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今天，2024年6月10日农历为五月初五，是今年的端午节。
在我国，端午节是与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比肩的四大传统节日。
我们知道，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来的，必然有其深刻的内涵。
那么，端午节是如何来的呢？
当前，广泛流行的主流说法是，端午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端午节主要的习俗活动龙舟竞渡，是因为屈原在五月5日投汨罗江后，楚人纷纷划舟楫拯救屈原，从而遗留下了龙舟竞渡的习俗，成为了纪念屈原的例行活动。
而根据南北朝时代的《续齐谐记》记载，端午节食粽子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意思是说，开始的时候，楚人为了纪念屈原，在五月五日这天用竹筒盛上大米投入江中。到了东汉建武年间，有一个人诈称是屈原（三闾大夫）还魂，说人们投入江中的大米都让蛟龙给吃了。要想真正成功献祭给屈原，需要将大米用楝叶包起来，并缠上五彩线。这样，由于害怕以上两物，蛟龙就不再敢偷吃给屈原的祭品了。此后，“楝叶包裹，并缠绕五花丝”就成了制作端午粽的标准，并成为了一种遗俗。
为了纪念伍子胥？即便以上说法是真的，但毕竟只是楚地（两湖地区）楚人的习俗。而端午吃粽子、龙舟竞渡在我国南方地区广泛流行，吴越（当前江浙地区）端午习俗的起源另有说辞，称是为了纪念（祭祀）伍子胥：“五月五日，时迎伍君。”
我们知道，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三吕大夫”（官名），而伍子胥则是春秋末年吴国位极人臣的太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谋略家，比屈原早了近200年。
伍子胥原为楚国人，父亲伍奢被当时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辗转逃到了吴国。多年后，与我国历史上另一位大军事家孙武一起帮助吴军打败楚军主力，并拿下了楚国都城。为了报仇雪恨，伍子胥不惜
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鞭打了三百下才肯罢休。
由此可见，伍子胥是一个十足的狠人，绝非善类。
好景不长，伍子胥虽然帮助吴国强盛一时，但在吴王夫差继位后被人诬陷谋反，被吴王夫差赐剑令其自尽，并将尸体用镬（古代没有足的鼎，贵族用于烹煮肉食，有时候也用来烹人以作为刑法）煮了，然后放置在用马皮革做的鸱夷（小船）中，投入到钱塘江中。
看来，在那个野蛮的时代，很是不缺狠人呐。
后世传言，伍子胥功高却被诬陷去死，自然愤恨不已，死后化成了水中的凶神，往往在5月江河中制造大潮水患来杀人泄愤。
早在东汉时代王充编著的《论衡》就说：“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
江南地区与端午节习俗相关的另一个传说是东汉孝女曹娥的故事，则进一步印证了江南地区端午习俗与伍子胥不无关系。
据立于东汉时代的《曹娥碑》载：“（曹娥的父亲）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晋代《会稽典录》更详细地记载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到了南北朝时代的《异苑》，则在上述故事的末尾又加上了“三日后，与父尸俱出”的“续貂”。
简单来说，曹娥是一个孝女，其作为巫祝的父亲在五月五日祭祀伍子胥的活动中被淹死了，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年仅14岁时毅然投江殉父。3天后，曹娥的尸体抱着其父亲的尸体浮出了水面。
纪念介子推？假设吴越人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楚人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那么北方人似乎也过端午节，没有龙舟，粽子也是学南方人的样子。北方人的端午节又是为了谁，又有哪些习俗呢？
同是东汉时期的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编纂的《琴操》是这样记载的：“晋文公与介子绥俱遁，子绥割其腓股以啗文公。文公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而悟，迎之，终不肯出，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意思似乎是说，北方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五月五日的习俗主要是“不得举火”。
或有人会说，“不得举火”不是清明前的“寒食”的习俗吗？咋又大挪移到端午了呢？
问题是，谁又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寒食就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设立的呢？
而且，介子推的故事又更在于伍子胥约200年。
都是私货？不过是恶月恶日祭祀和禁忌的一部分？纵向来看，无论是介子推，伍子胥，屈原，还是曹娥的故事似乎都迟于各地在五月的很多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
那么，五月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祭祀和禁忌呢？
这是因为，我国自古具有五月为“恶月”，而五月五日又是恶月中最恶的一天，即为恶月中的“恶日”。
《礼记·月令》有云：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
意思是，五月是日照时间最长的时节，是阴阳生死相争的关口，期间人们的行为需要异常谨慎，遵循各种禁忌，以避免灾殃。
南北朝时代的《荆楚岁时记》则直言：“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五月的禁忌又多多和多严格呢？甚至连晒被子都不行；更不能盖屋打墙。
有关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月中的恶日，民间还流传着各种妖魔鬼怪都在五月，特别是五月五日活动；各种疫病也在五月流行，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惹上身。
人们为了躲避灾殃，所能采取的行动，无非是给各种凶神恶煞献祭，而向介子推、伍子胥、屈原和曹娥这样的“强死”之人，由于死得冤屈，死后都会变成向人索命的凶神，各地针对他们的所谓“迎神”习俗，说白了就是向他们献祭。
但是，从现实来看，这些所谓的凶神，实际上不过是农历五月各地，尤其是南方频繁经历强对流天气，容易带来狂风暴雨，尤其是洪涝灾害，导致很多人溺亡的自然现象。由于古人不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于是就找来上述各种“强死”名人冤魂来背锅而已，本质上都是各地方强加给端午的私货。
另一个策越自然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各种规避，即禁忌。
其次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对各种邪祟和疾病的驱镇策略。像门口插（或悬挂）艾草或菖蒲、挂钟馗像、帖午叶符，人身上拴五色丝线（五色长命锁）、佩香囊，给小孩身上（包括脸上）涂雄黄、朱丹，饮用雄黄酒、菖蒲酒等等，无一不是或辟邪或驱病——谁让，农历五月的的确确是多事之夏呢！
避无可避的五月恶事为了强化五月为 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月中的恶日，人们，尤其是各种通俗出版物给很多恶人恶事附会上五月，尤其是五月五日。
比如，在五月五日出生的人就是天煞孤星，如果不再出生的时候弄死，往往会给家人、家庭，甚至国家带来灾殃，甚至灭顶之祸。
比如，南宋时期的《癸辛杂识》就说，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明明出生在五月五日，也知道这是大不祥，为了避祸，将生日改在了十月十日，还特地十月十日定为“天宁节”。最终仍逃不过亡国被掳的悲惨命运。
有些恶事厄运，明明知道会发生在五月五日，却无论如何规避，都避无可避。
比如，《水浒传》中的青面兽杨志，在端午日被梁中书指定为生辰纲的押运人，这就注定了生辰纲被劫的结局，无论杨志如何谨小慎微，都避免不了祸事的降临。
古代各种通俗读物中类似的为了“黑”五月和五月五日胡编乱造的各种穿凿附会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