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第九兵团的15万将士正争分夺秒地向长津湖前线奔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将军却冒着贻误军机的危险，将运载士兵的火车拦停了2个小时。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两国似乎保持了一种“默契”。两国对于1950年11月26日爆发的长津湖战役，似乎一直三缄其口、不愿提及。这一场残酷的战役，将两国数万将士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在几近零下四十度的低温中，15万大军吃着炒面、冒着奇寒，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奋勇拼杀，最终将不可一世的陆战一师打得溃不成军。志愿军所面临的敌人，可绝不仅仅只有美军那么简单。相比之下，从西伯利亚而来，吹拂着整个长津湖地区的寒流才是更加可怕的敌人。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冒险在仁川登陆，逆转了朝鲜战场的形势。之前势如破竹、攻无不克的10万朝鲜人民军，遭敌军南北夹攻，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毛泽东料事如神，他将早已准备好的26万志愿军投入了战场，并在第一次战役中重挫美军，打出一个开门红。
然而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并不打算收手，而是兵分两路，从东西两线向鸭绿江方向推进。西线，由第八集团军作为主攻；东线，则由能征惯战的美军第十军负责。在第十军的序列中，还有以勇猛善战而闻名的陆战一师。
陆战一师被称为“重装备典范师”，在太平洋战场，该师每战必当先锋，立下了无数战功，是一个极其不好对付的对手。
为了抵挡麦克阿瑟的攻势，彭德怀在西线派出6个军，为第八集团军布置了天罗地网。而在东线，彭德怀则以42军对美第十军进行节节阻击。42军，原本被当作一支农垦军，战斗力在兄弟部队中不算突出。以42军抵挡强大的美国第十军，彭德怀是否托大了？
事实上，美国第十军真正的对手此时仍在山东兖州，他们便是在淮海战役中立下奇功的第9兵团。
第9兵团下辖20、26、27三个军，一共12个师，总共约有15万人。在人数上，第9兵团相对具有优势。这支部队长期在华东地区作战，原本是“解放台湾”战役的主力部队。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第九兵团的作战任务也由攻取台湾，转向抗美援朝
按照原本计划，第9兵团将在东北整训一个月，补充了御寒装备后，然后再于1951年初入朝参战。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最终第9兵团入朝的时间，还是被大大提前了。
从战略态势来看，美军第十军在志愿军主力的侧后方。一旦西线志愿军对第八集团军发动围攻，那么第十军便会立即北上，切断我军的退路，从而重演仁川登陆的悲剧。由于42军战斗力不算强，对抗美国第十军显得很吃力，而且也不符合毛泽东“每战必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思想。因此，9兵团提前入朝是势在必行的。
为此，毛泽东于十月专门召见了第9兵团首长宋时轮，并面授机宜。毛泽东对宋时轮一再强调，这是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战斗，东线作战的成败关系着朝鲜战场的战略全局。毛泽东在后来给他的电报指示中，明确嘱咐：
“此战役要立足于你的兵团独立作战，不要寄希望于增援，德怀同志也没有兵力支援东线；战役部署和指挥由你全权承担，我们不遥制。”
毛泽东的嘱托不仅是对宋时轮和第九兵团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东线是第九兵团当家，打胜了没人跟你争功，打不好就有极大的责任。
更让宋时轮感到不安的是，兵团指挥部西边不远处，正是金日成的政府机构所在地。一旦吃了败仗，朝鲜政府可能被美军一锅端。
因此，第9兵团的15万大军，乘坐着一列列闷罐火车，从山东向东北不断前进。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寒区作战，最重要的装备无过于棉衣、棉帽、棉鞋和棉手套。第9兵团是华东部队，从未有寒区作战的经验，更没有御寒的装备。他们穿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头戴没有帽耳的布质大檐帽，脚上穿着薄薄的胶鞋，手套自然也是没有的。
部队10月份到达上海时，还秋高气爽不冷不热，到了山东曲阜才有点凉意，士兵们在夜里站岗的时候，穿着单裤的两腿常常被冻得发麻。后来，战士们还没来得及领上厚棉衣，就立即奉上级命令登车出发。上级命令主要有两点：
“一、必须在中朝边界包围祖国北大门；二是棉衣暂时不发，因为南方的棉衣到东北不顶用，东北军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需要的东西到了东北再发。”
事实上，第9兵团的冬装问题，后勤部门老早就意识到了。早在1950年8月26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令彬将军就明确指出：
“如南方部队北调，棉衣需加厚。”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提议并没有实现。
就这样，载着10多万志愿军战士的闷罐火车一路向北，天气也越来越冷。火车过了山海关，惊人的奇寒让电台值班人员都不得不披上棉被御寒。稍微开一开火车舱门，就能把车内所有人冻得直打哆嗦。
此时，宋时轮也在军队的火车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戎马三十多年的宋时轮明白，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棉衣，他的军队将面临难以想象的灾难。车窗外一阵阵的冷风，让宋时轮非常不安：“沈阳已经冷成这样，据说朝鲜比沈阳还要冷。然而第9兵团各部的棉衣依然没有按计划那样发放到手”
15万件棉衣，对于贫弱的新中国来说，绝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无论是运力还是生产能力，中国当时都是相当捉襟见肘的。即使是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在短时间内准备如此之多的棉衣，也是力不从心的。
东北此前的冬装，已经配发给先期入朝的第13兵团，因此作为第二批入朝的第9兵团，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东北财政副部长倪伟在报告中说：“到11月底尚需赶制40万套棉衣，所以9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不能保证棉衣。单就棉大衣这一项来说，也是储备不足。”
因此每次停车，东北边防部队看到入朝官兵穿着如此单薄的棉衣，总会在军官的指挥下，自发将自己身上的衣帽还给这些部队。但是数量极少，而且部队停车时间也极短，连当时脱下的衣服，很多都来不及送上列车。
20军刚到沈阳火车站时，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检查部队的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见到官兵们穿着如此单薄的衣帽，深感震惊，他惊呼道：
“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冻也得把你们冻死。”
此时，志愿军战士正争分夺秒赶赴长津湖，按理说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但是贺晋年却冒着抗命的风险，找到20军副军长廖政国，要求立即停车2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贺晋年紧急下令，将军区仓库中参访的原日本军大衣和棉鞋悉数调给第9兵团使用。此外，还有原准备发给13兵团而未来得及运走的35090件棉大衣赶运至皇姑屯。此时的沈阳，所有的仓库都被搜罗一空。
就这样在短时间内，贺晋年便征集了5万件大衣。若干年后，宋时轮每提及于此，总是对贺晋年倾力相助的5万件大衣感念不已。如果没有贺晋年的当机立断，在长津湖被冻死冻伤的志愿军战士的人数只会更加可怕。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就不能再多停留一下，等军队补齐棉衣再进军？
兵法有云：“兵贵神速”。已经完全实现机械化的美军，行军速度远超我们想象。20军11月15日才到战役集结区域，27军17日到达集结地域，26军则迟至22日23时才到达指定位置。而美军23日已经到达了长津湖地区，占领了柳潭里。如果等第九兵团将冬装配齐，补充好汽车弹药再出动，那样战机错误，就没有胜仗可以打。更严重的，在前线埋伏的6个军，就可能被美军抄了后路、包了饺子。因此，第九兵团根本等不得。
按照上级的想法，是让第9兵团立即过江，翻越江南山脉和狄逾领山脉，在长津湖一带阻挡住气势汹汹的美军。到那时，冬装、粮食和弹药就会马上由汽车源源不断地运上来。
然而设想无懈可击，但是放在实战环境之中，就发现不可能实现。美军空中优势太过明显，我军则即无空军，也缺乏防空力量。运输辎重的汽车对于飞机来说，与活靶子没什么区别。短时间内，我军汽车就被美军飞机炸毁大半。
到11月底，东北军区所准备的冬装，事实上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第9兵团的需要，总共达到226661件。然而这些衣物，很少能够运到前线。因为它们大多都被美军战机投掷的燃烧弹，烧了个精光。
就这样，第9兵团绝大多数士兵只能穿单薄的棉衣，爬冰卧雪，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进行殊死的搏杀。直到后来，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对当时长津湖地区的寒冷印象深刻、心有余悸。
据战斗英雄谭秉云回忆，长津湖战役时，夜晚温度低至零下三四十度，即使南极也无过与于此。在这样的严寒下，即使穿多厚的衣服，都会瞬间降低行动能力。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手脚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
到了夜间，战士们只好将一两床棉被瘫在雪地上，十多人挤在棉被上互相搂抱，用对方体温低于苦寒。然而每天早上点名，队伍都要短上一截。
如此酷寒，或许只有猛吃高热量食品才能顶住。但是当时部队，甚至连冷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为了防空，火也不能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往往连热水都没得喝。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长津湖的寒冷，甚至迫击炮的炮口都受不了，竟收缩地连炮弹都放不进去。炮兵急了，用火烤，用热水淋，好不容易塞进了炮弹。但是打出去，却就是不炸。因为酷寒，三分之二的炮弹都失去了作用。
曾经参与过长征的20军军长张翼翔说：“即使长征也没有这么冷，也从来没有饿过那么久。”
对于这样的军队，别说是美军，甚至连朝鲜人民军也不看好。看着衣着寒酸的志愿军战士，一名朝鲜人民联络官失望地说：
“这样的部队，非全军覆没不可！”
宋时轮听到后纠正道：
“我们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人民军联络官依然不依不饶地说：
“别说是美国人，就是土匪也能赤手空拳将他们打倒！”
宋时轮一听就火了：“那你就试试，看看我们有没有战斗力！”说着宋时轮甩掉外衣，猛冲过来，一拳击中对方的前胸。那位朝鲜联络官，只好捂着胸口不断向宋时轮道歉。
而到了战场上，第9兵团官兵则用其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也绝对是有战斗力的。战士们穿着薄棉衣、饿着肚子，齐刷刷地趴在冰雪上。敌人的飞机如同苍蝇一般多，却愣是发现不了我军由12个师、15万人组成的伏击部队。
军事史学家斯拉姆·马歇尔对此形容道：“犹如没有身影的幽灵”。
正是如此，当地9兵团对敌军发动了攻势，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迅速将敌人穿插包围，将第10军打得溃不成军。
在富盛，我军20军第60师打破美军陆战一师，迫使240人的德莱斯戴尔特遣队成建制的、无条件投降，这在美军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新兴里，有“北极熊团”之称的美军第7师31团被围歼。全团3191人几乎全部落网，两任团长一个被俘，一个被击毙。就是这样一支曾经入侵苏联，侵入西伯利亚的主力部队，却在长津湖战场以加强团的形式，覆灭于长津湖，葬送在志愿军的兵锋之下。
彭德怀曾评价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个人也没有跑掉，只有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
然而这些辉煌的战果，却让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时任27军政治部保卫干事的王明清回忆：
“1950年11月下旬，我们从临津江入朝后，连续五天五夜的急行军，不少战士都被冻坏了手脚、耳鼻，非战斗减员接近三分之一。冻伤倒下的战士自觉爬到路旁，留出大路让部队前进。一位山东籍的排长，手指和脚趾都冻坏了，硬是咬着牙让战士们拖着他向前爬，他说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除了寒冷一样，我军还要面对敌军空前猛烈的炮火和抵抗。陆战一师不愧是王牌部队，面对我军的围攻，他们依然负隅顽抗，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然而即便如此，我军依然冒着如同下雨一般的炸弹和炮弹，前赴后继地向前冲锋。美国军史学家蒙特罗斯写道：
“陆战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或是一次次顽强的进攻。陆战队的坦克、机枪和迫击炮大显身手，战果赫赫，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不断而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让陆战队员肃然起敬。他们有时会冲进手榴弹的投掷距离，然后被打倒。陆战队员不断地叫喊着：海浪，他们就是海浪，但是尽头在哪？”
最终，美军所构筑的堤坝，最终还是挡不住志愿军如同海啸一般的进攻。从来不知退却为何物的陆战一师终于落败了，在我军的追击下，美军落荒而逃，并遭遇我军的层层阻击。
12月6日，我军赶在陆战一师前面，炸毁了他们唯一的退路——水门桥，而且连同基座一起炸毁。这座架设在长津湖引水管道上的水门桥是一座悬空的单车道桥梁，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桥下万丈深渊，是撤退的必经之路。在志愿军看来，这座桥的彻底摧毁，是个陆战一师敲响了末日的丧钟。
然而美国自然不会坐视这支王牌部队覆灭，他们立即从日本调运了8套车辙桥组建，并且空投到前线。美国工兵像是搭积木一样，架起了一座载重50吨，可以通过撤退部队所有车辆的桥梁。
8日，陆战一师过了桥，到达了他们逃亡到的最后终点——土古里。在这里，志愿军58师172团的两个连把守着这里。
一心逃命的美军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用前所未有的火力在我军阵地上狂轰滥炸。一面是冰，一面是火。2个连的官兵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即使最后只剩20多人，却依然守住了阵地，一步也不肯后退。
美军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到，中国人在这个小小的阵地上藏了多少人。山头明明被削平，明明已经寸草不生，遍地焦土，为什么阵地上依然能够响起中国人的枪声。
就这样，阻击战整整打了一天一夜，2个连的志愿军歼灭了800多个敌人。到了第二天，这些志愿军战士全部阵亡。战后，美国人敬畏地写道：
“这些中国士兵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没有一个投降，全部坚守阵地直到战士，无一人生还。”
经历了一系列苦战，陆战一师最终逃出生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全师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为了阻击陆战一师，志愿军竟有两个连的士兵，成了冰雕连。例如，20军60师3营一个连的官兵，原本埋伏在水门桥附近的一座山头。陆战一师经过时，他们一枪未发。首长准备追责时，却发现所有官兵都呈战斗队形伏在地面上，早就成了冰雕。
在收敛烈士的遗体时，战友们从一名叫做送宋阿毛的上海籍战士手掌心中发现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这样一首诗：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这首诗代表了志愿军的一股精神，一股旗帜。这股气就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战斗精神，哪怕被冻成了圆木，也坚定前移，战斗不止；即使穿着单薄的棉衣，也要在冰天雪地里一动不动，冻成永不移动的冰雕。正是这种精神，战胜了美国人眼中“最寒冷的冬天”吗，也达标了最凶狠的敌人。
长津湖战役，我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9兵团减员达到4万人。其中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远远超过战斗减员。战后第九兵团被迫休整了数月，完全错过了第三次和第五次战役，由12个师缩编为9个师。为了尽快恢复战斗力，第9兵团还补充了6万新兵。
然而冬天是寒冷的，也是容易让人冷静的。我军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深刻的意识到后勤的重要性。若没有贺晋年的当机立断，冒着贻误军机的危险，将火车拦停，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如今，我军已经告别了缺衣少食的时代。即使在最荒远的边疆，战士们也能吃饱穿暖，有打不完的弹药，有空前先进的装备。而如今的一切，都是当年那些爬冰卧雪、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这是生命的代价，是鲜血的代价，是惊天地泣鬼神，舍生取义的惊天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