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可以说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一个人。

从年轻时默默无闻到执掌中国半个多世纪命运，蒋介石也走过一段辛酸历程，幼年时的蒋介石顽劣异常，为此曾受母亲非常严厉的教导，然而在16岁之前，蒋介石始终没有办法收心。

一直到1906年，情况才有了变化。

清王朝统治的末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因为交不起欠租，蒋介石也曾被当地官吏抓捕投入狱中，一直到缴清欠租以后，才被放了出来，时隔多年以后，蒋介石谈起这桩往事：

“（这件事）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个火花。”

也就是在这一年，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结识了陈其美，在日本期间，蒋介石经陈其美引荐参加了同盟会，就此踏上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道路。

从蒋介石留下的日记不难看出，他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国学教育，师法朱熹、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时常反省自己身上不足，并时时夜不能寐，他的这种日常的反省、修身对于改造自己个性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923年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曾率团访苏，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杜霍夫斯基对蒋介石评价相当高，他认为蒋介石是全中国最有修养的人。

尽管蒋介石在日记中常惕励自省，可也不免自视甚高，看不起人，这也与蒋介石一路走来顺风顺水有很大关系。

可即便如此，在蒋介石心里，仍然有他钦佩忌惮的人。

1975年，蒋介石临终之际，就曾对儿子蒋经国说：

“我一生敬佩一人，畏惧两人。”

蒋介石最敬佩的人，无疑当属周恩来。

如果从大革命时期追溯，周恩来其实还要算是是他的下属，这也是蒋介石抗战时期同周恩来见面，反复强调“你们都是我部下”的重要原因。

1924年11月，在张申府的推荐下，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当时是政治部副主任）。

应该说在周恩来到任之前，黄埔军校对政治工作做的一直不是很到位。

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孙中山有意要建立一支全新的革命队伍，因此在苏联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并按照苏联军队的组织原则，改造军阀旧军队和组建革命军。

当时，黄埔军校设立了军校党代表和政治部，专门从事党部工作和政治工作，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是军校党代表，他健全了黄埔军校中各个部门以及学生队的党代表制度。

尽管是全面效仿苏联，可在国民党内部，并不明白政治工作在建军过程中的作用。

黄埔军校前后历经七任政治部主任，除周恩来工外，其余几位基本都不合格。

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首任戴季陶因与蒋介石过从甚密辞职），邵元冲当过孙中山秘书，但只是一个老古董，作为一个三民主义信仰者，他授课是大谈孔孟之道，被学生赶下台；

第四任政治部主任卜士奇是接替周恩来的，但上任以后毫无作为，当时国共两派学生在学校冲突不断，卜士奇根本不能控制，被廖仲恺大怒之下撤职。

……

周恩来的存在，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带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蒋介石眼中，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专管人民与军队之间关系的一个部门，不涉及军事，可在这方面，周恩来无疑给他上了一课。

1925年2月1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校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军出发，展开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地方党务工作，当教导团攻克东莞以后，东莞商会随即安排了欢迎东征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等都应邀出席了集会。

蒋介石代表东征军上台发言：

“我军系真正革命军，以革害国害民贼之命为目的。此次系为救国救民而来，人民有痛苦，吾军必当使之无痛苦，与他种军队给人民以痛苦者大不相同。本校军队有党代表政治部专管与人民有关系之事。至于带兵官仅管理军事而已。”

当时，周恩来也受邀做即席发言，其语义大概为：

“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原因是多数军队系前清遗留而来，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孙中山先生因此特设党的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之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此党立军官学校设立之目的。”

周恩来的这次发言，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真正推广开来，无形中将政治工作拔高到很高的位置上。在整个东征过程中，周恩来领衔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政治工作绝不仅仅只是军事管军事，政治管政治，而是在于教育革命军人，使他们真正明白为何而战，正如《中国青年》编辑恽代英的评论中所称：

“军队因为受了主义的训练明确了解他们的战争是为了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亲戚家族，而且知道他们全军队是属于一个主义之下的同志。”

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蒋介石始终没明白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或者说他心里明白，但依样画葫芦总是不像，在国民党军队中，政治部的作用一直是形同虚设。

甚至蒋介石可能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明明可以杀了他，却坚决不动手；几万的红军在我党中央一声命令下，全部改穿国民党军军装，服从他的领导。

1937年3月，周恩来、潘汉年抵达杭州西湖，同蒋介石举行会谈，当时蒋介石说了一句话：

“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对蒋介石的用意，周恩来早已洞悉：

“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

对蒋介石始终强调个人得失相比，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霁月清风的态度，让人钦佩。

1938年，蒋介石提出取消国共两党，成员共同参加国民革命同盟会，甚至还提出让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被周恩来一句话回绝了：

“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退党就是背叛了我们的信仰。”

气得蒋介石在日记里大骂周恩来是“匪性难改”。

骂归骂，但对于周恩来的为人品性，蒋介石内心深处始终表示钦佩。

偶然一次机会，蒋介石与刘建绪（国民党陆军上将）闲聊，刘建绪偶然问了一句：

“您认为当今天下有没有人能取代您？”

蒋介石略一沉吟说了一句：

“这世上能取代我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已经被我杀了。”

如今网上流传的诸多文章中，这个故事版本也不一，有的说是1933年，有的说是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

不过很遗憾，我没考证到这个故事的出处。

只是无论在哪个版本中，刘建绪听到蒋介石的话，都是一副了然的神情，因为能让蒋介石忌惮的人中，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

另外一个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少年时代曾受到过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熏陶，并为革命党传递过文件，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前夕参加了同盟会。

毫无疑问，邓演达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从小学时期就是在陆军小学，后来在陆军部队见习满两年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的陈诚结为至交，事实上也是在邓演达介绍下，陈诚才加入国民党。

在革命时期，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4年6月1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介石为校长，邓演达为团长，当时他的这个团长的身份是仅次于校长的存在。为了专心致志的搞好军校的工作，邓演达甚至辞去了兼任的一师三团团长职务。

可到了军校工作后不久，邓演达便遭到了蒋介石排挤。

原因无他，邓演达在军校工作期间，与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注重团结共产党，积极推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引起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不满，当时蒋介石在校期间，重用亲信王柏龄，邓演达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只好辞去职务，赴德国留学。

孙中山病逝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邓演达深感忧虑，几次在公开场合抨击蒋介石，蒋介石也知道邓演达其人实难合作，在中山舰事件后，邓演达被调离黄埔军校，出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后，邓演达十分愤慨，在各种公开场合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

毫无疑问，蒋介石不是忌惮邓演达个人。

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本身就有号召力。

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回国后，积极联络各方，筹备建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8月9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总干事。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的宗旨就是，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存在引起蒋介石的忌惮，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邓演达的影响力，传言中不少原来国民党内的元老都加入其中，甚至就连蒋介石身边的人也有不少深入其中，比如陈诚。

据“临委会”主要干事之一的朱蕴山晚年回忆：

“当时的陈诚曾经秘密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据说邓演达当年在上海成立“临委会”时，还把陈诚率领的十八军列入起义部队行列，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传言陈诚十八军下属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第十四师副师长周至柔、第三十一旅旅长萧乾等共60多人加入了“临委会”。

1931年8月17日下午1时，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训练班的干部授课，因叛徒出卖被捕。

邓演达被捕以后，蒋介石家的门槛几乎被踏破，不少原来黄埔出身的将领都一起上门，请求蒋介石网开一面，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陈诚，他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闻择生被捕，與渠私谊，钧座素所深知，敢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

陈诚写了不止一封信，除了给蒋介石，还给未婚妻谭祥也写了两封信，让妻子动用她身边的人脉关系，竭尽全力救助。

如果说陈赓当年被捕，他的一些黄埔同学是出于同学情谊求情，那么邓演达被捕后，黄埔学生求情则是出于对这位老师的爱戴。

如此影响力，怎能不引起蒋介石忌惮。

蒋介石一开始不愿意杀邓演达，哪怕是为了这些老部下，也不愿意干这件事，邓演达从上海被押解到南京以后，蒋介石曾派人上门劝说，希望他放弃主张，但被邓演达所拒绝：

“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被捕以后，宋庆龄几番出面营救，却始终不得消息，一直到邓被害多日以后才得知消息，气愤的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公开通电，痛斥蒋介石卑劣行径，并深入指出：

"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邓演达被害以后半个月，陈诚还毫不知情，可见蒋介石对邓演达的忌惮，已经深深的刻入骨髓之中。

到最后毫无疑问了，能让蒋介石畏惧的第二人，其实就是毛主席。

那么，蒋介石什么时候注意到毛主席的呢？

1924年1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主席那时也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当时蒋介石就坐在台下。

不过，那时的蒋介石满脑袋还都只是军队，因为在历年军阀混战中，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大上，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

很遗憾，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未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也就是俗称的“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而蒋介石完全相反。

蒋介石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的时候，基本上说不上什么话，因为他不是粤军出身，所以在粤军部队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因此蒋介石更看重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因为将来从黄埔军校每一名毕业的学生，将都会以他马首是瞻。

到1925年2月，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经过革命思想教育的学生军展现出超高的素质，让蒋介石大为欣喜，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信心百倍的发表演讲：

“我们在去年统一了广东，按此速度，我们今年是完全可以统一中国的！”

凭借战功以及其军事实力，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那时毛主席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也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仍然当选为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而要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必须要有巨额的财富，因此蒋介石将目标盯上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本质上是属于官僚主义性质下的资本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工人运动深感不满，因此他们也积极寻求在广东革命政府的代理人，他们与蒋介石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开始肆无忌惮的破坏革命，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后。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毛主席那时就看出蒋介石是个投机分子，建议中央对此事表示强硬，然而中国共产党那时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决定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要知道那时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多数人，都是站在革命的一面的，只要团结起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就翻不起浪花，可惜的是，此事过后无疑使蒋介石更加膨胀。

蒋介石后来了解到中共态度以后，更是有些庆幸：

“此一事件，是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势的分水岭。”

据说后来有一次，毛主席还见了蒋介石一面，大骂其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可那时蒋介石已经大权在握，对此完全听不进去。

不过很显然，蒋介石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他后来的预料。

哪怕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发展很快，可蒋介石那时作用庞大的军事力量，对红军的几支破枪实不感兴趣，相比之下，他对红军之中原来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倒是更感兴趣的多。

真正让蒋介石注意到毛主席的一点，是从抗战时期开始一直到后来重庆谈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一度认为毛主席不敢来重庆，那时他携抗战胜利之余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只要毛主席不答应到重庆，自己就可以把破坏和谈的脏水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可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毛主席答应来了。

一切的阴谋都成了空。

尽管蒋介石心里对毛主席产生了一丝钦佩的情绪，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足以能够解决一切。

“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可短短三年时间，蒋介石手中百万精锐飞灰湮灭。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他只是败给了意志坚定的毛主席，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毛主席也不例外。

真正让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是人民，而邓演达、周总理、毛主席他们只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

与其说蒋介石害怕的是这三个人，倒不如说是害怕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