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结合六尺巷历史文化片区建设，打造六尺巷廉政教育基地。图为六尺巷。（视觉中国供图）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下称违反规定）总数已超过2023年全年的107547起，也超过了此前的最高纪录——2019年的136307起。

2024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4年9月全国查处违反规定的汇总情况。

这是连续第13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数据显示，当月全国共查处22313起违规问题，而2024年前三季度共查处141245起。

“数据既反映了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深入，”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代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也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所针对的不正之风的顽固。”

代凯长期关注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情况。2019年，他刊发论文，分析了 2013-2018年中纪委公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月报。论文统计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那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才首次公布了违反规定的数据报告，此后从未间断。

根据官方说法，建立违反规定月报制度是为了及时掌握各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

2012 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简称中央八项规定）。此后，各地陆续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相关办法，包括防范、治理公款大吃大喝、相互宴请，公款旅游或变相旅游等，并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和案件进行通报。

但这个规模有多大，哪些问题类型较为突出，涉及哪种级别的干部较多， “一时半会大家都不掌握，所以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公布全国的数据”。代凯解释，只有对腐败的现实状况进行精确测量，科学估算腐败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才能够使反腐败工作走向深入和彻底。

代凯记得，中央纪检监察部门最初公布的月报中，人员分类仅有地厅级、县处级和乡科级。直到2013年11月的表格中，才有省部级官员这一项。

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是公开通报中第一个因违反规定被处理的省部级官员。据 2013年12月的官方通报，当年7月23日，付晓光携带亲属旅游，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最终付晓光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由于他违规被发现的时间在 11 月之前，所以2013年11月的月报中，数字为0。但中央纪委每次还会通报“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总体情况，时间跨度更长，其中省部级干部被查处的情况是“1”，就指付晓光。

月报的第二次明显变化发生在 2015 年 1 月，去掉了“违反工作纪律”项目，增加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项目，将“公款大吃大喝”改为“违规公款吃喝”,将“收送节礼”改为“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在代凯看来，这些变化是为了统计汇总数据更加科学明确，聚焦突出问题

事实上，在这期间，表格对“其他”的定义范围也有调整，比如2015年将“违规进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等也纳入了“其他”范围。

2019 年 12 月，月报的统计口径再次迎来了重大变化，把问题类型分成了两大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四川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调整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要求，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薄弱环节严查享乐、奢靡问题。

“这个统计系统只有中央可以调整，所以每次调整都是中央意志的体现。”他举例说， 2019年被中央定为“基层减负年”，那么在月报调整中就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类别细分了文山会海的问题。“公开数据通报也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他记忆中，此次调整还将“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变动为“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这是因为在2019年下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作为了专项整治的内容，“这体现了数据指标‘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

数据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说明：1、虽然 2013 年9月才第一次有了月报，但2013 年 12 月月报披露了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总数。2、2014 年月报中同样统计的是实施八项规定以来的数据，因此本表格计算了 2014年 1-12 月的数据总和。3、2014 年后月报均调整为单年以来的数据综合，不再统计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总数。）

有观点认为，月报中数据的每一次变动直接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效果。数量增加，说明实施效果并不好。

但在受访的研究者看来，案件的统计数量主要反映的是腐败被查处情况，体现的是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无法直接反映腐败状况的实际变化。

数据变动趋势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政策的“时滞”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汪波是最早研究月报的那一批学者。据他分析，政策执行通常经历规则制定、初步执行、观望、全面贯彻和治理成效初显五个阶段。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流程（2013-2015年）符合这一规律：起初，部分干部持观望态度。中期，随着中央态度更加明确，查处力度加大，违规人数增加。后期，政策威慑效果显现，违规案件开始减少。

与之相应，查处违反规定问题数量与人数的变化趋势在2014年出现一个小高潮后，2015年有所回落，此后一直相对稳定。

2019年是重要分界点。 2019年以前，每年查处的问题总数都在7万起以内，此后除了2022年是95376起，其它年份都超过10万起。

代凯分析， 2019 年统计口径的调整，直接影响了数据的异动。“因为覆盖范围更为全面，数字自然就变大了。”

但另一方面，也和查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关。例如纪检部门滚动式办案、纵深推进，发现了许多之前被忽视的问题。

力度的传导自上而下。2017 年 9 月，在中央八项规定执行 5 年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五年来中央八项规定执行情况的报告》，此后成为惯例。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后，政治局也审议了相关报告。

一个更显著的变化被学者所关注。违规行为在审查、审理、处分决定等执纪文书中的排序，即排在“违反政治纪律”之后、“违反组织纪律”之前。“据说有指导性意见和规定。”有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这一说法在宿迁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陈明玉处也得到了证实。他在论文中提到，从公开通报中可以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已经成为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所规定的六类违纪行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并列的一种违纪形式。

到了2024 年前 9 个月，查处违反规定的总数和人数均创下新高。中国人民大学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其中一个因素可能和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

新修条例针对“四风”潜滋暗长、隐形变异的问题，完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增加了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现在的统计覆盖了过去未纳入的行为。”毛昭晖说。

此外，在毛昭晖看来，数量增加也反映出中国反腐的制度建设仍需进一步深化。“反腐强调惩治和预防并重。目前可能侧重整治，但预防性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他说。

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位市级纪检干部处了解到，统计系统将省市县各级数据打通，每月各级按要求上传查处违反规定的数量和人数，层层上报。

通常，各层级的党风室负责审核本级数据。在他们每月提交的数据中，尽管有时受到统计口径和覆盖范围的影响，但有些违反规定的行为始终在高位运行。

代凯在研究中发现，2014—2018年共查处违反规定的问题总数约为24.6万起，平均每年4.9万起，其中最为突出的类型为“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约为4.7万件,占问题总数的19%。

2019 年月报统计口径调整以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比重依然较高。东南沿海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一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的花样很多，比如降温费、误餐费、评审费、考核费等多种，一些单位通常是自行制定奖惩办法发放津贴。”

上述干部介绍，违规发放福利比重居高不下，和津补贴标准没有及时跟进调整有关。在经历一轮专项整治后，从2020年开始，该类型的查处比重有所降低，2022年和 2023 年连续两年，问题数量控制在1万起以下。

代凯在和纪检干部的交流中得知，当前，有关部门对钱的使用要求越来越严，也越来越规范。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吃喝也是查处问题的重灾区。代凯分析，这三类问题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工作生活中的“小事”，且与其切实利益关系紧密，因此才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

汪波的研究指出，违规吃喝、收礼等腐败问题深嵌于中国人情社会结构中。即使表面腐败行为能在特定时间内得到抑制，但情法不分的人情社会基础牢固存在，并导致腐败反弹。

而这些违规问题当前改头换面，更加隐蔽。为此，四川省在 2024 年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四风”顽疾。

前述四川某地级市纪检干部说，他感受最深的是有些单位躲进内部食堂、培训中心等隐蔽场所违规吃喝，在实际监督中较难发现。而违规吃喝问题与违规收送相生相伴，经常同时发生，在年节假日尤为突出。

对此，毛昭晖建议，一方面加大治本的力度，从干部“不想腐”和“不能腐”方向着手，加强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会从量变到质变。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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