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谭震林蒙受不白之冤后，毛主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世人皆知谭震林是新中国第一代国务院副总理，却鲜有人知，在＂文革＂前夕，这位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同志，竟遭遇了一场莫须有的＂叛徒＂指控。当年，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表态：＂谭老板是＇叛徒＇，缺少确凿的证据，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位被毛主席亲切称为＂谭老板＂的革命老将，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为何会遭此不白之冤？而毛主席为何又会如此明确地为他说话？

一、＂谭老板＂称号的由来

1952年初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一场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全国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正在发言，他结合自己在浙江工作时的经验，针对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实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转向谭震林说道：＂谭老板，你再说说具体的想法。＂这一声＂谭老板＂，立即引起了在座同志们的注意。从那以后，＂谭老板＂这个称呼便在中央领导层中流传开来。

谭震林的外表与传统意义上的＂老板＂形象大相径庭。他身高不足一米六，体型瘦小，从不穿昂贵的衣服，更不戴名贵的手表。1920年，年仅16岁的谭震林在上海一家丝绸店当学徒，这段经历为他日后赢得＂谭老板＂这个别致的称号埋下了伏笔。

在上海当店员期间，谭震林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与工人罢工活动，并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离开了丝绸店，投身革命事业。

1927年，谭震林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时，曾经凭借当店员的经验，化装成一名商铺老板，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获取情报。这次经历不仅让他转危为安，更为党组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后来，这段经历在中央领导层中广为流传。

1949年后，谭震林在中央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研。每到一处，他都习惯用商业化的思维分析问题。在一次农业生产会议上，他提出要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农业生产，这种独特的视角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认可。

随着时间推移，＂谭老板＂这个称号逐渐有了新的内涵。在中央领导同志们看来，这不仅是对他从店员成长为革命家经历的认可，更是对他务实工作作风的一种赞誉。

1954年，谭震林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报告。会后，一位老同志问他是否介意别人叫他＂谭老板＂。谭震林笑着说：＂我就是从店员做起的，这个称呼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这番话，充分体现了他的为人本色。

到了1955年，＂谭老板＂这个称呼已经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典故。每当有人问起这个称呼的由来，知情的老同志们总会说：＂这是毛主席给起的，既是对谭震林同志经历的肯定，也是对他工作能力的认可。＂

二、＂文革＂前夕遭遇不白之冤

1966年春天，一份来自南京的举报信传到了中央。信中称谭震林在1927年上海大革命失败后，曾向国民党投降变节。这个突如其来的举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央领导层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份举报信的内容指向具体。据称1927年夏天，谭震林在上海被捕后，为求自保，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党组织的机密情报。信中还提到，当时有一份谭震林亲笔写的投降书，被存档在南京的某个档案库中。

就在举报信传来的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在背后散布流言。有人说谭震林当年在上海经商时就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也有人称他在1927年被捕后立即叛变。这些谣言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给谭震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面对这些指控，组织上立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调查组首先前往南京，深入档案馆查找所谓的＂投降书＂。经过反复翻查，不仅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文件，反而找到了1927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份通缉令，其中将谭震林列为＂要犯＂之一。

调查组随后又前往上海，走访了当年与谭震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通过调查发现，1927年谭震林确实在上海被捕，但他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审讯。在被关押期间，他不仅没有泄露任何组织机密，还利用自己当店员的经历作掩护，成功脱险。

更重要的是，调查组在上海找到了1927年地下党组织的一份秘密文件。文件记载，谭震林在脱险后立即与组织取得联系，并继续开展地下工作。这份文件有力地证明了谭震林始终对党忠诚。

调查组还发现，举报信中提到的时间、地点都存在明显错误。比如信中说谭震林是在七月被捕，实际档案显示是在五月；信中说他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实际是在龙华看守所。这些细节上的错误，进一步证实了举报的不实性。

就在调查进行期间，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十分重视。他立即调阅了谭震林的全部档案材料，包括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相关记录。经过仔细研究，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态：＂谭老板是＇叛徒＇，缺少确凿的证据，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毛主席的这番话既指出了问题的本质，也给出了处理原则。＂事出有因＂说明这个问题不是无中生有，确实有人举报；＂查无实据＂则表明举报内容缺乏证据支持。这样的表态，既实事求是，又给谭震林留下了一个公道。

调查结束后，组织上正式宣布举报不实。但由于＂文革＂已经开始，这个结论并未能完全消除这次事件对谭震林造成的影响。尽管如此，谭震林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坚定立场，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三、毛主席为何力保谭震林

1966年夏天，正值＂文革＂开始之际，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了关于谭震林＂叛徒＂问题的专门汇报。在详细了解调查情况后，毛主席不仅给出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更是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来保护这位老同志。

首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对待老干部要实事求是。他特别提到谭震林的革命历程，回顾了1927年上海地下斗争的艰难环境。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面临的考验极其严峻，而谭震林不仅没有叛变，反而利用自己的机智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其次，毛主席责成中央办公厅整理了谭震林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贡献。这些材料显示，1934年，谭震林在浙江领导游击战争期间，曾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即使在部队只剩下不到百人的情况下，他依然带领队伍在浙江山区坚持战斗，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谭震林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农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为华中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事迹都记录在党的档案中，成为他革命忠诚的有力证明。

毛主席还特别提到了1940年的一件事。当时，谭震林在新四军工作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没有对国民党让步，也没有因为个人安危而动摇立场。这种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与＂叛徒＂的指控形成鲜明对比。

在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担任华东局领导工作。他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华东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上海解放后，谭震林主持上海市接管工作，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智慧。这些都是毛主席亲眼所见的事实。

更为关键的是，毛主席注意到，谭震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59年，在全国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谭震林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加证明他不可能是一个＂叛徒＂。

毛主席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来表明对谭震林的信任。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依然称呼谭震林为＂谭老板＂，这种亲切的称呼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谭震林的支持。同时，他还安排谭震林继续参加一些重要的决策讨论，显示出对这位老同志的信任。

1966年底，当一些人还在试图翻旧账时，毛主席再次在中央会议上强调：＂对老同志的问题，要着眼于他们几十年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不能因为一些未经证实的举报就否定一个人。＂这番话实际上是在为包括谭震林在内的老干部撑腰。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及时干预和明确态度，使得谭震林在＂文革＂初期虽然受到冲击，但基本政治地位得到了保护。这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老同志的爱护，也显示出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判断力。

四、谭震林与毛主席的深厚革命情谊

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中，谭震林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份情谊不仅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之上，更源于两人在革命实践中的多次交集与合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期间，谭震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毛主席。当时，谭震林作为华东代表团成员，向毛主席汇报了华东地区的革命形势。在汇报中，谭震林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新四军在华东地区的斗争历程。毛主席对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谭震林奉命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华东战场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两人围绕着华东战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谭震林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如何发动群众支持解放战争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谭震林向毛主席发来电报，详细报告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毛主席对谭震林提出的＂和平解放，有序接管＂的方针表示赞同，并在电报中亲切地称他为＂谭老板＂。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称呼。

建国后，谭震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经常与毛主席就农业问题进行探讨。1953年夏天，在一次农业工作会议上，谭震林提出要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注意保护农民积极性。这个观点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当即表示：＂谭老板说得对，农业合作化要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

1957年，谭震林陪同毛主席视察江苏农村。在一个生产队里，谭震林用自己当年做生意的经验，向毛主席分析了农业生产中的成本核算问题。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说：＂还是谭老板懂经营之道。＂这次谈话后，毛主席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谭震林的这些见解。

1960年，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谭震林向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农业生产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既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毛主席在批示中写道：＂谭老板提的意见很中肯，各地都要认真研究。＂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谭震林根据基层调研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会后，毛主席专门找他谈话，对他敢于说真话的态度表示赞赏。毛主席说：＂我们党就需要像谭老板这样实事求是的同志。＂

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1966年谭震林遭遇不白之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正是基于对谭震林为人为事的了解，毛主席才会如此坚定地支持他、保护他。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谭老板是跟我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同志，他的为人我最清楚。＂

两人的革命情谊一直持续到晚年。1975年，已经年迈的谭震林依然坚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每次汇报，毛主席都会认真倾听，并给出具体指示。这种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动人的一页。

五、谭震林的平反与历史功绩记载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谭震林平反的工作正式开始。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对1966年那份不实举报进行了全面复查。工作组调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走访了众多知情人，最终形成了详实的调查报告。

1979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谭震林问题。会议认为，1966年对谭震林的举报完全是捏造的，必须予以澄清。会议通过了为谭震林彻底平反的决定，并要求各级组织及时传达这一决定。

平反工作首先从历史记录的恢复开始。中央档案馆重新整理了谭震林的革命历程档案。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他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的革命生涯。特别是1927年上海地下斗争时期的档案，清楚地记录了他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的事实。

在浙江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新陈列了谭震林领导浙江游击战争的史料。这些史料包括了他在1934年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文件。同时，博物馆还收集了当时游击队使用过的武器装备，以及谭震林亲笔书写的作战计划。

上海市档案馆也公布了一批珍贵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1949年谭震林主持上海接管工作的详细过程。从接管准备到具体实施，从安定民心到恢复生产，每一个重要决策和具体部署都有详实记录。这些档案真实展现了谭震林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贡献。

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谭震林的革命事迹。通知特别强调了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对国民经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主持制定的多项农业政策，对中国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详细报道，系统介绍了谭震林的革命生平。报道重点回顾了他在农业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农村经济调整，谭震林始终站在农业改革的第一线。

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开始着手编写谭震林传记。在收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谭震林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重要建议和观点，特别是他在1959年至1962年间关于调整农业政策的意见，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980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设立谭震林办公室陈列室。陈列室集中展示了谭震林一生中使用过的物品、撰写的文稿以及历史照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27年脱险后写给组织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谭震林的革命事迹，各地也相继建立了纪念设施。在他曾经战斗过的浙江山区，当地群众自发修建了谭震林纪念馆。纪念馆通过实物、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在这些平反和纪念活动中，大量的历史资料被重新发掘和整理，谭震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记载。这些史料和记录，成为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