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孙权趁着曹操西征汉中，率十万吴军围攻合肥，合肥守将张辽、李典、乐进手下虽然兵很少，只有区区七千人，且三位守将之间素来有些矛盾（张辽为吕布降将，乐进李典则为曹操兖州嫡系），然而远在汉中的曹操，却并不怎么担心，曹军军法严明，有功必赏，有过必惩，这三位又是百战名将，经验老道，颇识大体，他们斗也是斗而不破，不会斗破苍穹的。更重要的是，这三位各有特点，张辽擅长野战攻击，尤其精通骑兵突袭；乐进则以胆烈知名，常先登破敌；李典则好学问，贵儒雅，德行卓著；三人互补短板，只要配合得当，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就算孙权倾国而来，估计也讨不得便宜。况且赤壁之战后曹操对于合肥经营甚久，此城固若金汤，完全不必太担心。
但合肥毕竟人少，不安排妥当了真怕出篓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所以曹操在西征汉中之前，就预计孙权可能会趁虚攻打合肥，而特意给三将留了一封密函，并说：“贼至，乃拆。”
这下孙权当真攻来了，而且有十万之众，大家赶紧拆开密函来看，本以为丞相留下了什么秘密武器，期望值还挺高，谁知里面只有一句话：“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就这么简单，比起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曹操这密函简直太随意了。
大家都感觉挺失望的，乐进李典二人甚至觉得丞相有点不靠谱，于是齐声说道：“贼众十倍于我，实难以迎敌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情势有变，我等可自专，不如坚守待援。”
只有张辽领会到了曹操的战术安排，表示：“主公携我军主力远在汉中，待发救兵至，吴军破我必矣。故我等应遵指令，趁贼尚未完成合围之前，引兵迎战，先发制人，折其锋锐，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
听了张辽这话，乐进当场就表示了反对，他一向性烈如火，又是曹军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曹操在已吾起兵时便已加入），在曹营中封侯最早（194年封广昌亭侯），资格最老，所以向来不服降将张辽，经常当面怼他。而也正因为如此，曹操不准他出战，可凭其资历与威望，留在城中稳固大局。而且，前段时间乐进在荆州跟关羽对战被打得颇为难看，曹操也希望他的部队留在城中养一养士气。
张辽被怼，却没有退缩，而是据理力争：“权以重兵来犯，以为当者披靡，我军必深沟高垒，不敢出应；是以其惰将统骄卒也。吾趁其立足未稳，逆而击之，安得不破？故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我张辽愿领兵单独一战！”
言尽于此，李典也被张辽之勇挑重担之豪气所感动，遂慨然而起：“此国家大事，吾岂敢以私怨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这便是曹操安排李典在合肥的原因了，李典向有威德，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从不与诸将争功，也从不以私怨而损大局，故以稳重之长者著称，关键时刻可以充当政委的职责，在张、乐二人之间调停。要知道，李典的叔父李乾当年就是死于兖州叛乱吕布的部队，而当时张辽也在吕布的部队，有这层私怨，李典却能大公无私，表示全力配合张辽，这就是他顾全大局、难能可贵之处。
总之；张辽智勇兼备，善于骑战，又有稳重的李典压阵，正可以担出战大任。《武经总要》云：“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村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这就是曹操的用人艺术。
于是张辽李典连夜在军中招募敢死之士，得八百骠勇，然后杀牛摆酒设宴请大家吃了顿好的。这时敢出城的，都是铁血真汉子！大家大碗酒大块肉，端的是豪气干云。
至天明，张辽便身披铠甲，手持战戟，身先士卒，第一个冲进了十万敌阵之中，身后八百勇士随后杀至，李典压阵，全军如一柄尖刀，直接往孙权中军捅去。
八百人打败十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以局部之战斗力与机动性优势，直接摧毁他的中军指挥部，这叫做斩首战术。
孙权坐在麾盖下，看着张辽飞蛾扑火，心中感觉很好笑：我东吴中军虎士皆百战骁锐，岂是当年颜良手下可比？你八百人还想从万军中取我孙权头颅？痴人说梦！
但孙权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只听得张辽大呼自己的名字，将大量兵力吸引到他身边，以发动群攻武将技，一路杀过去，转眼竟有数十虎士死在了他的戟下，另有两员亲卫大将也被其斩杀，搞得孙权向来以为骄傲的中军虎士竟望风辟易，没有一个敢上前抵挡。张辽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杀到了孙权麾下。
孙权并不是个胆小鬼，他跟西汉名将李广一样有个癖好，喜欢亲手猎杀兽王老虎，几次险些丧命而乐此不疲。但看到张辽如此神勇无匹，狂如孙权也被吓懵了，惊惧不知所措，一时竟忘了指挥作战，但见身后不远处有座小土丘，赶紧爬上去避其锋芒，并顺手拿了一杆长戟自卫。而孙权手下数千中军也忙跟上去排成密阵，将土丘围了十几圈。孙权这才渐渐冷静下来，开始指挥各军对张辽部进行合围。
张辽也很快带领八百标兵奔北坡来到了土丘之下，冲上面喊：“雁门张辽在此，孙权小儿敢否下丘与我一战。”
这一年，张辽四十七岁。孙权三十四岁。在古代，这是大爷与壮夫的差距。
但孙权就是不跟张辽玩儿，只咬咬冷冷的牙，报以一声假笑，表示自己与汉高祖一样、宁斗智不斗力，于是动都不动（权不敢动），只令旗一挥，东吴大军四面涌上，将张辽八百勇士重重围在中间攻打。张辽虽未能直取孙权，但其先声夺人、挫敌锐气之战术目标既已达成，遂不再恋战，左冲右突，带着麾下数十亲兵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但吴兵也不是吃素的，张辽他们刚突出去，缺口立刻被堵住了，其他曹军被困在围内，死战不能出，不由大声哭喊：“张将军弃我乎？”
身为“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张辽怎么能放弃自己一起喝酒吃肉的好兄弟？放心吧，我既然把你们带出来，就能把你们带回去！于是，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已冲出重围的张辽竟突然拨马转身，义无反顾的杀回阵中，吴兵皆大喜，小样你还敢回来，于是立刻冲上前将张辽围住，张辽眼见得四周密密麻麻的吴兵，怕有数万之众，不由热血沸腾，全身都被斗志燃烧，遂奋起暴击，几进几出，终于救回了所有兄弟，这才殿后杀出。
这一战，四十七岁的张大爷唱出了三国最美夕阳红，他几进几出十万敌阵，如飓风穿堂，左冲右突，从清晨杀到中午，直杀的吴兵人人为之夺气，无人敢捋其缨，这才玩腻了收兵回城。吴军也不敢追，赶紧回营加强守备，大家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众心遂安）。张辽进城后，乐进亲自来到城门迎接，躬身道：“人皆称进骁勇果决、胆烈无前，然逢孙贼倾国而来，亦觉难以迎敌；今见将军挺身陷阵，万人辟易，进心服口服矣！”合肥全城军民亦人心大定，无不振奋百倍，再无半点恐惧。张辽虽尚未被曹操提拔，但已成为合肥军事之实际领导人。
张辽此人，真可谓是三国时代第一完美战将了，他德、智、勇兼具，又为人忠厚坦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格典范。三国时代的战将极多，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能挑出点毛病来。如关羽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暴而无恩，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马超则勇而不仁，见利忘义，背父弃子有失人伦；魏延又自负矜高，不够谦逊。吕布更是刚而无礼，轻狡反复，唯利是图。魏国方面，于禁贪生怕死，还出卖朋友；乐进又容貌短小、性烈气狭；徐晃则性格过于严厉，常驱使将士不得闲息；夏侯渊又稍嫌莽撞，任勇轻敌，短于总众。东吴方面，则周瑜过用意气，甘宁粗猛好杀，潘璋奢侈不法，丁奉恃功而骄，吕蒙失之谲，陆逊失之柔，总之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唯有张辽，他几乎是个完美的军人范本。就算是拿了放大镜在他身上照来照去，也照不出一丝一毫的瑕疵来，特别是这次他能为救小兵部下而不惜以身犯险，这世上就没几位将军能做到这一点。
而经此一战，孙权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主帅一软，十万大军当然也就跟着缺钙，结果围攻合肥十余日，一块砖头也没啃下，丢人哪！加上前几年曹操把“江滨郡县”的老百姓都给迁走了，使合肥以南数百里之地变成了无人区，吴军野无所掠，只能靠后方运送粮草，耗费极大，而且部队又感染了疫病，病号日增，干脆，撤兵南归吧！大军便由逍遥津（淝水古渡口，位于今合肥市旧城东北角）过浮桥，一波一波退往津南的庐江。为稳军心，也为了争回一些面子，孙权终于大胆了一把，亲自率凌统、甘宁、吕蒙、陈武、徐盛、蒋钦、宋谦、潘璋等大将及千余“车下虎士”留在津北殿后。
车下虎士是东吴中军里，专门负责孙权贴身警卫的部队，算是吴军精锐中的精锐，号称以一敌百；再加上江东八大虎臣各带嫡系亲兵团全明星阵容护驾，总人数也有将近三千之众，孙权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但怎么能不出问题呢？热情如火的张辽，可不是那种让敌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要走也得脱层皮！自从吴军第一波撤退，他就守在城楼上静静地看着孙权装样，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便率精锐步骑从城中突然杀出，如饿虎扑羊，直扑这支殿后部队。
张辽把握战机的能力，真是强到逆天。
东吴兵将们吓坏了，曹军来的可真是时候，这要是让主公死在这儿，那真窝囊透顶了，于是拼死反击，掩护孙权撤退。孙权一面撤退，一面派人速速召回已撤离的部队，但那些部队已经走得远了——看来孙权的指挥水平完全不行，安排个撤退都会让部队行军序列完全脱节，也没有事先建立梯次掩护预案——好在他骑射水平还不错，一路撤退还能一路回射，箭无虚发，射得曹军一时不敢近前。
张辽大怒，我来！于是一手持盾，一手持戟，率所部亲卫迎头逆击。孙权大窘，又是此人！这张辽莫非是孤命中的克星么！赶紧丢了弓箭拨马就跑，并吩咐偏将军陈武与中郎将宋谦、徐盛率所部精锐“庐江上甲”冲上去抵挡一阵。
张辽一看这陈武哥儿几个挺酷，便放过了那个射箭的紫髯将军（可惜啊），转身迎战三人。这陈武也是个极强悍的家伙，一支长枪上下翻飞，转眼竟将张辽身边十余名亲卫杀了个干干净净，张辽怒极，杀意暴涨，大呼：“鼠辈何敢乃尔也！”纵马上前，俩三下就结果了陈武；旁边宋谦一发慌，掉头就跑；徐盛倒是再撑了几招，但很快也被张辽一戟打落长矛，刺伤右肩，徐盛痛的大叫一声，跟上宋谦一起跑。总之先留住性命再说。
东吴名将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身高七尺七寸（约合1米82），为吴军精锐部队“庐江上甲”的总指挥，他十八岁跟随孙策征战江东，所向披靡，立功无数，孙权又命其督五校禁军，拜偏将军，与吕蒙齐名，不料今日竟轻易死于张辽之手，惜哉！
中郎将徐盛，字文向，琅邪莒人，当年曾以不到两百人的兵力，大破黄祖数千大军，于是名震江南。日后他虽屡立战功，成为东吴名将，拜安东将军、封芜湖侯，但每当想起逍遥津败于张辽的失矛之恨，都不胜愤慨，引为毕生之耻辱。宋谦则从此一蹶不振，每日活在逃兵的心理阴影之中，再无任何建树。
三将死的死，跑的跑，他们手下的“庐江上甲”们则更是狼狈逃窜，带动全军溃退。危机时刻，武威校尉潘璋从后疾驰而上，横马斩杀二人，这才止住了溃兵。宋谦徐盛两位主将却早跑没影了，毕竟只有他们直接面对过张辽，那种直接的恐怖已经击溃了他们。
眼见东吴大军士气低沉，孙权手下第一猛将兄、折冲将军甘宁冲到了最前线，一面引弓射敌，一面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鼓手说这不是撤退嘛，应该鸣金才对，甘宁气的一剑砍翻鼓手，亲自擂鼓，以稳定军心。这时潘璋也带着宋谦和徐盛的部队调头杀了回来，终于暂且遏制住了张辽如潮的攻势。
但这通通都没用，张辽反应超快，见我军攻势受阻，立即让部下绕过这些吴军，一路冲到淝水边，先把津桥给拆了，堵住敌人的退路，然后四面穿插，将孙权各部分割包围。
不愧是张辽，攻势如此迅疾之下竟能如此有条不紊；反观孙权，除了一路逃跑外毫无部署，连津桥这么要害的地方都没派人把守，现在傻了吧，跑又没跑掉，还被张辽给包圆了，身边只剩下右部督凌统所率三百虎士，其他甘宁、潘璋、蒋钦、吕蒙等部都被李典率部穿插分割，只能各自为战。孙权一声长叹，难不成今日孤就要魂断淝水了吗？
别担心，不是还有凌统嘛！
凌统在孙权身边的作用，相当于曹操身边的许褚，那是相当忠心的。公元203年，凌统才十五岁，父亲凌操就为孙权战死沙场，而凌统又紧接着子承父业，十余年来为孙权南征北战，全身披创无数。此时此刻，凌统又带队拼死护卫在孙权身前，并指挥亲近簇拥着孙权一路冲出重围直到津桥边，然后又回身拼死阻击张辽。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凌统一拼命，就是张辽也感觉有些吃不消了，只好奋起迎战，先干掉这位拼命三郎再说。
凌统及三百虎士在用一条一条的伤痕和一条一条的生命在争取宝贵时间，孙权当然也争取宝贵时间赶紧过桥，否则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忠心虎士。但一到桥上孙权就忍不住骂娘了，原来这桥面上竟有一丈多的桥板竟被人给拆了，这可怎么办？
关键时刻桥板被拆，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曹军拆的，但这种可能较小，曹军若能绕到这儿拆桥，那应该也有办法在这里埋伏阻截孙权；另一种可能是东吴部队中某些“坏分子”见大势已去，赶紧过河拆桥，让主公“挡子弹”，自己赶紧跑。若是这种可能，东吴部队的战斗韧性与凝聚力实在堪忧，怪不得后来孙权只敢背刺盟友关羽，而再不敢跟曹魏精锐部队正面硬刚了。
无论哪种可能，孙权肯定傻眼了，只觉冷汗直流，又怒又惧，心想自己英雄一世，难道竟要死在这儿了吗？还好这时旁边侍卫谷利提醒他：“主公可持鞍缓控，约马退后，再放马向前，跳过桥去。”孙权心说这么宽的河行不行啊，掉下去可不得了，但事已至此也没辙了，就看命运的安排吧！但愿天佑孙吴！于是回马三丈余远，再放马向前，谷利在马踏到桥的缺口的刹那，狠狠地抽了马一鞭子，马被抽的飞跳起来，一跃半空……
此时此刻，时间仿佛停止，两岸杀声化入寂静，一人一马，划过一道彩虹，慢动作，很紧张，待分晓……
下一秒，孙权已飞马至桥南，正好碰上奋武将军贺齐率三千人前来接应，多种好运配合，终于幸免于难。
神奇一马，惊天一跳，跳出了三国百年历史。
孙权过河后，凌统所率三百虎士仍在死战，以拖延追兵，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结果，三百东吴虎士全部战死，凌统自己也受了重伤，他估算孙权应已完全脱险，这才杀出阵去，逃到岸边，却发现桥坏路绝，身后追兵眼看追至，情急之下只得披甲跳入淝水之中，拼尽最后一口力气泅到对岸，然后两眼一黑昏了过去，幸被贺齐士兵发现抬回。甘宁、蒋钦、吕蒙、徐盛、宋谦、潘璋也各自带伤逃回津南。
等曹军追至岸边，对岸贺齐的三千吴军已摆好阵势相距。李典便与张辽商量：这次突袭已取得不错战果，如果继续追过岸去，当然可以扩大战果，但肯定会增加士兵伤亡，没必要。张辽表示同意，于是退回城中，乐进早已摆好庆功酒宴，三人乃开心痛饮，无比尽兴。张辽说这仗打的真爽，只是不知孙权哪儿去了，打半天还没跟对方主将交过手，实在可惜，忽又想起刚才有个碧眼紫髯、上身长下身短的怪人（猜测孙权之母可能有胡人血统），骑射极佳，仅次于我，想来也是一个大将，于是召来一个降卒讯问，问那人是谁，东吴降卒说那就是孙权孙会稽本人。
张辽三人面面相觑，这岂不是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彩票大奖嘛？不由越想越恨，足足石化了十几分钟，终于，张辽掷杯苦笑：“不早知之，急追自得，现已失去机会矣！”举军得知，也都大为叹恨。
一次情报失误，让天下统一推迟了百年，也让历史失去了一个强盛的王朝，可叹，可叹！
另外一边，东吴帅船内，逃出生天的孙权还心有余悸，检点兵马，他心爱的车下虎士几乎全军覆没，亲信爱将陈武也战死了，其他几位江东虎将的嫡系亲兵与庐江上甲也死了很多，这可都是能打硬仗的百战精锐啊，损失太大啦，真是前所未有的惨败。
好在，身负重伤的凌统被救了回来，当时他全身是伤，眼见就活不了了，孙权乃亲自替他更换衣服，敷上神医卓氏的金创神药，这才起死回生。但凌统醒过来第一反应却是哭，而且悲不自胜，因为他手下弟兄全战死了，一个都没活着回来。
孙权引袖给凌统擦泪，说道：“公绩，亡者已矣，只要卿尚在，又何患无人呢？”（凌统字公绩）遂大加安抚，不仅“拜偏将军，被给本兵”，而且例外地允许凌统征调编户民为其部曲（注1），并要求各县“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凌统遂利用此机会大开占募，原来他痛失亲近约三百人，通过占募居然得精兵万余人！
此外，孙权还论功行赏，拜潘璋为偏将军，谷利为都亭侯，蒋钦为荡寇将军。陈武殉难，最为可哀，孙权乃亲自哭吊，参加他的葬礼，宣布赐予其子“复客二百家”，并命陈武的爱妾殉葬。
经此一役，张辽之名，久久的存在于东吴人深深的脑海里、梦里和歌声里，成为一个传奇。
当捷报传到曹操的归师中，曹操开心的跳了起来，不愧是孤的张荡寇，果然厉害！想当年，是他，只身上三公山，招降了与臧霸齐名的泰山帮大佬昌豨；也是他，在柳城一役中，以少胜多，格斩乌桓单于蹋顿；在濡须口，又是他，攻破了孙权的江西大营，擒获了江东大将公孙阳。而如今，合肥一役，他又以区区八百兵力，力挫东吴举国来袭，差点干掉了敌方一国之君！如此大功，当可堪重任了！
曹操下令：张辽募敢死士，以寡凌众，以强践弱，前指渠帅，立夺三军之气，贲育不过其勇也，故拜为征东将军，统领诸军守合肥，而将其原先荡寇将军之职，转拜平狄将军张郃；又增封李典百户，并前共三百户；并升乐进为右将军。
比起曹仁、夏侯渊的宗室疏属身份，张辽不过一个降将，依照曹魏惯例，本来不适合担任方面统帅。但既然这次张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曹操觉得也该破例。不拘一格用人才，这才是曹操真正的惯例。
孙权虽然正值盛年，且谋略深远，但行事老成持重、锐气不足，拥有超强战斗意志的张辽正是他的克星，所以曹操安排张辽全权负责东方军务，乃是极好的一个人事安排。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征汉中后回到邺城，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政治。
五月，曹操以平定汉中之功，进爵为魏王，仪同天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接着，曹操趁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入朝拜贺之机，将其留在邺城，高官厚禄养着，而让他的弟弟右贤王去卑临国。同时分而治之，将南匈奴分为5部，迁至山西中部，与汉地之民相邻而居。至此，匈奴人已尽乎融入汉民族之中，“同与编户”，乃至后来八王之乱时於夫罗之孙、呼厨泉侄孙刘渊反抗西晋，打的居然还是汉朝的旗号。
八月，曹操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
就这样，休整了足足一年后，曹操终于决定再次亲征。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六十三岁高龄的曹操率大军抵达居巢县（即今安徽省巢湖市，位于巢湖东南角），欲由濡须水打开临江的通道。
自赤壁之战以来，曹操已“四越巢湖”（诸葛亮《后出师表》），也就是四次攻打巢湖地区（即209年，212年，214年以及217年这次），虽然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曹操却始终将这个方向作为主攻路线，为什么呢？
曹操这是在制造矛盾。孙刘都是当世之雄，又联盟抗曹，如果不将其分化瓦解，曹操无论如何也双拳难敌四手，所以必须东攻而西守，对荆州益州都浅尝辄止，而逮着孙权死命打！这样天性就比较自私的孙权就会慢慢开始怀疑孙刘联盟的意义了——我俩联盟就是要一起搞死曹操，可为啥最后都是你在扩张地盘，而我却总在挨打啊，我没从联盟中得到任何好处啊，我亏大啦！
所以，曹操虽然已63岁高龄，距其死亡已不过三年，却仍要主动亲征淮南，并且还亲执金鼓，在战前搞了次大阅兵，以振奋士气。另外，此次曹军可以说是精锐全出，除了夏侯渊的汉中部队在跟刘备部队对峙抽不开身外，其他如征南将军曹仁的荆州军、伏波将军夏侯惇的中原军，还有臧霸、孙观的青徐军，加上张辽、李典的合肥军，以及曹操的中央军……总共二十余军，全部来到居巢备战。孙权不敢怠慢，赶紧率大军来到濡须口（今安徽省无为县城北，为巢湖出水至长江的港口）驻防抵挡。
濡须口附近港汊众多，风浪较小，江中又没有礁石矶头的险阻，易于举行强渡行动，故此处水域是东吴的江防重点，为此孙权特意在濡须水上游两岸各建了一座防御邬堡，称濡须坞。濡须坞位于居巢城南15公里处，濡须水在流出巢湖后，先要从两座丘陵间东南向穿出方可进入沿江平原。这两座丘陵东北那座叫濡须山（现名太湖山），西南这座叫七宝山，濡须坞便是筑在这两山夹一谷的“夹水口”处。”
与普通邬堡的封闭式环形围墙不同，濡须坞是在岸边筑起一道面向陆地的弧形垣墙，状如新月，故又称“偃月邬”。其临水一侧有停泊舟舰的港湾，因水中无法筑墙，故在浅水之处立木栅，以阻击敌船，并留有栅口以供己方船只出入。这也是濡须水与濡须口又古称“栅水”和“栅口”的名字来历。总之，此处便是东吴重兵防守的军事要地，每有危难，东吴都会出动倾国之师赶赴救援，曹操此前好几次攻打，都无功而返。这一次结果又会如何呢？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二月，曹军先锋张辽、臧霸、孙观率部南进至长江西岸的郝溪（今无为县裕溪河），准备进攻濡须坞。然而，就在这时，好运气又站在了孙权这边，适逢早春，春雨滂沱，导致江水暴涨，敌船趁机将江面封锁、控制了整条水道，此前孙权已将濡须坞进行了添高加固，以增强其防御能力，而吕蒙也在邬上设置强弩万张，将水陆全都覆盖在其射程内。张辽等三将虽奋起进攻，但吴兵箭雨太密，青州刺史孙观不幸左足中箭，犹力战不顾，张辽怕大家有什么闪失，赶紧命令鸣金收兵。
孙观因为流血过多，伤的很重，加上大雨不止、士兵叫苦连天，张辽就与臧霸商量暂且退兵，等大军到达后再向前，臧霸不同意，说：“主公深明利弊，宁肯牺牲吾等邪？”于是坚守不动。果然，第二天, 曹操便率大军赶到，压制住了吴军的进攻。
战后，曹操问明张辽情况，感到很欣慰，遂拜臧霸为扬威将军，并亲自前往慰劳孙观，道：“将军披创深重，而猛气益奋，不当为国爱身乎？”又拜孙观为振威将军。
可惜孙观伤的太重了，不久竟伤重而死。臧霸则一直活到了魏明帝时期，官至执金吾，镇东将军，进封良成侯。只是遭曹丕疑忌而被夺了兵权，归栖洛阳做个军事参谋罢了。
曹魏这边死了一员大将，孙权那边也死了一位，偏将军董袭率五艘楼船停在濡须水口，以阻击曹操船队进入长江，不幸夜遇暴风，船覆而死。
不久，孙权手下亲蜀的重臣、横江将军鲁肃又去世，鹰派人物虎威将军吕蒙上位。吕蒙一向垂涎于关羽的荆州，而关羽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处处与东吴为难，吴蜀联盟遂出现重大裂痕。
于是，在这样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孙权派都尉徐详去曹操处乞降。曹操见大雨好像没有停息的迹象，又因军中再次爆发瘟疫，身边好友也死了几个（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于此次瘟疫），心中郁闷，便暂且接受孙权的求和。
曹操四越巢湖，却每次都在濡须邬受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濡须水道狭窄，难以行驶大船，而东吴在长江的濡须水口上多有楼船，曹军的轻舟水军难以抵敌，孙权又在濡须水两岸的山岭丘陵间夹筑邬垒，使得曹军陆军也无法发挥数量优势。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对此亦有精彩评论：“武侯（诸葛亮）谓曹操四越巢湖不成者，巢湖之水，南通大江，濡须正扼其冲；东西两关又从而辅翼之，馈舟南渡，故虽有十万之师，未能寇大江也。”归根结底，还是曹魏水军建设太弱后，正如后来曹丕临望长江所叹：“ 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看来，想要突破江险统一南方，还得等易世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啊！
此次曹操南征，还特意路过合肥参观了张辽大战孙权处，叹息者良久：要是张辽当年就把孙权给干了，孤说不定已经完成统一大业了！
跟在曹操身边叹息的还有刚满三十岁的曹丕。此次南征，曹丕也跟去了，而且还带上了自己一对子女（即日后的魏明帝与东乡公主）去见见世面。
所以，当年张辽威震逍遥津的传奇，也深深的印在了曹丕的心里，几乎让曹丕成为了张辽的粉丝。日后曹丕即王位，便将张辽提为前将军，进爵都乡侯，位仅在三名宗室大将（大将军夏侯惇、车骑将军曹仁、卫将军曹洪）之后，并赐其帛千匹、谷万斛，又赐其母舆车，派遣兵马送张母到张辽军屯之处，真是光宗耀祖。曹丕即帝位后，又封张辽为晋阳侯，增邑千户，并前共二千六百户。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张辽回朝述职，魏文帝曹丕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问其昔日破吴时的威猛。张辽述说过后，曹丕不由向左右叹息道：“此亦古之召虎也。”（召虎即召公，东周名将，周宣王时曾领兵出征，平定淮夷。）下令为其建造府第，又特为其母筑殿，当年跟从张辽破吴的那帮敢死步卒，则皆被任为虎贲，在宫廷担任宿卫，曹丕觉得倍儿安全感。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张辽回到驻地，不幸染病。曹丕听说，大为焦急，忙遣侍中刘晔带一帮太医去给他会诊，传递张辽病情的虎贲卫士，道路上往来飞马不绝。驿站为之爆满。
张辽毕竟五十多岁了，多年征战，创疾无数，这次旧病复发竟久久无法痊愈，曹丕着急上火，赶紧又派人将张辽接到行宫来养病，并乘车驾亲自前来看望，紧握张辽的手，赐以御衣，又令御厨每日送给御膳。这时，孙权复叛，张辽病又好了些，曹丕就让张辽乘舟，与曹休同到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属徐州广陵郡）临江驻防。孙权英雄一世，却只害怕张辽一人，遂敕令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同年，张辽与诸将共破吴国前将军吕范。不久张辽病笃，竟逝于江都，时年54岁。一代名将就此陨落，魏文帝曹丕为之痛哭流涕。
听闻克星死了，孙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而曹魏的伐吴大业也因此遭受重大影响，曹丕从此不得不在东线采取了守势。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追念张辽、李典合肥之功，诏曰：
“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
注1：据走马楼吴简的记录，孙权一般只允许诸将征募流民（征调编护民有损国家赋税），但诸将仍在想方设法开立占募，壮大部曲。比如让地方政府发遣生口（奴隶）、叛士、罪人、私学（预备小吏）送诣军屯（简72-74），虽然这些人口身份特殊，但是，从本质上说也是将吏占募部曲。像孙权这样允许凌统明目张胆的征调编护民，应当是对凌统以死护卫的特殊嘉奖。详见凌文超《吴简与吴制》，201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62-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