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4月16日，乌鲁木齐天气阴冷。午后，王洛宾独身一人，正在开着暖气的室内打盹，被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唤醒。
打开房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士，披肩长发，身穿黑红格子毛呢外套，闪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来的人正是台湾女作家三毛。
那时王洛宾还不大了解三毛，他只听说三毛是个名气很大的台湾女作家，至于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写过哪些书，他一无所知。但远道而来的三毛，却为这场奔赴策划已久。
作为公认的“西部民歌之父”，王洛宾一生整理、创作的歌曲高达1000多首，传唱很广。
三毛从小便是听着王洛宾的歌长大的，比如《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三毛都会哼唱。而且，流浪的时候，她还把这些歌带到西班牙去唱，带到撒哈拉去唱，一唱唱了十几年。
只是那时候，三毛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这些歌的作者产生关联。
1989年的一天，三毛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一则关于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采访报道，一下子回忆起了那些被自己唱了很多的年。
又顺着文章往下读，读到“每天黄昏，他都坐在门前看夕阳；天黑后，总要对着悬在古旧墙壁上的太太遗像，弹一首曲子给她听”时，三毛的灵魂倏然震颤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她和荷西这样的爱情。在中国大陆的西北，在那个同样黄沙漫漫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痴情的人，以这种痴情的方式陪伴着另一半。
因为相似的爱情信仰，三毛对王洛宾产生了好感。她说：“这个老人太可爱了，也太凄凉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去看望他！”
性情热烈的三毛并非心血来潮，她很快就真的提笔给王洛宾写了信，并计划远赴万里之外的新疆。
爱人荷西去世后的10年间，这还是三毛第一次为一个男人如此冲动。她的朋友、《明道文艺》的主编宪仁先生有心成全，便委托她去给王洛宾送稿费，这样两人就有了个正式见面的理由。
那一天在三毛的记忆里印象深刻。她记得自己来到王洛宾家中后，两人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像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丝毫没有初见的拘束。
在两人的长谈中，三毛了解到王洛宾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事业和家庭都曾遭受重大打击。活了大半辈子，最后只有孤身一人。妻子离世后，他从此辗转各地收集民歌，在音乐中安慰自己。
这样的经历，让三毛不胜唏嘘。但是王洛宾回首这一切的时候，却自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沉稳，仿佛这一生之苦都不算什么。三毛不想用任何苍白的言语去安慰这位老人，只是平静地为他唱起了自己所写的《橄榄树》。
王洛宾一生见惯人情冷暖，却是第一次见到像三毛这样纯真如水的女子。于是他也为三毛唱了一首他创作的《高高的白杨》。两个充满故事的人，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用音乐交流着彼此的心意。
一天的交流下来，两人越发投机，相见恨晚。遗憾的是，这次相见十分短暂。因为三毛是跟着旅行团过来的，她在新疆只待了两天就不得不离开。
回到台湾后，三毛心中一直对王洛宾念念不忘，便将自己在新疆与他相识的经历诉诸笔端，写成了文章。而文章一经发表，王洛宾的名气也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
远在新疆的王洛宾感念三毛对自己的情谊，也改写了自己那首著名的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的其中一段，寄给了三毛。这也是初见三毛时，三毛给他的印象——
“掀起你的盖头来，美丽的头发披肩上。像是天边的云姑娘，抖散了绵密的哀伤。”
这段细腻动人的歌词描述，让三毛看后十分感动，她觉得王洛宾是自己真正的知己。不久后，三毛就给王洛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内容大胆而炙热：
“亲爱的洛宾：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
“我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的。”
收到信的王洛宾，吓了一跳。一辈子历经沧桑的他，第一次遇到像三毛这样热情、直接的女人。只是这一年，三毛46岁，王洛宾却已经77岁，两个人的中间，隔着的是一条30年之久的岁月长河。
这份突如其来的爱，实在太过滚烫，以至没法同样滚烫的王洛宾不敢伸手去接。于是，他在回信中委婉讲了一个故事：萧伯纳有一把破旧的雨伞，早已失去了雨伞的作用，但他出门依旧带着它，把它当做拐杖用。
王洛宾在信中其实就把自己比喻成了萧伯纳手中的那把旧伞，希望三毛能够看清这个现实。可是这样的弦外之音却没能让三毛退却，她责怪他说：“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王洛宾没有别的办法应对三毛的痴狂，只能减少自己回信的次数。这让三毛非常难过，她明白王洛宾不接受她，一定是为两人之间的世俗禁忌所羁绊。可生来自由的三毛什么时候被这些世俗禁忌束缚过呢？
于是她决定再去一次新疆，亲口告诉王洛宾，在她这里没有禁忌，只有愿意。
同年8月，三毛在完成剧本《滚滚红尘》的修改工作后，就迫不及待去了新疆，比原计划还提前了一个月。然而这次相见，却没有初见那般美好。
1990年8月23日晚，三毛搭乘的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为了这次重逢，她做了精心的打扮。那天她穿了一身在尼泊尔买的西藏毛料裙服，打扮成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中藏族姑娘卓玛的形象，想给王洛宾一个惊喜。
他来了。早在飞机上，三毛就看见了王洛宾。她不知他打通了什么关节，竟能够破例进入停机坪。那天王洛宾穿着精致的西装，领带也打得十分规则，整个人神采焕发。
王洛宾的郑重，让三毛不由得喜出望外了。可是这种惊喜之情仅仅持续了几秒钟，三毛就发现了紧随王洛宾而来的，还有一群扛着摄像机和灯光的人，有男有女，一行人突然拥上了飞机。
三毛不知所以，转身就要躲进机舱，可是王洛宾已经登上舷梯，还给她送上了一束鲜花。几乎同时间，闪光灯亮起，镜头对准了三毛，她被吓得面色苍白。
王洛宾在那一旁解释，当地电视台想要拍摄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纪录片，听说三毛要来，编导人员便精心策划了这场迎接三毛的“戏份”，想要编入电视片，以壮声威。
这让三毛心里很不是滋味，眼看自己期待的浪漫重逢毁于一片喧闹，三毛一路无话，闷闷地抽着香烟，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早在到来之前，三毛曾和王洛宾约定，这次再去不要住酒店，一定要住在他家。她说：“住在家里是为了走近你。”可接下来的日子，喧嚣依旧。
因为要配合电视台拍摄的缘故，王洛宾一直找不到时间真正陪伴三毛。每天家里人来人往，有电视台的，有单位的，熙熙攘攘，纷纷扰扰，打破了三毛的平静。
这一天，编导们说要拍摄一段三毛访问王洛宾的“戏”，三毛又充当了演员。
导演还为三毛设计了一套动作：身穿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到王洛宾的卧室门前，再轻轻将一个从台湾带来的歌带放在门口，给晨起的王洛宾一个惊喜。
这样的“作假”是三毛不能容忍的，但在王洛宾的劝说下，她还是忍耐着配合演出。
她将自己早已送给王洛宾的磁带拿回来，礼物变成了道具，又按照编导的要求又从头到尾完成了演出，心中郁郁。
王洛宾没有看透三毛心底藏着的不情愿，三毛也不愿意多说。大概是积郁之故，在完成这场戏不久后，三毛病倒了。
王洛宾忙于拍摄活动，不能随时在三毛身边照顾，于是便找了一个女大学生来照料三毛的生活起居。殊不知，三毛来到乌鲁木齐的初衷是想要和他独处。
就这样，在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压力之下，三毛不断产生一种被利用了的疑惑，随之崩溃。有一天，她在饭桌上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向王洛宾发了火，随即就收拾行李住到了酒店里去。
王洛宾担心她的情况，也追到了酒店，却误打误撞暴露了三毛的身份。酒店的员工沸腾了，他们拿着书和本子一窝蜂地堵在三毛的房间门口，请她签名。
打开房门，面对攒动的人头，三毛恐惧极了，而当她见到里面有前来寻她的洛宾时，她又像个任性出走的孩子般委屈地哭了。她紧紧抱住王洛宾说：“我只要你一个人！”其他人见了这样的场景，才知趣地退出了房间。
这个拥抱，算是三毛对王洛宾的告别。
第二次来新疆之前，三毛准备了几大包行李。她最初做了陪伴王洛宾在此长居的打算，甚至想在这里买个房子。
辽阔的大西北在某种意义上让她想起了遥远的撒哈拉。厌倦了台北的喧嚣后，她无数次设想过与王洛宾在这片方外净土上相守余生，因此三毛对王洛宾的孩子们也很热情。
第一次见面，她就给王洛宾的孙子包了一个200块钱的大红包，而当时王洛宾儿子王海成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块。她还希望能安排王洛宾的孙子去台湾接受教育，将来去美国读大学。
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三毛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
三毛原本期待的，是一场惺惺相惜的灵魂触碰，可是世俗之名，却成了加诸他们各自身上的盔甲，让他们无法亲密。王洛宾歌曲里所表达的自由也许只存在于歌里，家庭、年龄和经历的不同，注定他不可能是另一个随自己天涯海角的荷西。
这个发现让三毛很是痛苦，她对王洛宾的热情逐渐冷却，准确来说，是失望了。九天以后，她便拖着自己的几大箱行李黯然回台。
回到岛内后，三毛的身体状况渐渐不佳，失恋的痛苦也无处排解。尽管父母与台湾的朋友每日开解，她还是时常闷闷不乐。
同年12月，三毛给王洛宾寄去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她还惦记着新疆已是严寒的冬天。她对王洛宾说，自己即将与一个英国人订婚，未来会定居苏格兰。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个不大高明的谎话。三毛究竟是希望王洛宾忘了她，还是绝望之中又渴望他的一点余情，我们不得而知。
而王洛宾则在回信中寄去了自己真挚热烈的祝福，为三毛感到高兴。这个中真情到底有没有失落遗憾，亦未可知。
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在写完这封信的十九天后，三毛便自杀了，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消息传到新疆，王洛宾不胜悲痛。他开始整瓶整瓶得喝着烈酒，麻醉自己。他不想清醒，不敢清醒。恋人也好，知己也罢，他不愿相信活泼热情的三毛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为人生画上了句点。
三毛去世四天后，王洛宾为她写下了一首《等待》。他永远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飞过海峡，去三毛的坟前献一束丁香花，唱一曲《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