菽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黍、稷等谷物的配角。然而，一次以“尊王攘夷”为旗帜的北伐之战，却意外地点燃了大豆命运的火花，使得这一曾经不起眼的作物，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迅速崛起，成为主食中的佼佼者。

周公

那是一次宏大而庄严的朝会，久违的盛况再现。高高的台坛上，赤色帐幕熠熠生辉，其上点缀着黑色的羽毛，透露出神秘而威严的气息。各方诸侯北向而立，目光齐齐投向那位身着八彩色朝服的少年天子。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威严的叔叔——周公姬旦，这位先王的得力助手，曾辅佐先王克殷建周，主持国政，为国家的繁荣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前1039年，即周成王五年，周公姬旦耗尽心血建设的东都洛邑终于落成。在这片被视为天下中心的土地上，遵循哥哥周武王姬发的临终嘱托，已摄政五载的姬旦筹备了周成王即位以来的首次天下诸侯会盟。

在这场被称为“成周之会”的盛事中，有一个环节尤为特殊。为了彰显周天子位居中华，统治四方的无上地位，诸侯们带来了各自的封地方物，而远在四方的戎狄部落也纷纷献上各地的珍稀特产，齐聚于“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洛邑，向周王室表达敬意。在这群进献贡品的人群中，一位来自燕山以北的山戎使者，怀揣着敬意，向天子献上了珍贵的土产。一种名为“戎菽”的珍奇植物种子《逸周书·王会》。

所谓菽，便是我国千古流传的豆类佳品——大豆。此名一出，便标注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大豆的最早确切记载。在古老的《诗经》中，我们得以窥见“宗周”时期镐京的风土人情，那时的人们，或是轻歌曼舞于野，手提竹篮“采菽采菽，筐之莒之”（《诗经·小雅·采菽》），或是在田间地头随着季节更迭，“岁聿云莫，采萧获菽”（《诗经·小雅·小明》），采集着野生之菽，收获着耕种之果实。“采菽”是对野外大豆的采集，而“获菽”则意味着对栽培大豆的收割。

与此同时，来自北国边疆的山戎民族，已将他们那肥沃土地上孕育出的金黄豆粒，视为珍宝，献于“后稷”神的后裔——周天子的座前。这一献，不仅代表着对中央王朝的敬意，更是这个北方民族对自己辛勤劳作的骄傲展示。

然而，在那个时代，大豆在富饶的中原土地上，尚只是黍、稷等主食的配角，或是皇族贵胄偶尔品鉴的新奇小食。它真正的价值与力量，尚在沉睡之中，等待着数百年后，群雄逐鹿、诸侯争霸之时，方能显现。

在礼乐崩坏的那个年代，大豆将展现出它的双重面貌：一面是滋养无数生灵的守护天使，另一面则是无情吞噬生命的冷酷魔鬼。

一个名叫“弃”的孩子和他的族人，悄然走进先民的传说。在远古的传说中，邰国的女子姜嫄，因踏着天神的足迹，怀胎而生下了一个神奇的儿子。因恐惧而几欲放弃的姜嫄将他遗弃于幽巷，却见牛马绕道而行，大鸟展翅庇护，这个被命运选中的孩子终得保全。这个险些被遗弃的孩子，便有了“弃”这个名字。自幼年起，“弃”便偏爱搜集野生谷物和各式瓜果的种子，他稚嫩的小手将这些种子撒向大地，待到五谷瓜豆成熟之时，作物茂盛、籽粒饱满。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开始教授族人耕作之术（《诗经·大雅·生民》）。因其卓越的贡献，尧帝邀请他至宫廷，赐予尊位。担当农官，他被誉为“后稷”，成为周族尊奉的始祖。

关于“后稷”的传说，生动地描绘了周人在远古时期便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情景。在夏与商的更迭之际，周族虽屡次徙居于戎狄之地，却始终坚守着农耕的传承。经过数代人的艰辛跋涉，他们最终在土壤肥沃、适于农耕的岐山脚下，找到了理想的家园——周原。

在这片沃土的孕育下，周人精于耕作，黍稷成为他们主要的耕作物。黍稷的种植，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文化的象征。“黍稷重(先种后熟的谷)，禾麻菽麦”《诗经·七月》所述，虽然《诗经》中记载的农作物种类繁多，达21种之多，但黍与稷的提及频率最高，共出现76次，足以显现其在周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原，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见证了周人如何依托于农业，尤其是对黍、稷的种植技术，不断发展壮大，书写了五谷兴替背后的社会变迁。进而伐纣翦商夺得天下，随后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其中姬姓封国就达53个。

也正是在翦商3年之后，周成王姬诵的父亲、周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功成身死。但到了成周之会时，诸侯济济，戎狄归附，礼乐诗书，由这个家族统治的国度就像朝霞一样璀璨，令人心生向往。

然而，公元前771年，在犬戎人兵临镐京城下，选择了远远观望。第二年，即位的周平王正式将国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邑。这个无奈之下的选择，在诸侯们看来，曾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天子，此刻就像一个林妹妹般、寄人篱下的远房表亲。

随着分封的继续、戎狄的侵占、诸侯的吞没，周天子直辖的“王畿”逐渐仅剩下成周东西200里，诸侯们连原本应该定期给天子送来的朝贡，也似乎遗忘了。公元前725年，周平王去世后，即位的周桓王甚至因为没钱，而派人向鲁国索求助葬费用。公元前707年，繻葛(今河南长葛)之战，周联军被郑国军队击溃。从此，周天子的威信更是一落千丈，诸侯们或许还在心里冷笑了两声，从此越发不把周天子的礼乐和征发当回事了。

与此同时，在王国的西方和北方，那些被称为“戎”或者“狄”的部落，没有了原先周王室的限制和打压，更加野蛮生长，迅速壮大，时不时地南下交侵中原各国。另一边，不再听从周王室统一号令的诸侯，也只能走向一线，独力抗击来自外族的劫掠。

烽火戏诸侯

数百年前为周天子献上“戎菽”的山戎，携着刀光剑影回来了。公元前714年，山戎入侵郑国，被郑庄公率军击退；公元前706年，山戎越过燕国，大肆入侵齐国，齐僖公不得不请求诸侯救援。最后，郑国公子忽率领军队帮齐国解了围。

公元前664年(鲁庄公三十年)的冬天，山戎再次南下侵扰燕国。接到燕庄公求援的齐桓公和鲁庄公谋划北伐山戎。第二年开春，齐国军队用300乘战车，以及上万人的先锋部队出征。这一仗，从春天一直打到冬天，山戎最终被迫向北迁徙，隐退至辽阔的燕山北麓草原。

在那持续一年的北征中，齐国的勇士们在山戎的土地上赢得了两项珍贵的战利品——冬葱和珍贵的“戎菽”。胜利的号角声中，齐桓公将这份战利品“献捷”于周天子的宝座之前。那颗300余年前由山戎进贡的戎菽种子，便如同王冠上最璀璨的金色明珠，照耀着这场精心策划的“献捷”仪式。它不仅是齐桓公对其权威的彰显，更是向世人昭告：齐国为周天子赢得了荣耀的冠冕。

管仲拜相

正是这场北伐，使得山戎精心培育的大豆良种“戎菽”得以遍及四海，《管子·戒》中记载了这一先秦时期大豆物种最重要的交流盛事。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国会盟，这是齐国召集的最宏伟的诸侯盛宴，标志着齐桓公登上中原之巅，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他或许未曾预料，从山戎带回的大豆，犹如揭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此后，每位诸侯都开始觊觎霸主的宝座，思考着“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难题。大豆，这个生命之种，将无数生灵牵引入争夺天下的战车，化作了问鼎中原的蓬勃力量。

公元前453年，即周定王十六年，晋阳城发生了一件震惊各路诸侯的重大变故。两年前，操持晋国大权的智伯瑶联合韩康子、魏桓子，讨伐赵襄子，却围攻晋阳两年未果。智伯无奈之下，决定水淹晋阳以终结僵局。然而，赵襄子暗中策反韩、魏两家，反而使智家军营遭受水患，智伯兵败身死。

水淹晋阳

为了杜绝智氏的复仇之火，赵、魏、韩三家联手，将智氏家族200余人屠杀殆尽，智氏的封邑也被三家分割。尽管晋国国君的名号依旧，但实际上，赵、魏、韩三家已掌控了晋国的命运。曾经雄霸春秋的晋国，疆域横跨十七国，使三十八国臣服，如今却仅留名于史册，实为兴衰之叹。

七年之后，魏桓子的孙子魏文侯继位，成为魏氏的领袖。虽然魏国实际上已成为中原一方的霸主，但其所辖之地却被紧紧束缚在晋国西南一隅：西侧仅一水之隔便是强秦，东侧是与魏国共同分割晋土的新兴韩氏，北面赵国的领地如山压顶，南面则是秦、楚、郑三国争斗的拉锯地带。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唯有励精图治，深挖土地潜力，方能在列强的觊觎之下谋求生存，进而蓄势待发。

在这关键时刻，曾在秦魏边境上地担任郡守多年的李悝，渐渐走进了魏文侯的视线。这位郡守以上地为中心，实施“习射令”，将邻里纠纷的裁断寄托于射箭比赛的结果，与昔日贵族间的礼节相较，此举似乎过于直接简略。

魏文侯与李悝

然而，在这三家分割晋国的时代，正是这种直接简略成为通行天下的生存法则。因此，上地百姓日夜勤练射术，在秦国的边境冲突中，上地郡民无惧敌手，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这位41岁的郡守李悝，也由此一跃成为魏国的相国。

对于中原农耕民族而言，称霸的逻辑异常简明：掌握更多土地，产出更多粮食，养活更多人民，进而组建规模更大、战力更强的军队。

战国铜人

在魏国控制的百里之地，除去山川村落的占据，耕地面积大约为600万亩，人多地少，耕作勤勉与否，粮食年产的差距可达180万石。因此，李悝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便是鼓励开垦荒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作，并征收“什一税”；同时，他倡导百姓杂种五谷，包括禾(粟)、黍、菽、麦、麻，充分利用土地间隙，遵循“尽地力之教”的原则，以提升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此时，大豆这一作物开始显现其独特优势。大豆对土壤要求不高，在新区开垦的荒地或长期耕作导致的贫瘠土地上，利用其固氮特性，有助于改善土壤，适宜连年种植。

相较于传统的耐旱作物如粟、黍，大豆的种植则需水量惊人，其耗水量几乎是粟作的三倍。这无疑意味着，农人在耕耘大豆田的同时，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力于灌溉之上，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因此变得至关重要。在魏国时期，邺城在西门豹治下，破除了“河伯娶亲”的迷信，随即动员民众沿着漳河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流灌溉，使得广袤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为膏腴的良田。

法家先贤李悝，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充分挖掘和利用了魏国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魏国因此迅速壮大，映照着昔日霸主晋国的荣光，开始向东向西拓展疆域。

在生产力水平相当的农耕社会里，魏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他国的效仿。尤其是与魏国同处三晋之地的韩国，尽管国土更为狭小，却将“五谷杂种”的种植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大豆的种植上。

实际上，不仅在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三晋之地，大豆在战国时期的关东六国已逐步上升为主食，其地位从末位跃升至首位。文献记载中，黍、稷并提的情形日益罕见，而菽、粟的连用则愈发多见。如《管子·重令》中提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孟子·尽心章句上》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墨子》亦云“耕稼树艺，聚菽。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这些帝王治国策略的篇章中，无不体现了主粮结构的变迁，大豆甚至超越了粟，成为各国确保民生安康、国家安全的要务之一。

自三家分割晋国至张仪赴韩游说，地处战国七雄中心的魏国与韩国历经变迁，恰如中华大地汹涌澎湃的变革缩影。大豆，这种对土地要求不高，甚至能改良土壤的农作物，其籽粒可为主食，豆叶可为菜肴，虽口感稍逊，但足以充饥。在各个诸侯国中，大豆的种植迅速蔓延，尤其在关东黄河中下游的富饶中原，大豆已蔚然成风。据古书记载，五口之家种植大豆可达田地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八口之家更可能占据田地的二分之四十（《氾胜之书》有云：“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量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

战国青铜戈

此外，铁器的广泛应用、牛耕的普及，以及漳河十二渠、郑国渠、都江堰等宏大的灌溉系统工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粮食产量随之稳步增长，人口数量也随之激增。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控制的国土约18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六百万；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公里，春秋时人口达1400万，战国末期更是飙升至三千万。以人口密集的三晋地区为例，春秋时晋国疆域约27.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而战国时赵、魏、韩三国的人口分别达到400万、350万和150万，人口密度是春秋时期的3.5倍。

伴随着人口的膨胀，魏国一度田地与民居密集至无余地牧牛养马（见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三》）。东方的齐国，其人口密度也达到了春秋时期的2.6倍，临淄一城便有7万户居民，形成了“联袂成荫、挥汗成雨、肩摩踵接”的繁华景象（《晏子春秋》记载）。

然而，在这人口爆炸的背后，广大新增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日益困苦。由于先秦百姓对大豆的营养价值知之甚少，多以粒食为主，伴以豆叶煮成的羹汤作为简陋的口粮。无数以大豆叶下饭的平民，被称作“藿食者”，他们以大豆为食，被卷入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成为了诸侯争霸、力求国力强盛、攻城略地、统一天下的战争资本。

率先打破平衡的是一位不讲武德的卫国年轻人——吴起，他引领了一场军事战略的深刻变革。公元前389年，历史铭记了那一刻，吴起统率的五万魏国精兵，在阴晋之战中，以一敌十，将秦军如潮水般击退，为魏国的崛起和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石。这支所向披靡的军队，正是由吴起亲手缔造，被尊称为“魏武卒”的精锐重装步兵。

吴起

在军事艺术上，吴起摒弃了过多的仁义道德，讲究根据敌人的特点灵活运用战术，无论是诱敌深入、离间计、水攻火攻，均在吴起的战术板上。他信奉的格言是“敌未成阵，我已击之；敌半渡，我急击勿疑”（出自《吴子》），将以往被视为诡道的策略，提升为堂堂正正的兵法。

与春秋时期的战车兵种相比，吴起所组建的“魏武卒”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貌。在这里，个体的英勇不再是唯一，严明的纪律与集体的力量成为了胜负的关键；身着重甲的战士们，在血腥的战场上，面临着生死一瞬的高风险；战斗不再仅是一日之短，而是延长为耗时日久的残酷拉锯，跨越了农事的界限，春耕秋收已不再是战争的避讳。

战国七雄间的战争形态随之变革，演变成了一场场生死相搏、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灭国之战。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倒逼着每一个渴望称霸的国家，必须尽力养育更多的人民，动员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于是，以战争为导向的集权体制应运而生，它凝聚着国家的力量，为了生存与胜利，不断向前推进。

魏武卒想象图

自春秋晚期，古老的井田制度缓缓退出历史舞台。在李悝、商鞅等改革家的智慧下，井田制被依法废除，土地私有化成为潮流，按亩征税的新法也应运而生。昔日权势显赫的贵族阶层，逐步分化为大小不等的地主；治国之责，渐渐落在了领取禄米的官僚肩上。中央集权体系确立，郡县制、征兵制及常备军建立，标志着战国时期成为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称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那些因君主恩赐而获得土地的自耕农，负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义务——兵役。他们构成了各国军队的中坚力量。一旦战事来临，自15岁至60岁的壮丁纷纷离乡，投入沙场。这些平日里仅以豆类叶子煮粥、饮水度日的贫苦农民，在战火燃起之时，不得不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如潮水般被驱使向前，化作战争巨轮的无声燃料。

因此，便有了赵国四十万军队的投降悲剧，除了240名年幼的兵士得以幸免，其余的皆被秦军无情坑杀，他们如同燃尽的豆荚，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缕尘埃。

当秦国“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陈涉揭竿而起，山东群豪蜂起而亡秦，这段长达五百年的战乱时代，直至汉初才逐渐归于平静。国家在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的政策下休养生息，经济缓缓恢复生机。

随着黄河流域农业技术的提升，产量更高的粟米得到了更广泛的种植，而冬小麦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在关中地区也得到大面积推广。粟与麦主食地位的提升，使得大豆的种植地位相对降低。据史料记载，到了汉武帝时期，大豆的种植比例已从战国时期的25%-40%降至大约8%。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131年，即西汉元光四年四月，正值立夏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带走了草木的生命，给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又蒙上了一层霜冻的阴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公元前114年（西汉元鼎三年）的记忆尤为深刻。春意本应盎然之际，却遭遇了“三月水冰，四月雨雪”的极端气候，导致严重的粮荒，使得“关东十余郡人相食”，这段悲惨的历史被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沉重记载。及至王莽时期，关于严寒的描述更是屡见不鲜。公元16年（新莽天凤三年）二月，关东地区大雪纷飞，雪深一丈，竹柏之类植物皆被冻毙；次年八月，王莽在铸造象征权力的威斗之际，突降奇寒，竟有百官人马因严寒而丧生，这些史实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有着详尽的叙述。

王莽

王莽时期的严寒，不过是冰山一角。东汉末年，气候再次剧变，寒冷加剧。公元183年（东汉光和六年）的冬天，北海、东莱、琅琊等地水井冻结，冰层厚达尺余，范晔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录了这一异常现象。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严冬与饥荒之中，张角与其太平道教众策划，次年三月初五起义反抗。

这场严寒揭开了一段长达四百年的寒冷气候时期，覆盖了整个地球，其严酷程度比起明末的小冰河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白雪与冰冻伴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以及“五胡乱华”的动荡。

在这寒冷与干旱交织的年代，“保岁易为，以备凶年”的大豆承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再次开始了它的扩张之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至公元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西征张鲁，抵达阳平关。面对秦岭险峻，军粮输送的艰难不言而喻。尽管曹军在关中紧急抢收豆麦以支援后勤，却仍旧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陈群传》中记载了这一挑战。

到了公元257年（曹魏甘露二年），诸葛诞联合东吴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氏的统治。司马昭新掌大权，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东征平叛，在淮北地区就地征粮，每位士兵配给三升仓储大豆以充军粮，这一举措在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文帝纪》中有所记载。大豆，在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默默地支撑着人们的生存与希望。

直至公元479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位于帝国西北角的雍、朔二州，以及袍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等重镇，在盛夏七月竟遭受罕见大霜的侵袭。无数翠绿大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流中不幸冻毙（详见北朝·魏收·《魏书·灵征志》）。与此同时，南方气候的逐渐转凉反而促使大豆种植在南方的版图得以拓展。随着北人南迁的潮流，大豆亦随之下江南，衣冠南渡。在江西九江的山水之间，陶渊明便在诗酒田园的生活中，于南山之下悠然耕豆。

从黄淮流域的中原到燕赵之地的华北，从关陇三辅到浙东江西，大豆的种子随着人们的脚步，遍布四方。在这长达四百年的寒霜之中，中原的长期割据、北地游牧民族的多次南侵、连年不断的烽火，无不促使大豆与禾菽遍野，菽粟之重再次显现，成为无数百姓在乱世中艰难求生的依靠。

乱世之末，王公贵族的餐桌上，豆饭藿羹成为让人感慨时光的食物。公元220年，东汉延康元年的正月，66岁的曹操病逝，曹丕继位为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曹丕登基称帝，开启黄初元年。因忌惮才华横溢、心怀壮志的弟弟曹植，曹丕费尽心机欲除之而后快。在兄弟阋墙的悲怆之中，曹植七步成诗，留下了千古绝唱：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

从春秋战国，历经三国鼎立，再到魏晋南北朝的更迭，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如同遍布山野的大豆，以自身的生命之火，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滚沸腾，滋养了一个又一个强盛的帝国，颠沛流离于一次又一次的乱世喧嚣。当他们不得不放下铁犁，紧握刀枪，在风沙肆虐或冰雪交加之中，倾尽毕生勇气，勇往直前面对敌人时，方才发现，对面那些同样卑微而同根的生命，正如同他们一样，在这浩瀚的历史舞台上，演绎着生死的轮回与民族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