正常情况下，争论无果，应该实地勘察，确定边界，但成琦不愿跋山涉水，又担心野兽出没，就同意了俄国代表的提议，将争议地段在地图上暂行标识。

而地图，当然是由俄方提供，勘界记文也由俄方起草，清政府官员只是匆匆看过了事。

如此重要的两国实地勘界，最终不过十来天就结束了，咸丰皇帝对此的批示也只有一句：知道了，只能如是办理。

按照这次勘界谈判签订的《勘分东界约记》，需要中俄双方共同在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的边界线上竖立八块界牌，上书中俄双方文字。

其中一块“土”字牌要求竖立在“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二十里”。

但是，由于成琦派出的佐领吉勒图堪偷懒，一些界牌由杜尔宾为首的俄国人自行处理。

结果，“土”字牌被杜尔宾设立在了距图们江口46华里紧邻朝鲜的沙草峰。

就这样，因为吉勒图堪的玩忽懈怠，中国边界一下子后撤了20多华里。

这一本不该出现的严重错误，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被吴大澂发现。

1881年，吴大澂奉旨督办珲春、三姓、宁古塔三处防务，成为一方统兵大员。

在此期间，吴大澂不仅组织民众移边固防，还经常轻车简从，实地考察各处防务。

在对边界的实地勘察中，吴大澂发现中俄实际分界与《北京条约》所载多有不符，大片中国土地被俄国人窃据。

1883年，吴大澂将自己的发现上奏给朝廷，请求派员重新与沙俄划清界址，夺回中国被窃土地。

第二年，吴大澂与俄方相约，重新勘界，但因双方因为交流障碍，再加上互不让步，结果久拖不决。

恰在此时，中法两国大打出手，吴大澂被朝廷调去督办北洋海防，勘界谈判暂时中止。

1886年，吴大澂再次请旨前往吉林与沙俄一起重新勘界。

随后，吴大澂回到珲春，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一起越过中俄边境抵达岩杵河，在这里他们和俄国代表巴拉诺夫进行会谈，协商边界问题，历史上称为“岩杵河勘界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吴大澂提出了几点要求：

第一，重新划界，改立“土”字界牌；

第二，收回俄国侵占的黑顶子地区，也就是如今防川村所属的敬信镇；

第三，补立部分界牌，纠正俄方错立的界牌；

第四，收回图们江的航行权，解决罕奇出海口问题。

关于“土”字界牌，根据双方签订的《北京条约》和《交界道路记文》，应该树立在离图们江口20里的地方。

不过，双方对图们江口的位置产生了分歧，巴拉诺夫辩称刨去二十余里的海水倒灌区域，才算图们江口，吴大澂则据理力争，坚持图们江口就是海口，就是在海滩的尽处。

最后，在各持已见的情况下，双方代表都表示上报请示定夺。

在清政府总理衙门给吴大澂的回复中表示，争到甚善，如若不行，照旧图定界。可见，清政府对谈判成功并不抱有多大信心。

四天后，俄国代表巴拉诺夫收到回电，说可以酌量更改，这个结果令吴大澂喜出望外。

新旧“土”字牌位置图

之后，双方经过商讨，“土”字牌从沙草峰前挪十八里，最终距图们江口二十七里。

6月20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来到图们江畔，一起勘明立牌之地，竖起了“土”字牌。

“土”字牌的重新树立，使中国收回了10多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现在的防川村，也拉近了中国东北距日本海的距离。

经过数个月的艰难谈判，中俄签订《珲春东界约》，吴大澂提出的四点要求大部分都得到了满足，不过，可惜的是罕奇出海口问题未得到解决，沙俄拒绝归返罕奇海岸。

好在，吴大澂争取到了图们江的航行权，中国船只可沿图们江通海往返，不必照会俄方。只是由于图们江上苏联建造的铁桥过低，再加上河道淤塞，图们江只能通行三百吨以下的小船。

吴大澂和沙俄的这次勘界谈判，在晚清历史上，可以说是一次比较专业认真的外交活动，同时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了纪念吴大澂，防川人民在沙丘公园北侧竖立了他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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