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吕建业
１９７１年初中毕业那会，我才１３岁。因我个头太小，干不了生产队的活。因此，父亲找到大队支书董显华，想让他出面替我求情，让我继续上高中读书。因为当时我们大队的支书董显华还身兼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长期在福源中学蹲点。
没想到董显华竟然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我愿意娶他们家的宝贝女儿董新芳，这事他保证办成。
董新芳与我是同学，虽然面容姣好，但因从小得过小儿麻痹，一条腿有点短，走路时稍微有点瘸。因此班里的同学给她取了一个董瘸子的绰号。
我们家兄弟四人，我是老大，父母正为我们以后娶不到媳妇发愁，董显华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父母真是求之不得，当即就答应了。
董显华是大队支书，头脑灵活，看问题比较长远，他认为口头答应对我家没有约束力，因此就提出让我立即进门，并把户口也转到了他们家。就这样为了上学，我竟然成了董显华家里的一名成员。
董新芳有点霸道，虽然学校离家只有３公里，她也要我每天用自行车带着她去上学，那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稍微有一点点脏，她都要我用衣服擦掉。只要稍微下点雨，他就不愿意回家吃饭，而是让我以他爸的名义去老师灶上把饭打好给她送到教室去。当然我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的，给她是把一切准备好后，我才能去学生灶上吃饭。吃完饭还要给她洗碗。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讨厌到了极点。
记得有一次下雪，她过河时列石打滑掉进了水里，我把她拉出来后，她竟然让我与她把鞋子换了。穿着她的湿鞋冻了一早晨，我的脚竟然起了两块冻疮。
好不容易熬到了高中毕业，我们都同时回到家乡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时期。我们生产队在屋后的山坡上修建一块特别大的人造小平原。当时的劳动异常艰苦，冬天的西北风刮得人浑身哆嗦，还必须天不明就得起床，晚上还要继续加班，１０点钟以后才能收工。董新芳哪里能受得了这个苦，早晨她赖在床上不起床，吃了早饭后才来上中午一晌工，中午放工后，晚上就不加班了。
当然懒人自有懒福，董显华掏了８０块钱买了一辆架子车，他把架子车投放到工地上，架子车和人挣的工分一样多，每天也可以挣到１０分工。
那是一个中午，本来是我在拉架子车，可是那天黄菊芬却悄悄地对我说：“建业，你拉车子挣１０分工，不拉车子也挣１０分工。干脆把架子车让给我拉。”想想黄菊芬怪不容易，于是我就把架子车交给了黄菊芬。
黄菊芬就住在老家的隔壁，她和我也是高中同学。只是她家的情况比我家更穷。两个弟弟还在上学，母亲常年有病，父亲前一段时间砍柴伤了脚，现在还在床上躺着。为了多挣工分，黄菊芬才要求拉架子车的。
其实拉架子车并不远，只有不到二百米远的距离，问题是架子车拉到地方后有段斜坡，斜坡的下边准备砌一条石䂼，不过暂时还没砌。因此在倒土时要非常讲技术，倒的靠里，土就堵住了路。倒的靠边，又怕车子滑下悬崖。
黄菊芬是第一次拉车子，我怕她掌握不好，因此我就准备跟过去帮忙，没想到被董新芳拦住了，她说：“不用你去，我给她帮忙！”
本来这是段路就是下坡路，是不用帮忙的，帮忙指的是车子到地方后帮忙扛起车辕，让土自动滑下去。
没想到这个董新芳竟然帮了倒忙，下坡时她故意用力推，就在车子在下坡路上快速飞跑的时候，她竟然撒手不管了。
见董新芳放了手，我就知道要出事，黄菊芬一个姑娘那里能拽住五六百斤重的架子车，车子到地方后，直接就冲过斜坡，并且带着黄菊芬向山下冲去。
等我跑到斜坡时，就看到了黄新芳被架子车带着已经到悬崖边上。我立即大声喊道：“快松手，快松手”眼看黄菊芳还不撒手，我就急忙扑下去一把拉住好黄菊芬的胳膊：“快松手，不然你就得被车子带下悬崖！”
黄菊芬终于松开了手，架子车掉下悬崖后弹起老高，并且一路向坡下滚去，一直滚到了坡下的麦田里才停下来。
黄菊芬竟然坐在悬崖边上嘤嘤地哭了，好多社员跑过来一齐把她拉上来。这时的董新芳竟然跑过来狠狠在踢了黄菊芬一脚：“臭不要脸，还爱在男人面前逞能，现在好了，险些把自己的小命搭上了，你赔我家的车子，那可是８０块钱买的。”
我急忙把董新芳拉开：“你在干什么，她出事还不是你害的？”
董新芳听我如此一说，立即对我拳打脚踢，又哭又闹，说我是胳膊肘向外拐。最后竟然侮辱我与黄菊芬眉来眼去。父母见我攥紧了拳头急忙把我推开。
那天中午我回到家后，董新芳竟然把我推出了门：“今天家里没给你做饭，黄菊芬家给你把饭做好了，你上她家吃去吧。”
我只好回到爹妈家里蹭了一顿饭。下午上工时露过黄菊芬家时，看见她家门前那已经摔得不成样子的架子车，我不由自主的走过去，两个轮子的辐条断得只剩了几根，轮毂七扭八弯不成样子。
黄大伯唉声叹气：“我上那里去借八十块钱给人家赔车子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黄大伯一家人太不容易了，于是我就放下工具，去供销社买来钳子，辐条和丝拧。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借来一个架子车轮，一边参考一边修，天明时终于把一个车轮恢复了原样。
一时间我信心大增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不但修好了架子车的轮子，同时我还修好了架子车的车箱。
当黄菊芬推着架子车去还时，说什么董新芳也不要，她非要黄菊芬赔她８０块钱不可。黄菊芬没有钱只好给董新芳打了一张欠条。
１９７５年刚过完年，董显华竟然给董新芳找了一个供销社营业员的工作。虽然是临时工，但足以上全大队的年轻人羡慕好长一阵子。
自从董新芳当上了供销社的营业员，她更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更为严重的是多次提出要解除我们的婚约，并让我从她们家滚出去。一次收工时我走在了黄菊芬的身后，董新芳刚从供销社下班回家，她不由分说就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了很多难听的脏话。黄菊芬听不下去，反驳了她两句，她竟然动手去打黄菊粉。两人很快扭打在一块，周围的群众把她们拉开后，她回家后竟然朝我发了脾气。说我不帮她，与外人合伙打她。董显华两口子信以为真，竟然把我的被褥从从他们家的大门里扔了出来。（入赘时从自家里带的）
受了莫大的侮辱，我当即回到了自己家，并把户口从他们家迁了回来。
这还不上算，董新芳天天拿着欠条去黄菊粉家里要账，并且总要捎带的骂上我两句。
父母亲也非常生气，他们从亲戚家借了４０元钱送给黄大伯，让他们再凑４０块钱尽快把董新芳的账还了，省得她天天来找麻烦。五六天过去了，黄大伯连一分钱也没借到，只好把父亲借给他的４０块钱还给了我爹。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那辆架子车虽然修好了，但董新芳不要，现在还在黄大伯的家里放着。何不利用架子车挣一点钱？
通过打听，离我们村子１５里路的方家湾有一个砖瓦窑，我去问了他们的价格，然后再走街串巷去推销，还真谈成了两笔生意，我们只赚点运费。
晚上收工后，我便与黄菊芬去拉瓦，每天晚上都要拉到两点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还清了董新芳的账。
那天晚上刚把账还清，黄菊芬突然对我说：“董新芳不是说我们两个好吗，现在你也被他们赶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一起呢？”
黄菊芬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听她如此一说，我非常高兴，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时，她们也非常赞同。
一个月后，我们便订了婚。我们刚订婚还没两天，董新芳突然被供销社开除了。原来董新芳与供销社会计鬼混，被供销社会计的媳妇抓了个现行，供销社主任无奈只好把董新芳开除回家。
董新芳回家一个星期后，董显华竟然厚着脸皮来到我家，他对我父母说：“如果我愿意原谅董新芳，与她重归于好，他保证让我在一年之内走出农村。”
父母当即拒绝了董显华。董显华临走时还放下狠话，他说只要他还在支书这个位置上一天，我都别想着离开农村。
还真让董显华给说着了，我当兵，民兵连长不给报名，父亲找到民兵连长的家里与他论理，名是报上了，但连体检的资格也捞着。
村上的学校缺一名老师，董显华宁愿让只有小学毕业的记工员去当老师，也不同意我去。当然董新芳开始显怀了，要不然也轮不到记工员。
１９７６元旦那天，我与黄菊芬结了婚。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７７年，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与黄菊芬报名参加了考试，我名落孙山，黄菊芬却考上了陕西师大。
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１９７８年我通过考试考上了福源中学招录的民办教师。在学校工作三年后，１９８１我考上了中师民教班。
现在我与黄菊芬都已退休，儿女们也都在城里安了家，我与黄菊芬生活在农村，我们时常手拉着手在村子的小路上散步，也时常看到董新芳拖着一条跛腿，与她的独眼男人在田间地头辛苦的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