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作为清王朝晚期的实际掌权人，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然而，在其以太后的身份涉足政治活动领域之前，她也只是咸丰帝后宫众多妃嫔中的一员。

因此，相对于政治活动方面的史料，有关于慈禧的出身，及其掌权前经历的史料就显得较为贫瘠，并且其真实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中，有关于慈禧的出生，史书的记载几近空白，这也就导致了外界至今对此仍未有定论。

参考《清史稿》、《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记载，以及目前的主流看法，比较确定的两个观点有：

1、慈禧属叶赫那拉氏；2、其父为叶赫那拉·惠征。

慈禧曾祖吉郎阿并未承袭家族爵位，而其子景瑞、其孙惠征，包括其本人虽都在朝中任职，但职位都不算核心。

其中，慈禧之父惠征发迹于笔帖式，在慈禧入宫之时已升任至正四品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

孙惠征，包括其本人虽都在朝中任职，但职位都不算核心。其中，慈禧之父惠征发迹于笔帖式，在慈禧入宫之时已升任至正四品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

在《慈禧太后》一书中给出了五个慈禧受宠的原因：1、美貌；2、聪慧；3、书法好，能代批奏章；4、有参政能力；5、诞下皇子。

美貌和聪慧是能成功入选秀女并得以晋升的重要因素，而代批奏章和参政能力的显露也表明慈禧在涉政的问题上确有志向，但最终使得慈禧的身份发生关键性变化，为其提供参政机会的因素在于同治帝的诞生。

皇室向来注重皇权传承问题，对于子嗣凋敝的咸丰帝来说，子嗣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同治帝的诞生，其一，使得慈禧的位分得到晋升，地位逐渐稳固；其二，作为唯一存活的皇子，直接继承了皇位，使得慈禧能从贵妃的身份转变为圣母皇太后；其三，同治帝继位时仍年幼，需要皇太后的辅佐，间接地将实权交到了慈禧手中。

总而言之，慈禧的家世虽然不足以成为其在后宫节节高升的强力保证，但为其叩开了宫门，成为一切的起点。

而慈禧从贵人到皇太后的经历则说明了慈禧本人不乏心机手段，也具备政治能力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具备足够的运气，诞下了皇位的唯一继承人，为其涉足政治提供了机会。

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还是在家庭、教育等方面，男性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尤为突出。在封建王朝，女性一旦与政治有所牵连通常被视为“祸源”，于是《诗经·大雅·瞻卬》写“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至于女性政治，更是通常被视为礼崩乐坏的象征，故而有“牝鸡司晨”的说法。但是，封建社会又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两相作用之下产生了一批特殊的女性，即统治阶级女性，既包括具有皇室血脉的女性，也包括君王的后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室女性和后妃本身就属于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会有公主和亲，也有君王为了拉拢朝中势力而娶后妃的情况发生，这也使得这个群体的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尽管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男权始终是主流，后妃参政的情况仍旧是凤毛麟角。

可以说，后妃能参与到政治中，除去其本身具备某些条件（如政治素养、能够左右政局的影响力等），是需要很多外部因素的推动的。

首先是当时的清朝皇室子嗣凋敝。慈禧能够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清朝皇室存在着子嗣单薄，后继乏人这一严重的问题。咸丰帝子嗣凋敝，共有二子一女，次子“生未命名，殇。”

其1861年于热河避暑山庄崩逝时，膝下只有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一子和固伦荣安公主一女，而6岁的同治继位很容易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

咸丰帝也是基于这样的忧虑，一方面“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企图形成权力的制衡。

正是基于此，慈禧才有了掌权的可能，也才有了第一次的垂帘听政。如果咸丰帝子嗣充沛，且年龄合适，具备统治者应有的政治能力，慈禧是不可能有掌权机会的。

而后，19岁的同治帝驾崩，因其无子无女，所以当时年仅4岁的载湉（咸丰帝异母弟奕譞与慈禧胞妹之子）被过继到咸丰一脉，登基为帝。

而光绪帝载湉逝世时也同样无子无女，过继了奕譞第五子载沣年仅3岁的儿子溥仪，继位成为了中国最后的一位皇帝。

慈禧太后于咸丰帝时期入宫为妃，在末代皇帝溥仪继位后去世，共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可以看到，咸丰帝子嗣凋敝，且去世时皇嗣年幼这一背景为慈禧涉足政治领域提供了机遇。

而自同治帝起，皇帝均是年幼继位，且无子无女这一点更是延长了慈禧的掌权。其次是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1840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政治、文化、经济更是遭到进一步侵略。清政府为了弥补战争赔款导致的财政亏空，不断提高税收，使得底层民众备受剥削。

民族矛盾的日益严重不断地激化着国内阶级矛盾，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其中，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于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在经历了北伐、西征、东征后，进入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对清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矛头都指向清政府，此时清政府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咸丰帝去世前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选定了载垣等八位大臣辅佐幼子。但同时，他也担心大权会旁落于这些大臣手中，毕竟前朝有多尔衮、鳌拜之例，于是放权给慈安、慈禧，希望两方势力形成制约，正是这一安排给了慈禧涉足政治的机会。

再次，清王朝朝廷的内部矛盾成为了慈禧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助推力。

首先，慈禧参政的起点在于咸丰帝的放权，而咸丰帝的放权又在于制衡，防止顾命八大臣架空幼主的权力。但这种平衡尚未建立起来就被打破了。

离咸丰帝去世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宫太后就同恭亲王奕䜣一起发动了辛酉政变，顾命八大臣有的被赐死，有的被削职，有的被革职流放，咸丰帝所设想的局面完全被打破，慈禧也正是由此开始了其长达四十七年的垂帘听政。

其次，恭亲王奕䜣是慈禧掌权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助推因素。慈禧本身的家世并不显赫，父兄都不是可以左右政局的重臣，这是咸丰放权给她的原因之一，但也是她权力扩张的限制因素。

而奕䜣的出现为其打破这一限制提供了契机。慈禧借奕䜣一派的力量拔除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为其后期权力的膨胀提供了可能性。

至于奕䜣为什么要支持慈禧一方，这还要关系到咸丰与奕䜣的矛盾。道光帝定立皇储时，曾在咸丰与奕䜣两者间犹豫不决，于是留下了“一匣两谕”，一谕立咸丰为储君,一谕敕封奕䜣为亲王。

道光的“一匣两谕”是清史中唯一一次在立储诏命中含有另外敕封他人的遗旨。对于道光来说，封奕䜣为亲王也许是对他的一个交代，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因为对于咸丰来说，“一匣两谕”是对其权威的挑战。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皇权对于任何有机会的皇子来说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为了皇位，兄弟阋墙的例子比比皆是，前朝更是有九子夺嫡的事情发生。

道光帝的犹豫使得咸丰对奕䜣的猜疑和忌惮不断膨胀，不断对其进行牵制和打压，使其一直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

在授命“赞襄政务大臣”时也并未将奕䜣纳入其中。咸丰死后，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中，他们八人属于咸丰的势力，对于奕䜣也多有排挤。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奕䜣来说，与慈禧谋事自然是可行的选择。总而言之，从本质上来说，奕䜣这个助推因素来源于清廷的内部矛盾。

综上所述，清王朝子嗣单薄，统治者缺乏政治能力是慈禧能够掌权的根本原因。而内忧外患将矛头直指清政府，使得咸丰帝做出顾命八大臣与两宫太后相互制衡的安排，为慈禧掌权提供了机遇。

最后清王朝朝廷的内部矛盾将恭亲王奕䜣推向了慈禧阵营，使之成为了慈禧登上政治舞台，正式开始垂帘听政的直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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