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的新一季《歌手2024》节目，以意想不到的角度登上了热搜，并引起热议。

证明观众不是对歌唱真人秀失去兴趣，而是需要特殊的情境才可以投入。

《歌手2024年》这一季的首发阵容包括香缇·莫、那英、杨丞琳、二手玫瑰、汪苏泷、海来阿木和凡希亚·奥伊亚，且常规赛转为直播，是近年难得如此操作的大型节目。

想不到5月10日第一次直播之后，《歌手2024》讨论远远高于预想的热度。

因为两位海外歌手香缇·莫及凡希亚·奥伊亚状态太好，而同场的我们华语歌手现场演唱不理想，有观众以“抵御外敌、五旬老太守国门”等关键字发起讨论，迅速掀起热度，更有网民玩梗那英的满族姓氏叶赫那拉，大量传播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对白“我要洋人死”。

歌唱比赛的议题从开始的网络玩笑转化为带着玩梗情绪的讨论。

在这种“国门告急”的网络语境中，许多并未参加节目的歌手都纷纷加入话题自告奋勇要上节目代表“守住国门”。其中有来自西藏昌都的歌手韩红，也有来自台湾省的歌手黄丽玲、李佳薇、汪佩蓉等。这一种讨论的聚焦点，潜台词是说华语歌手有很多都能唱，可是节目组并没有真的将这些唱将邀请上台。

甚至我们雷总雷军都成了榜单热搜第一名了！

另有一种声音，就着前几集华人歌手普遍的现场演唱水准的欠缺，开始检讨华语音乐的问题。他们认为歌手2024节目上华人歌手的表现揭示了华语流行音乐有很大隐患，而这种隐患某程度与电视音乐节目一直以来的假唱和节目修音有关系。

必须先把话说全，华语乐坛依然存在有活力的地下音乐场域，有许多有才华的音乐人。

但他们都只能在庞大的主流流行音乐工业缝隙里寻找空间。

而庞大的主流工业，是推动歌唱比赛真人秀去往抵御外敌的语境。

它像是一场盛大的擂台，承载着数以亿计的受众。

中国在文化场域内，一直以集体主义指向的这种打擂台氛围为主。

国内受众也一直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推广。

仿佛奥运会一般，大众已经习惯采用国家队的视角。

过去《我是歌手》节目曾经也邀请过海外艺人参加，他们的歌唱技巧固然精湛，却不见得成为唯一焦点，湖南卫视一度很有意识地邀请了许多唱将级华语歌手入驻，在这个舞台上，华语歌手的演唱表现也获得收视群体认可。

今年的“文艺爱国”情绪高涨，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

对比前几届，本届请来的两位香缇·莫及凡希亚·奥伊亚演唱非常扎实，但相较影响力不高，对许多中国听众来说非常陌生。

即便如此，现场表演的水准相差如此巨大，网友们的情感受到冲击也就是必然结果。

为何不能输？为何必须赢？或者为何打擂台？

这种思绪，其实就是等级评判心态，大众观看擂台才有了意义。

在丛林法则至上的社群价值里，百花齐放早已是遥远的过去式。一切的衡量价值都是要赢，电影如果没有票房，那最好有奖（看份量又看数量），歌曲和剧集要有点阅率和流量，文章要有触及率和带货能力，否则这些文艺创作似乎就没有了意义。

《歌手2024》，中国队一定不能输，否则华语流行音乐在他们心中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中国的流行音乐真的有问题吗？真是源于假唱和修音吗？恐怕如此归纳有些武断！

《歌手2024》的热议，却也挑明了一些流行音乐工业过去被忽略的问题。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在根基不稳的状况下常常有跳跃式发展，辉煌的实体年代，从2000年大约至2007年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季《超级女声》的超高人气，令歌唱比赛真人秀变成了新歌手的强力催生舞台，而后《我是歌手》的出现，则让资深或大众尚未熟悉的歌手有了重启事业的机会。

在网络时代，2013年后，中国的流行音乐宣传渠道剩下了非常单一的方式，似乎只有真人秀舞台，才是能有效将歌曲和歌手打入主流市场的少数有效方法了。

综观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音乐产业，歌唱比赛真人秀固然受到欢迎，可是它与生产流行音乐的工业有非常分明的距离。比如众人熟知的《美国偶像》为例，一个如此长青且稳定的电视节目，但它的获奖选手有多少能够真正成为事业可持续的流行歌手呢？

美国流行音乐有影响力的歌手，几乎都不是真人秀出身，反倒是有许多是草根身份崛起。

日本也是如此，虽然也有商业和资本的介入，但他们有较为野生的机制，不断能够将受欢迎程度不同的网路音乐人转为职业音乐创作人。

中国的唱片公司也试过各种方法，与串流平台合作，让歌手和音乐人进驻抖音，以短视频为载体传播作品。

这些并非毫无效果，只是这些效果相比起电视的真人秀节目，能量实在太微小了。

试想，你可以回想起中国在《歌手2024》之前的上一个流行音乐全民热议话题是什么吗？

一切还是回归到了“擂台”。歌唱比赛真人秀的制霸，隐藏了非常多远大于假唱和修音的问题。

电视平台的音乐真人秀节目，成为最强势的音乐渠道之后，首要问题是，几种不同年龄和喜好层的受众，都要被收纳在一众相对单一的节目之下。

《歌手》及同类型的音乐展示方式，将流行音乐的表达局限在一个框架里。

这个框架是非常单向的美学呈现和教育，即是以技巧铺陈和成本叠加造成的舞台效果。

声音的冲击力和舞台的表演，经由技巧去解读，将流行音乐的阅读可能变得单调了。

而在华人文化中的舞台，显然与欧美流行音乐的现场是两个不同的场域。

在擂台形式的比对下，在打分和淘汰（无论以何名称出现）机制下，歌唱比赛真人秀中的流行音乐，只可能以最兼顾所有受众的方式表达出来，歌手本身的主体性必须要去迎合整个节目的思维方式。

这是电视节目的一种规训，却不是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

规训的另一层意义，是舞台变成了流行音乐的建制。

一位流行歌手选择待在地下或者是登上节目，当然是他的自由。

观众不应质疑这种选择。

但显然，它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大家都觉得地下/小众音乐人收入少是一种必然，上节目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是明智的决定。

登上节目之后，所有的创作者走向主流，才是欣欣向荣的指标。

饶舌歌手要走上真人秀，从真实的愤怒转化为权力的代言，摇滚乐队要走上真人秀，把真实的感触转为形而上的虚空的抒情，但只要知名度提高了就是好的。可是看看其他国家的音乐场域，当然各自有各自的难题要面对。

但在美国、日本或是欧洲都好，创作者可以自如地选择自己想成为哪一种规格的音乐人，在不同的渠道中，不同程度的表演者都有与投入较匹配的演出机会和资源。他们不需要通通变成一两种类型的艺人，投入某一两种类型的宣传。

顺着节目组的思路和对收视群体的想像，在这种舞台上的歌手，也就必须变成某一个规格，如果不符合，似乎就只能沦为更次等的艺术。

观众所怀抱的，是一种美学上的期待吗？当所有的话题引导，都只指向某些很固定的讨论，流行音乐只剩下音准和唱功的分析，或者再加上玄学唱商，中国的流行音乐本身也被压榨殆尽了。

当中存在着平台与审查的共谋，原本对于流行音乐来讲，其文本、文化起源、身份认同、想要表达的个体精神，都非常重要。可是经过平台，观众只会看到 / 听到不断被剥削、被篡改、被驯化的流行音乐，而这一切，当然是审查机制乐于见到的。

以非常微小的切口来看，比如歌曲中的死亡、性爱，都变成了禁忌，歌手的纹身、鼻环和耳钉都成为冒犯的可能。这些与流行音乐的本质相违背，更不要说流行音乐对建制和权力的叛逆了，国外的真人秀被资本驯化最多只是变得讨好，国内的真人秀则完全变成了阉割。

很多人以为如今资讯发达，平台的改动观众还会不知道吗？创作者的改动或许在这一刻能为观众察觉，可是很快大众会将改动视为常态，视为理所当然，而当原本的版本都消失之后，只能从网络上搜索到改动之后的版本，谁还知道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呢？

这令人想起，百度在Google还没离开中国时起家，最初的搜索结果遭到嘲笑。

Google离开数年后，百度上的错误结果就变成了金科玉律。

受众更对创作者和表演者进行规训。比如上一期的飞行嘉宾亚当·兰伯特，他是一位小众歌手和创作者。当他应约参加《歌手2024》，有网友比对了他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参加活动的造型，他的妆容改变了，服装变保守了，当然更不能在表演中加入彩虹元素了。

而部分观众甚至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几年之前，平台和电视的节目即已如此禁绝性小众符号，它迅速蔓延到了线下的音乐表演，比如张惠妹和蔡依林等人的演唱会曲目，如有涉及性小众的元素，均被迫拿掉，观众入场时的穿着和物件也被严格规管。这即是舞台对流行音乐的改造，及其所带来的坏处。

又或者本次歌手香缇·莫，她来中国的表演，选曲和编曲都只展示出非常刻板的，甚至守旧的中国对于黑人音乐的投射，她如果想要用歌曲来阐述自己的身份认同，表达BLM，湖南卫视会同意吗？

但很多观众已经被驯化到，他们认为这些歌手来参加节目。

符合国情是歌手们的义务，哪怕这种义务对这些艺术家和作品是一种冒犯，他们也会实用主义地认为，那是他们应该承受的。

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了吗？

不，我们有太多的习以为常了。

每逢有充足预算的流行歌手发片，发行方/工作室都会有一笔资金，邀请乐评为自己的专辑撰写评论，说是“评论”，实则是牵扯利益的缮稿。

这种结构的牢固和理所当然，已远非不健康可以概括的。

在音乐的推广渠道和表演空间已经如此多限制的情形下，这些可以买的好评，显然让作品落进一个更坏的环境里。

在这个结构中，愈来愈虚伪和空洞的“好评”让歌曲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这个温床减弱了较为单纯的消费场景，破坏了正常的价值体系，受众们只会更依赖直播的歌唱比赛。

至少这种规训之后的表演是立体的，而不是包在多层商业互吹之中。

讽刺的是，如果你真的留意这次歌手的争议，你会发现“可以购买的好评”乐评们，讨论“抵御外敌”的歌唱比赛也是风生水起，他们的发言看来，不仅为节目上的华人歌手操碎了心，也为华语音乐的未来操碎了心。而他们并不觉得这种互相抵触的行为是矛盾又好笑的。顺便，他们也把问题简化和平板化了。

是啊，如果中国流行音乐的问题仅仅只是假唱和修音，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