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令奇 王晓君
陈彬与夫人温斐
临危受命 出任中统上海站站长
陈彬乃广东梅县松源镇案背村客家人，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根据他的部下温启民回忆：“他原有志于发展科技，惟其时日本军阀侵占东三省，继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全国同胞救亡图存，风起云涌，陈氏激于爱国热情，即投身救国运动。毕业后赴南京中央党部服务。”“1936年奉派到香港任少将组长，负责侦查日本特务汉奸浪人的活动情况……1939年冬，陈彬奉命由香港调回上海（沦陷区），任中将级站长。”
陈彬未赴任前，中统上海站长是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1939年9月，在李士群的拉拢下，徐兆麟的助手、副区长苏成德叛变，供出中统苏沪区的全部组织。随后，苏又主动去策反另一名副区长胡均鹤。结果，除区长徐兆麟、情报组外勤嵇希宗和会计蔡均千侥幸脱险外，中统在苏沪一带的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仅在上海附近，就有40余人被捕。陈彬可谓临危受命。
上海是中统敌后战线的重中之重。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已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租界就成了被沦陷区所包围的孤岛。1939年的上海滩，可谓谍影重重、高手如云。要在上海站稳脚跟，实在并不轻松，因为陈彬所接管的是一个遭受到日伪特工毁灭性打击的中统上海站，而他的对手又是极其残忍的魔头——丁默邨和李士群。丁、李都曾是CC系的成员，深谙中统内部情况及地下活动的规律，对中统等潜伏组织构成极大威胁。
陈彬上任伊始，首先着手重建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12月，“日汪密约”即将签订，重庆中统总部给刚接任上海站工作的陈彬下达了制裁丁默邨的命令，意在借刺杀丁默邨来恐吓汪精卫卖国集团。
在抗战时期，军统、中统都把锄奸行动当作地下战线的重头戏，自抗战爆发以来，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多个重要的汪伪成员被重庆方面暗杀，如季云卿、傅筱庵（时任伪上海市长）、陈箓（时任伪外交部长）、屠振鹄（时任上海伪法院院长）、高鸿藻等。
为了进一步惩罚汪伪的卖国投敌行为，重庆当局决定加大打击力度，而血债累累的76号魔头丁默邨自然就成了密杀令的首选对象。
1939年夏秋之际，中统就给当时的上海站下达过刺杀丁默邨的制裁令，但由于同年9月中统上海地下组织惨遭破坏，未及实施。
12月，重庆当局得到汪精卫集团内部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的密报，获悉汪精卫孤注一掷，准备举行日汪密约签字仪式。于是，重庆当局再次下达的密杀令，正好与陈彬上任后要重整旗鼓、报仇雪耻的计划不谋而合。
陈彬、郑苹如以及情报组外勤嵇希宗等随即组成了锄奸行动小组，由陈彬直接指挥。锄奸组里还有一位王应铮，是陈彬的主要助手之一，相随左右，情同手足。
功亏一篑 两刺丁默邨均告失败
早在陈彬来沪之前，郑苹如已奉命打入76号特工总部，成为丁默邨的秘书，密切掌握着丁默邨的行踪。
陈彬领导的锄奸小组，曾策划过两次锄奸行动，轰动上海滩的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口的枪声是第二次。
在此之前，12月10日，陈彬他们根据丁默邨的活动规律，准备在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时，在郑家后门处刺杀他。那天车到郑家，郑苹如很自然地说了一句客套话：“上楼坐坐。”但生性多疑的丁默邨硬是坐在防弹汽车里，不肯跨出车厢一步。伏击人员只好无功而返。
事后，陈彬、郑苹如等反复地核查每一个细节，并未发现破绽。
锄奸组分析，可能丁默邨自知作恶多端，为防仇敌报复，故异常警觉。比如，他在76号的住房中，虽有床铺，平时却睡在浴室内，并在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他睡前在浴缸上安放一张棕棚，早上起床后，再把棕棚拿掉，白天浴室照常使用。
再说他熟悉当年中统特工的行动规律，在接报后半个小时内即能完成一次暗杀任务的设伏准备。而丁默邨经常送郑苹如回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对这种信息透明的日常活动，他自然格外警惕。
因此，陈彬他们在策划第二次行动方案时，充分考虑到对手作为职业特工的狡猾和多疑，为了麻痹丁默邨，等他上车后，郑苹如再临时提出要丁默邨陪他去买大衣，同时又不自己指定去哪一家皮货店买——因为当年高档的皮货店集中于静安寺路、戈登路一带，而俄国人弗柳斯和索斯金先后经营的西比利亚皮草店以选料优良、制作精细、款式新颖而誉满沪上，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的口碑，是上海富人最爱去的商店。
因此，只要确定具体时间，设伏在西比利亚皮草店附近，就胜算极大。选择在“西比利亚”设伏，还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因素，即陈彬由香港调到上海履职后，在上海的秘密落脚点就在西比利亚皮草店附近的静安别墅（即现在南京西路1025弄），距离西比利亚皮草店（今南京西路1135-1137号）只有二三十米。而“西比利亚”位于戈登路与西摩路之间，离现在的南汇路也很近。
这条1932年落成的典型的新式里弄，行列式布局，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穿越弄堂的另一个出口即到威海卫路（今威海路652弄）。这种四通八达的地形，既便于事先埋伏，又便于事后撤退疏散。
陈彬给郑苹如的任务是让丁默邨放松警惕，诱使其自然地进入“西比利亚”，如能做到这一点，成败就取决于枪手们的现场发挥了。经过推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作为陈彬与郑苹如之间的“交通”嵇希宗，每天都在他从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等待郑苹如用暗语传递情报。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76号抓获后叛变。事情的起因是军统特工熊剑东被76号抓获后，熊妻唐逸君病急乱投医，托郑苹如向丁默邨说情。
丁看在郑苹如的面子上，也确实向周佛海提议招降熊剑东，因为熊被捕时的身份是军委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队长兼忠义救国军太昆松青常嘉兴县游击司令，是军统的一员大将。周佛海同意采用软化的办法进行招降，意在为其所用，以弥补汪伪集团缺乏军事人才之不足。
可是，熊妻心情焦灼，急于求成，在花掉一大包金条后，眼看八九个月过去了，还不见放人，疑心被人耍弄了，便又托人与李士群搭上关系，并将她通过郑苹如找丁默邨、救熊剑东的情况也和盘托出。
李士群便要唐逸君约中统张瑞京赴宴。张瑞京不知这是李士群设下的圈套，12月12日如约来到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北楼）内的一家酒店，被李士群逮捕。被捕后的张瑞京不仅供出郑苹如是中统卧底，而且还供出陈彬的锄奸计划。
这让正在与丁默邨争夺76号第一把交椅的李士群喜出望外。他一方面封锁张瑞京已招供的消息，给中统造成张在狱中坚守组织机密的假象，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严密监视丁默邨和郑苹如的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中统为他清除竞争对手丁默邨，然后他再收拾中统的锄奸小组，向日汪报功。对李士群来说，这一石二鸟之计可让他坐收渔翁之利。李士群的按兵不动，客观上为陈彬提供了又一次锄奸的机会。
张瑞京被捕后，陈彬、郑苹如他们确实紧张了几天，后来不见76号有进一步的动作，就误以为张经受住了考验，于是锄奸小组仍按原计划继续运作。
正巧，21日，丁默邨约郑苹如中午去潘三省家聚餐。在潘家，郑苹如听说丁默邨晚上在虹口还有重要聚会，而那几家皮草店刚好坐落在从潘家到虹口的必经之路，岂不是天赐良机？
嵇希宗接到郑苹如电话里传来的暗语，立即报告了陈彬。于是，一直在西比利亚皮草店附近待命的锄奸小组马上按预案分头行动。接着就在“西比利亚皮草店”门口响起了枪声。
一次看似天衣无缝的暗杀行动，竟然功败垂成。
按说，行动由中统上海站长亲临现场指挥，并由数名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执行，枪响人亡，原在意料之中。然而事与愿违，枪响之后，被锁定的目标竟然会迅速逃进防弹汽车而毫发无损，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因此，案发后曾反复检讨、众说纷纭。检讨失手原因的主流叙述出自中统局的档案资料，可信度最高。
资料记载：丁默邨和郑苹如进入“西比利亚”后，丁以其职业警觉发现情况有异，取出百元钞票，交给柜台并告诉店员，大衣做好后即送潘三省宅。交代完毕，丁随即“匆匆窜入停于门前之保险汽车”。
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指挥者陈彬，发觉丁迅速从皮草店走出，马上指挥“行动同志连发数枪，均击中车厢玻璃，未能将丁逆狙杀，是诚可惜”。
该资料认为，因环境背景过于单纯，过往行人车辆不多，容易觉察四周有异样人物隐藏等。
案发后，陈彬、嵇希宗曾多次与郑苹如商议善后对策。郑苹如在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中，最后为完成制裁令的任务，而选择了冒死再找丁默邨的方案，不幸落入日伪圈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奉命潜伏 出任伪保安团长
尽管刺杀丁默邨未遂，但也已经引起日伪极度恐慌，为防止重庆再次出手，日伪特务进行疯狂反扑。仅刺丁案发后，短短二、三天内，中统又有80多人被捕。而锄奸组的指挥者陈彬更是日伪重点搜捕的对象。正是由于郑苹如烈士在狱中严守组织秘密，才保护了陈彬及行动组同志的安全。
陈彬隐匿于租界内，在日伪行政管辖权之外，与上海沦陷区相比，算是相对安全的。
但对于陈彬等人来说，也有不利的方面，即对手们都是掌握自己底细的老熟人，如原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苏成德，投靠76号后成为汪记特工总部第四厅厅长；
原中共干部胡均鹤叛变后任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投靠76号后即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
原中统派在伪财政部任税务警察的马啸天投靠76号后，任日伪政治部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
而原中统上海站副站长张瑞京、原中统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以及一批他们的旧部都被76号收罗为鹰犬，给陈彬刚接手的中统上海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陈彬凭着自己的机智和战友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然而，灾难仍悄悄逼近陈彬及其家人。
1941年春夏之交，也就是锄奸案发后18个月左右，美日交恶，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孤岛”上空，日伪气焰嚣张，不把租界当局放在眼里，而租界的执法者也预感大祸将至，在日伪胡作非为时常常妥协退让。于是，日伪越界到租界去抓捕或暗杀抗日分子的事件时有所闻。
1941年4月30日深夜，汪伪特工会同上海日本宪兵队秘密潜入公共租界内的静安别墅，将陈彬和夫人温斐以及两个幼女秘密逮捕，拘禁于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其时，伪社会部长丁默邨及伪特工总部长兼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与陈彬均熟识，并极欣赏陈氏才华，争相劝诱拉拢。但陈彬坚持民族大义，不为所动，受尽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折磨。
夫人温斐及二女也同陷牢狱之灾，特别苦了那六个月的幼婴正在哺乳期内，因母亲奶水不足，饿得她整日在牢里哭闹不停。后被静安别墅的好心邻居任玉瑛女士从狱中救出。
1996年，来沪寻旧的任玉瑛对陈维莉说：“我把你从76号领出来时，你瘦得可怜，营养不良，整天哭闹，你后来身体虚弱，偏头痛……都是当年76号造的孽。”
这时，重庆当局为了保存中统在上海的实力，在徐恩曾的授意下，指示上海区的一些特工设法打进汪伪内部充当潜伏者。重庆高层认为，此时已身陷牢狱的陈彬正可以将计就计，隐蔽在汪伪内部执行潜伏任务。
于是，根据组织的指令，陈彬潜伏于李士群身边，被任命为伪江苏省保安处保安团长，驻防苏州附近。但陈彬仍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宗旨，到职后对沦陷区内的反动分子予以镇压，并将日伪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重庆，为抗日事业建立了特殊功勋。
1943年秋，日寇侵华战争已深陷泥淖，太平洋战场又节节败退，不祥的预感使日伪陷入末日即将来临的恐慌。日本人在毒死了李士群之后，为了防止李士群的部属反抗，便对其部下进行监视和防范。潜伏在李士群身边的陈彬，自然成了日军防范的重要对象，于是就免去了他伪保安团长一职。
1997年，陈彬女儿陈维莉在洛杉矶拜访温启民
陈彬被免职后，家里整天传出夫妇吵架的声音。夫人也不怕家丑外扬，跑到太太们的交际圈里宣扬陈彬纳有小妾，在外金屋藏娇。而陈彬则以“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为由离家出走。在外人眼里，这是一场喜新厌旧的婚变剧，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其实，这是为麻痹日寇而设的障眼法。在家庭矛盾的掩护下，陈彬离家出走回到广东。陈彬夫妇是一对恩爱伉俪，平时相敬如宾。夫人温斐女士虽然与丈夫难舍难分，但为把这出假戏演得逼真，只好独自带着四个幼儿暂留苏州，忍受离别之苦。
刺杀日酋 血洒马骝州岛
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信息传递十分困难。陈彬到广东后，虽然定期给苏州家眷寄生活费，但对于他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直到抗战胜利，陈彬仍杳无音信，夫人携四个幼儿千里寻夫，从上海登船到汕头，历尽艰辛，回到广东老家。
到广东后，温女士在温仲琦、温启民等家乡亲友的协助下，多方奔走，直至电告南京政府查询。不久，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处传来消息说，1945年4月陈彬为了刺杀日本高级将领柴山醇，已经以身殉国。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将温女士惊得天旋地转。
原来，奉命回广东执行策反任务的陈彬，抵达广州后，立即受命潜入敌营，出任伪广东省海防司令，并积极联络抗日志士及伪军，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策应国军反攻。
不久，组织即命令陈彬设计暗杀日军将领柴山醇。柴山醇时任日本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并兼任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陈彬明白，成功刺杀日军重要将领，自然具有擒贼先擒王的威慑效应，但同时，操作的难度也相当大。当年刺丁案时，尚有中统上海区的组织资源作为后援，这次他面临的是比刺丁行动更为险恶的环境。
然而，陈彬临危不惧，机智果断地策反了“和平救国军”广东省海防军司令宋卓愈将军。宋卓愈是翁源县石示头宋屋人。陈彬以宋曾参加淞沪抗战的往事，激发其爱国热情，成功策反了这位宋司令。宋不仅答应届时率领所辖舰艇和一支步兵部队起义，而且还决心以刺杀柴山醇为国除害的实际行动，来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广东省海防军司令部设在澳门海域对面一个名叫马骝州的小岛上，岛上驻有海防军一个营的兵力，并配备有两艘小型战舰，即海防一号和海防二号，另有一艘装有飞机马达的快艇，供执行海上特殊任务之用。副官处长许仲恩、副官甘英善、军需处长江普芳、军需官宋茂贞等都是宋的同乡，分任司令部的要职。而暗杀行动组也由宋的这四位同乡和亲信组成。行动组建立后，四位成员一致表示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但是要刺杀柴山醇这个恶魔，绝非易事。因为柴山醇戒备森严，每逢外出，身边总带有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陈、宋等觉得不可硬拼，只有智取。行动组严密监视柴山醇，寻找下手机会。
1945年三四月间，宋卓愈亲自带领行动组每天从马骝州岛乘着快艇，高速前往澳门侦查敌酋的行踪。苍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早上，行动组的快艇抵达澳门七号码头时，突然发现柴山醇只带了一名日军士兵站在码头后面的石堂上，用望远镜观察海面上往来的船只。行动组抓住柴山醇专注海面前方的机会，乘其不备，快艇迅速从柴山醇身后靠岸，副官处长许仲恩、副官甘英善迅速从敌人背后跳上岸去，许瞄准柴山醇，甘则对准日军士兵，同时用左轮手枪连续射击，柴山醇和他的卫兵双双中弹倒地身亡。柴山醇这个杀人魔王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行动组则毫发无损地乘快艇安全返航。
这次堪称经典之作的暗杀行动，使日本侵略当局非常震惊，当即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强硬交涉：要澳门当局限期破案，捉拿凶手，否则，日本政府就要来接管澳门的警政权。
案发第六天，日军从高速快艇作案的线索中，追查到陈彬、宋卓愈等人身上。日军指挥官吉富英雄、澳门警察厅长布英沙亲率日葡双方的军警宪兵，在澳门中央酒店七楼即宋卓愈长期包租的房间里将宋卓愈抓获。
与此同时，日本军舰开进马骝州岛，日军冲进岛内的海防军营地，围攻海防军司令部。海防军在陈彬策反下，本来早就准备适时起义，在这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便在陈彬率领下奋勇反击。司令部的大部分弟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陈彬最后被日军抓获。
陈彬、宋卓愈被捕后，在日军的严刑逼供下，宁死不屈，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日军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为报复“制裁行动”，于1945年4月25日，残酷地集体枪杀了海防军抗日义士（整个行动中仅副官处长许仲恩和军需处长江晋芳两人脱险）。
在这黎明前的黑夜里，马骝州岛上洒满了烈士的鲜血，但其浩然正气，光照千秋、永垂丹青!
抗战胜利后，为告慰马骝州岛上被日军虐杀的抗日志士，广州行营特向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对日本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肥厚提起公诉。经军事法庭审判，核定肥厚“残杀战俘罪”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广州行营同时转请国民政府，颁发陈彬遗属抚恤金十年，子女就学读书免费，并入祀抗日烈士纪念堂，以慰忠魂。
陈彬刺丁案已过去72年，而陈彬牺牲也有66个年头了。由于隐蔽工作的特殊性和许多当事人的牺牲，陈彬的名字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后又因某些影视剧的热播，使人们已经弄不清楚谁是刺丁案的幕后指挥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岸关系的改善，被尘封了的历史重见天日。
上世纪90年代，陈彬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友、当事人温启民撰文披露了陈彬领导刺丁的真相。陈维莉十分感慨地说：“作为后人，我们不仅是先辈生命的延续，更应是先烈留下的精神财富的直接传承者。还历史真面目，维护先烈的名誉，不是一家一姓之私事，而是全民族共同的责任。”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