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南京城里秋意渐浓，梧桐叶开始泛黄，片片飘落。许世友将军此时正赋闲在家，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他每日练练书法，打打拳，偶尔和老战友们通个电话，回忆回忆峥嵘岁月，日子过得平静而惬意。

这一天，电话铃声打破了午后的静谧。许世友拿起听筒，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是老战友陈锡联的声音。“老许啊，在家怎么样？是不是闲得慌啊？”陈锡联打趣道。

许世友

“哈哈，你老陈还不是一样，咱们现在啊，就安心在家养老吧！”许世友笑着回应，言语间充满了老友重逢的喜悦。

两人聊起了各自的退休生活，轻松而愉快。然而，就在这闲聊中，陈锡联突然语气一转，带着一丝沉重说道：“老许，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

“什么事儿啊，你这语气，弄得我心里怪不舒服的。”许世友不禁坐直了身子，心中隐隐升起一丝不安。

“王建安同志……上个月走了……”陈锡联的声音低沉下来，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你说什么？”许世友猛地站了起来，手中的听筒差点滑落。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急切地追问道：“你说谁走了？老王？你再说一遍！”

“是王建安同志，他7月份的时候就……”陈锡联再次确认道，语气中充满了惋惜和悲伤。

电话那头的声音仿佛一道惊雷，在许世友耳边炸响，他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手中的电话再也握不住，“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王建安走了”这几个字反复回荡。

许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颤抖着问道：“怎么走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这个级别，好歹也要发个讣告吧！”

陈锡联

“唉……”电话那头的陈锡联长叹了一口气，将事情的原委娓娓道来。原来，王建安同志走得很突然，而他生前为人低调，坚决要求丧事从简，不搞任何仪式，不惊动任何人。家属遵照他的遗愿，没有开追悼会，没有送花圈，甚至没有通知生前好友，只是在事情处理完后，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

“这个家伙，真是招人恨啊！”许世友听着，眼眶渐渐湿润，豆大的泪珠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滑落。他抹了一把眼泪，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

陈锡联心里清楚，王建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一贯的作风，节俭、要强、奉献，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却唯独没有留给自己一丝一毫。

许世友和王建安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为何许世友会说这个家伙遭人恨呢？这就要从两人的特殊关系和抗大的那件事情说起了。

王建安是湖北红安人，许世友的家乡虽然被划到了河南新县，但是老将军自始至终都认为是自己是湖北麻城人，所以两个人算得上是老乡。

他们两个都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之前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那就是都曾在吴佩孚的部队当兵。

相对来说，王建安的文化水平会更高，因此他在红军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工干部，而且有不俗的指挥作战能力，是红四方面军公认的“军政兼优”干部。

1934年秋，王建安升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次年7月，原红四军军长王宏坤调任方面军副参谋长，许世友接任军长，自此与王建安成为搭档。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大多数高级将领都进入了抗大学习，这其中也包括许世友和王建安。

随着西路军的失败，延安掀起了“批张运动”，很多四方面军的将领也被牵连其中，受了不少委屈。

性格刚烈的许世友气不过，联络了四方面军的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一共30多人，打算回到四川大巴山，投奔曾经的部下刘子才。

制定好行动方案和出走路线后，王建安却在关键时刻醒悟了，他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经思虑再三，向上级作了汇报。

最终，许世友等人被控制起来。经毛主席的批示，此事件的参与者都被从轻判处。其中，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而中途醒悟的王建安也被判了六个月。

从某种意义来讲，王建安的行为实际上是挽救了许世友等人。但是许世友并不买账，对王建安的“告密”始终耿耿于怀，此后也不再理睬王建安，即使见面了也不说话。这或许就是许世友说，这个家伙遭人恨的原因之一吧。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世友和王建安都战斗在齐鲁大地，一个是胶东军区司令员，另一个是鲁中军区司令员，虽说大家都同属山东军区，两人却鲜有交集。

许世友在山东

许世友性烈如火，快人快语，认定的事情便如磐石般坚定不移。每次与王建安相遇，他总是冷眼相待，甚至怒斥王建安为“叛徒”，言辞激烈，毫不留情。

两人间的隔阂，自然逃不过毛主席的洞察。深谋远虑的毛主席深知，这两位都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将才，骁勇善战，智勇双全。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解放战争的号角即将吹响，正是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关键时刻。如果任由两人心存芥蒂，势必影响军心士气，更不利于作战指挥。

毛主席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批评教育，更没有用领导的权威强行“和稀泥”。他深谙人性，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唯有解开心结，才能真正化解矛盾。于是，他巧妙布局，准备借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为两人搭建和解的桥梁。

解放战争初期，攻打济南的战略计划摆上了毛主席的案头。这座历史名城，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易守难攻。攻克济南，对于我军来说意义重大，势在必得。而选择谁来担此重任，毛主席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人选。

他深知，许世友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攻坚战正是他的拿手好戏。而王建安足智多谋，善于谋划全局，运筹帷幄，如果能协助许世友，定能事半功倍。于是，他特意安排王建安担任攻城副总指挥，并特意将王建安叫到身边，将自己的良苦用心和盘托出。

听到毛主席语重心长的分析，感受到主席对自己和许世友的关心和期望，王建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主席这是在用心良苦地为他们创造和解的机会，用心良苦地化解他们之间的隔阂。王建安当即表示：“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把仗打好！”

听到王建安的郑重承诺，毛主席欣慰地笑了。他知道，这场仗不仅要打赢，更要打出我军的团结和气势。为了坚定两人的信心，也为了给这次合作增添一份特殊的意义，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很好，那我们就来一出《失空斩》！如果打不下济南，就先斩许世友，再打你军棍，我也请罪，官降三级！”

许世友和毛主席

毛主席的一番话，看似玩笑，实则饱含着对两人的信任和期望。王建安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与许世友并肩作战，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离开延安后，王建安马不停蹄地赶赴山东。此时，许世友正因腿疾复发，在烟台栖霞艾山汤疗养。当他接到中央的电报，得知毛主席点名让他担任济南战役总指挥时，心中顿时燃起熊熊战火，仿佛所有的病痛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主席亲自点将，这是何等的信任和荣耀！”许世友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恨不得立刻飞到前线，率领部队攻城拔寨。他也知道，王建安将担任自己的副手，共同指挥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许世友心中暗下决心：“主席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绝不能辜负他的期望。老王这次不计前嫌，来当我的助手，我更要和他精诚合作，打赢这场硬仗！”

于是，许世友提前结束了休养，急匆匆地赶往部队，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中。

王建安抵达济南城下时，许世友早已等候在那里。看到王建安风尘仆仆地赶来，许世友没有摆出总指挥的架子，而是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王建安的手，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老王，你来了！你能来帮我，我心里踏实多了！”

一句“老王”，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也融化了多年来积压在两人之间的坚冰。王建安也被许世友的热情所感染，他紧紧握住许世友的手，激动地说：“老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要齐心协力，打赢这场仗！”

中间为王建安

当晚，许世友特意吩咐炊事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为王建安接风洗尘。两人把酒言欢，回忆起当年在红四方面军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所有的隔阂和误会都烟消云散，两人开怀畅谈，就如同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般。

“老王，我知道你过去受了不少委屈，我这个人脾气直，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酒过三巡，许世友打开了话匣子，真诚地向王建安道歉。

“老许，都过去了，还提那些干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为了革命，现在，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王建安举起酒杯，豪情万丈地说。

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果然，在“山东双雄”的密切配合下，我军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攻克了济南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了包括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内的国民党高级将领23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建国后，许世友和王建安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不一样的是，许世友仕途一帆风顺，连任大军区司令员25年，还三次进入政治局。

左边为王建安

而王建安作为一名战功卓著、资历较老的上将，却长期屈居副职，甚至不如一些中将、少将受到重用，连叶帅都曾对他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生前，他曾留下五条遗嘱：一是不开追悼会，二是不送花圈，三是不组织遗体告别，四是不通知好友，五是不请同志送遗体火化。

因此等王建安去世一个多月后，他的那些老战友和老部下才知道这个消息，大家都震惊不已。

许世友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感到震惊，悲伤的同时，也说这家伙真是招人恨啊。他觉得王建安对自己太苛刻了。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即使在病重的时候，也应该让老战友们知道，让他们有机会去看看他，陪陪他。

王建安和夫人牛玉清

为了表达对老战友的哀思，许世友特意委托陈锡联代为前往王建安家中慰问，并转达他对王建安将军家人的问候和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