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性格是复杂的，而且是一直在变化的。那么，阮籍的性格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阮籍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以章表闻名于世。阮瑀首次出仕就是入曹操的幕府，为司空祭酒，掌记室，后升至丞相府仓曹掾属，直至去世。

其间阮瑀与曹操父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曹操相当信任阮瑀，军国表章多委于陈琳与阮瑀之手。阮瑀曾代曹操作书与刘备。曹丕也十分欣赏阮瑀，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琳、瑀之表章书记，今之俊也。”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且曹丕在阮瑀病逝后，作《寡妇赋》悼念阮瑀。曹丕表示：“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曹丕仍体恤阮籍孤儿寡母生活不易，应该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可见曹操父子对阮籍一家相当关照。

汉代以来，官场形成了一系列的潜规则。“门生”、“故吏”关系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官僚利用政治特权征召社会知名人士为僚属，被征召者因感激、找靠山等原因与荐主相互拉拢援引，形成私恩的结合关系。“门生”、“故吏”忠于主官，荐主包庇提拔门生，这些被认为是符合于名教气节的行为。

按照这种士人为官的道德标准，阮籍家族对曹氏就具有了“门生”、“故吏”的关系，阮氏应当效忠于曹氏，这一政治上的、道德上的隶属关系决定了阮籍在道义上不能背弃曹魏政权，否则必然会不容于士林，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阮籍与曹魏政权的关系还没有紧密到生死与共的程度，他不必让自己与曹魏政权共死。我们从阮籍与嵇康在此事上的差异，他拒绝曹爽的征辟这件事情上即可明白。阮籍终其一生都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泥淖中挣扎。

魏明帝去世后，遗诏令曹爽与司马懿辅政。是年齐王曹芳继位，改元正始。魏明帝让曹爽辅政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曹爽是一个依靠父祖辈恩荫以及与曹魏族属的原因登上高位的浮华公子，本身并无堪任治国栋梁之才能。相反，与曹爽共同辅政的司马懿身经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朝，多年领兵南征北战，是当时曹魏政权中唯一有很高的威望和政治智慧的人物，这样的两个人共同把握朝政肯定是不能持久的。

正始前期，曹爽忌惮于司马懿的声望，对司马懿还比较恭敬，此时曹氏与司马氏集团还能够保持权力上的平衡和暂时的合作关系。正始五年之后，曹爽开始排挤司马懿集团，大肆提拔安插亲信，如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夏侯玄等人出掌朝廷要害部门。并安排自己的弟弟曹训、曹羲掌握都城军权。这些行为引起司马懿集团的强烈不满。此时的司马懿选择了暂时隐忍，此后长时间装病，以麻痹曹爽等人的神经。

转折点发生在正始中期，曹爽为提高个人威望，同时也是为掩饰自己没有什么大的功绩的尴尬局面，不顾朝中大臣尤其是司马懿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亲率大军征讨刘蜀，发动“骆谷之役”。前面我们说过，曹爽是个依靠父祖余荫而登上高位的浮华公子，本身并无治国之才，辅佐他的夏侯玄、何晏之辈也并非长于谋略，在这样一群人的指挥下，魏军遭遇惨败也在情理之中。

“骆谷之役”的惨败不仅暴露了曹爽及其心腹的无能，引起朝中老臣的强烈不满，更刺激了司马氏篡权的野心。此后双方的斗争由“暗”转“明”，标志着曹魏家族与司马氏家族从短暂的合作走向破裂。此后两党之争愈演愈烈，使政局进一步恶化。

正始十年，曹爽不听劝告，率领所有亲信与家族成员随齐王曹芳到高平陵祭拜明帝。造成京畿空虚，司马懿趁此良机，发动政变，占领各要害部门，逼迫曹爽交权。面对此大变，曹爽束手无策，又优柔寡断，不听手下劝告，与齐王曹芳迁都，再召集兵马讨伐司马懿，最后只有束手就擒。司马懿将曹爽及其亲信何晏、邓飏、丁谧等全部族灭。

此后，司马氏大肆诛杀异己，“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先后诛杀了太尉王凌、楚王曹彪、中书令李丰、夏侯玄，镇压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杀诸葛诞、废齐王曹芳、弑高贵乡公操髦，造成天下名士减半的恐怖景象。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纷纷企图远离政治，这也推动了清议玄谈之风的盛行，阮籍“口出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正始名士首推王弼、何晏，“高平陵政变”后，正始名士被屠戮殆尽。阮籍与嵇康正是在正始后期声名鹊起，继何晏、王弼之后成为士林清谈的领袖人物。

基本掌握政权后的司马氏集团迫切需要弥合夺权过程中所造杀戮产生的负面影响，争取大族名士的支持；同时也为进一步瓦解、削弱曹魏政权的力量。司马氏对一些有声望的人采取了拉拢收买的策略。而迫于政权的强大政治压力，迫切希望远离政治的名士，相继出仕做官。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王戎等。而作为知识分子之首的阮籍、嵇康自然也进入了司马懿的视线。嵇康因与曹魏有姻亲关系，不可能投靠司马氏，等待他的也就只有死亡一途了。

阮籍不仅有极高的声望，而且曾经拒绝过曹爽的征召，显示出他并不是完全死保曹氏政权，自然使得阮籍成为司马懿认为值得拉拢的对象。阮籍虽对司马氏的暴行不满，但深感“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没有勇气反抗，不敢拒绝司马懿的征召。所以只能在政变后接受司马懿的征辟成为他的从事中郎，贴身跟随司马懿。并且这种关系一直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个掌权者。

显然长时间地作为司马氏父子的贴身侍从，阮籍与司马氏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很密切的。这对阮籍的威望是有损害的，为了保住性命又不能辞退。面对两难的局面，阮籍就只好做出嗜酒如命、放诞不羁、不拘礼法、“口出玄远”的行为来与司马氏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借此冲淡自己在政治上的污点，拯救自己的声望名气。

同样司马氏看中的是阮籍在士林中的名声威望，只要能够为他们所用，阮籍狂放点是不必计较的。这也是钟会、何曾等礼法之士数次欲置阮籍于死地，而司马昭没有像杀害嵇康那样下毒手，反而屡次保护阮籍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阮籍父亲与曹氏家族有臣属关系，曹氏又被认为正统这一背景，使阮籍对之抱有好感和同情。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的，司马氏在权力的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疯狂镇压异己，面对司马氏的利用，阮籍只得委身于司马氏以保全身家性命。这种两难状况不能不影响到阮籍的性格。身处政治漩涡中的阮籍不得不口出玄远、嗜酒放纵、遗落世事、借酣饮以避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为封建正统思想。儒家经学大盛并逐渐发展为以“三纲五常理论”为核心的封建礼法和等级制度，这就是名教。“它的本质是人的力量的异化，有的人在异化中感到肯定，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的人感到否定，感到自我的丧失。如果社会上感到肯定的人占大多数，社会就算比较和谐；反之，这个社会就处于一种严重的危机状态中了。”

而正始以后的名教就是这样一种被绝大多数人否定的状态。在与曹氏的权力争斗中，司马氏以维护名教的名义罗织罪名，大肆屠杀异己，使名教变成了赤裸裸的争夺权力的工具。譬如，不愿为司马氏所用的嵇康，就被司马氏以不孝的罪名杀害；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手下公然杀害。这些都显示名教发生了严重的异变，这与士人理想中的名教成为严重对立的两端，名教已成为虚伪、恐怖的代称。

在名教变异，儒家的经学思想已完全失掉了调节社会功能，社会政治、经济、人际关系陷入全面的混乱对立的局面，人们要么选择维护名教、重礼法，通过与现实的妥协谋求实际利益；要么选择批判名教、趋向自然，从老庄哲学中寻求精神支柱。阮籍无疑走的就是后面这条道路。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形成的根据。他说：“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观点。根据“道”可表现在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道理，引申出一套“相对论”的齐物观。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道所产生的，其发展、演变和死亡都是道的具体体现。只要从道的角度来看待、处理事物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就是“齐物”。

《庄子·齐物论》说：“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桅诡怪，道通为一。”认为草根房柱、丑鬼与西施，这些严重对立、差异巨大的东西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他们都是“道”的不同体现和不同形态而已。

庄子进一步将齐物观阐发引申到思想意识方面，提出了齐是非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有道理，谁也不能说服谁。就是因为心中存在着是非观念，“以我之是为是”的原因。魏晋易代之际，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斗争激烈残酷，大量士人被杀，全社会沉浸在苦闷绝望之中。

人们大多想远离政治，迫切希望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信仰与寄托，来代替变异的名教。而庄子齐物思想所倡导的相对主义无疑很符合知识分子想要超脱政治、社会不得，而又希望精神自由的状况。

阮籍接受庄子齐物思想来追求个人的精神思想自由，寻求在名教以外的自然中得到精神的安宁。他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根本方法就是齐物，阮籍企图通过齐物的方法来消除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阮籍认为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万物同一”的道理，才导致了“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旌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故疾萌则生意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的结果。

他还指出儒家的“处分之教”及其追随者对事物强分你我，以我为内，以你为外，导致了是非混淆，世间争斗不息。在内不能保全自己的真性情，对外则残害世间万物。社会上的混乱、纷争也是这样产生的。而解决这种错乱状态的方法就是齐物，对事物不分内外。阮籍期望通过齐物的方法，实现对社会政治的超越，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就像《达庄论》中所说：“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

上面我们讨论过，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认为天地万物生于自然，自然之外没有其他物质实体的观点。从齐物观引申出齐是非观，主张忘掉是非，把自己寄托于自然本源中，在自然中寻得一块没有束缚，可以自由活动的乐土。而要做到摆脱所有束缚，就必须通过齐物，忘掉自己在出世中寻找自由。

高平陵政变后，曹氏与司马氏党争加剧，许多原本想隐逸山林的士人，迫于司马氏的政治高压纷纷出仕，阮籍也是如此。我们前面讲过，这是与他本心相违的，不久阮籍就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阮籍的满腔苦闷无处发泄时只有纵酒与遁向庄子。通过齐物消灭世间万物的区别，把宇宙万物看成一体，来追求庄子式的精神状态。

如《咏怀诗》其十：“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表现了作者想要追随隐士王子乔，游历山水间，寻求延年长生的愿望。

阮籍追求自由、逍遥游还体现在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真隐士的崇敬上。我们知道《大人先生传》完成于作者拜访隐士孙登之后。“大人先生”这个潇洒飘逸、不滞于物，把所谓正人君子之流骂的体无完肤的人物就是以孙登为原型的。

阮籍在《达庄论》中详细阐述了齐生死、齐是非、万物为一体的观点。他认为既然万物为一体，那么人自身与其他事物就没有区别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滞于外物，不恋生、不畏死，彻底破除对外的凭恃。这样才能让精神自由的游览，真正能够逍遥游于物外，以舒缓现实人生中精神的伤害。

从各种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生活是很清贫的。时常借粟下锅，还时常自己捕鱼，靠编织草鞋为生。然而就是这种清贫的生活也不能转变庄子的信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

相传楚王曾请庄子去做相国，庄子回应：“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经几千岁了，楚王用檀木箱、锦缎包裹着，供奉在宗庙之中。请问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后得留骨而贵呢，还是活着自由自在地在污泥中畅快呢?”来人回答说当然是在污泥里自由自在的啦。庄子说，那你们请回吧，我也宁愿在泥水中生活。

庄子的妻子病死了，施惠去吊唁，看见庄周正在敲着木盆唱歌。施惠就责怪他，你的妻子跟你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为你生儿育女，照顾父母，照料你的生活，现在她去世了，难道你一点都不伤心吗?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庄子解释说，虽然当时她刚去世时我也很悲伤，但是所有的事物都是同一的，所谓的死不过是生的另一种延续而已，我很高兴她能产生新的生命。

阮籍同样深受庄子淡泊名利与蔑视礼法的影响。《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曾经太尉蒋济闻籍才名，想征辟阮籍，阮籍写了一封信就跑了。后来不得已出仕，也只做了不长时间的官就辞归了，此后更是拒绝了曹爽的征辟。史书还记载了，司马昭曾经替魏武帝向阮籍求婚，阮籍大醉60日，令司马昭不得开口乃止。这些都可以看出阮籍性格是淡薄的。

《世说新语·简傲·其一》中记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籍讨厌那些打着维护名教旗号，高唱仁义礼法道德的俗人，他形容士君子所崇尚的名教社会貌似安全，其实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毁灭。

阮籍任意而为的行事风格也招来了礼法之士的疾之若仇。钟会、何曾等人屡次就阮籍不尊礼法向司马昭进谗，想置阮籍于死地，阮籍经常感到“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幸赖司马昭的保护才得以幸免。

综上所述，面对背景与现实的矛盾，同时对名教的深感失望，阮籍由最初的信仰儒家思想，奋发、乐观、开朗嬗变为接受老庄思想，追求自然逍遥，从而形成了他由谨慎处事到蔑视礼法、放诞不羁的性格。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思想家、诗人，阮籍在社会政治的重压下，不得不改变本心(济世志)，转而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找精神的栖息地。他是可怜的，又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