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3日清晨，彭德怀的内心正经历着复杂的情绪波动。那天早上，他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让他从沉思中惊醒。他猛地站起身来，抓起话筒。话筒那头传来的声音让他稍感熟悉，这是毛主席秘书的声音。

秘书没有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地告诉彭德怀，主席让他立即前往中南海。彭德怀不禁迟疑了一下，想推迟到晚上再去，毕竟主席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但秘书接下来的话让他不得不改变主意：“老总，这是主席的命令，是主席让您立刻过来的。”彭德怀这才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虽然心中充满疑虑，他还是迅速穿上衣服，准备动身。

其实，这并非彭德怀第一次收到让他复出的召唤。1965年9月的一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突然打来电话，邀请他到人民大会堂见面。这对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免职的彭德怀来说，显得尤为意外。自那场会议后，彭德怀被撤销职务，在家中种地读书，生活平静而孤寂。少有人主动联系他，彭真的来电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彭真在电话中神秘兮兮，只说有要事相商，让彭德怀赶紧去人民大会堂。彭德怀满怀疑虑地赶往人民大会堂。见面后，彭真直截了当地询问彭德怀是否愿意复出，到西南主持大三线建设。然而，彭德怀并未欣然接受这个机会，他甚至有些冷淡地反问道：“要是我不想去呢？”彭真无奈地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彭德怀沉默片刻后，还是婉拒了这个提议，表示自己“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上的事情。”

拒绝后，彭德怀内心仍然不安，回家后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到农村务农。毛主席很快收到了这封信，心中五味杂陈。自从庐山会议后，两人已经六年未见，毛主席决定与彭德怀面对面谈谈。于是，他在9月23日早上通知秘书，给彭德怀打电话，让他立刻前往中南海。

接到通知后，彭德怀心情复杂地赶往中南海，心中充满疑虑。当他到达时，毛主席已经在颐年堂门口等候。见到彭德怀，毛主席伸出双手，与他紧紧握手。毛主席感慨道：“几年不见，你看起来比以前老了。”彭德怀则无奈地笑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随即，毛主席谈到了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希望彭德怀能担任这个重任。尽管毛主席一再劝说，彭德怀还是觉得自己不合适。他坦言，自己在政治上有压力，而且对工业建设并不在行。毛主席体察到彭德怀的顾虑，安慰道：“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事情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庐山会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切都要向前看。”

这番话触动了彭德怀的内心。此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也陆续来到。毛主席当着众人的面说：“让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去，相信他一定能搞出名堂。”面对众人的鼓励，彭德怀最终同意了前往西南主持大三线建设的任务。

毛主席对彭德怀的决定表示支持，并特意指示刘少奇召开会议，明确彭德怀的工作安排，重申：“如果有人不同意，就让他来找我谈！”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彭德怀的顾虑被打消，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三线建设中。两个月后的11月28日，他离开北京，踏上了前往四川的旅程。

彭德怀到达西南后，担任了大三线建设的第三副总指挥。中央让彭德怀担任这个职务，不仅体现了对他的重视，更有深刻的战略考虑。上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北方有苏联的威胁，南方有越战的阴云，西南则是刚刚经历了中印边境冲突，东南沿海还面临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在西南地区进行战备建设，这就是大三线建设的由来。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元帅，彭德怀在战备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到达西南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花费了数天时间了解三线建设的基本情况，并亲自带队在西南各地实地考察，详细汇总了当地的地形、矿产和工业发展情况。

1966年7月，大西南三线建设会议在贵州盘县举行，众多工业部门领导齐聚一堂，讨论西南建设的宏伟蓝图。彭德怀在会上认真听取了各部门的汇报，反复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同时要艰苦奋斗，注意节约，做到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彭德怀的这些言语不仅展现了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也深深感染了与会人员。最终，彭德怀以他独特的领导风格，带领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得三线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下，彭德怀以他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工业基础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