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一支由游击队拼凑而成的新四军第七师，从初创时仅有3000余人的小部队，一跃成为了新四军的＂印钞机＂。他们在敌后开辟根据地，巧妙利用皖江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与汉奸汪子东合作开设商号，打通了从芜湖到上海的地下商业通道。短短五年间，第七师不仅解决了自身建设问题，更是累计向组织上缴价值超过100万两黄金的钱粮，平均每年能养活20个甲级师团。这支神奇的部队，不仅成为了毛主席的掌上明珠，更是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为我军源源不断地输送军需物资，直到1947年，第七师多名同志在最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才正式结束了这段传奇的敌后工作。
血雨腥风起，凤凰浴火生1937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时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国共两党选择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外敌。
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这支由国民党发放军饷的部队，终于摆脱了小米加步枪的窘境，有了一定的经济支持。
然而这种表面的和平维持得并不长久。国民党突然在皖南地区发动突袭，八万多人的部队将新四军重重包围。
新四军仅有九千余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们奋战七天七夜。最终只有两千多名将士突出重围，其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这场惨烈的皖南事变，不仅让新四军损失惨重，更是让这支部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困境。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坤皆在战斗中牺牲。
中央军委面对新四军的困境，立即作出决断。他们将附近的游击部队合并进来，重建了七个师的建制，勉强凑出了数万人的规模。
在这七个师中，第一师拥有两万余人，实力最为雄厚。而新组建的第七师，只有一个旅和一个挺进团，总兵力不足两千人。
毛主席为了重振新四军雄风，指派了一位能力出众的将领饶漱石担任政委。这位日后的开国上将上任伊始，就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饶漱石的改革从最基层抓起，对各级将领提出严格要求。他采取了高压政策，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原则。
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新四军的整体素质迅速提升。但第七师面临的困境依然严峻。两支主力部队经过三个月的跋涉才得以会师，没有经济来源的他们连基本的给养都难以保障。
面对这种情况，饶漱石改变了第七师的战略定位。他派遣叶进明和蔡辉前往第七师，希望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皖江地区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经济建设。
宿松会师后，经济突围忙
1941年的宿松县，第七师两支部队终于会师。在这个一穷二白的起点上，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发展之路。
这支仅有1900多人的部队虽然称不上＂强军＂，却打起了富裕的主意。他们决定效仿八路军的老传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一边打一边发展。
第七师成立的第二年，部队就一路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有＂鱼米之乡＂美誉的皖江地区，在这片富庶之地扎下了根。
让叶进明和蔡辉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赶到第七师时，这支穷部队已经储备了大量粮食。光是这些存粮，就足够供给部队吃上好几年。
但在皖江地区的发展并不轻松。由于这一带被日伪军严密控制，第七师的战士们只能伪装成农民，偷偷地把粮食背出去变卖。
这种小打小闹的买卖，根本无法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武器装备、医疗物资等军需物品依然严重短缺。
传统的募捐方式在这里也行不通。第七师作为一支地方小部队，没有大商人愿意资助。向当地百姓和大户募捐，收效也是微乎其微。
没收汉奸财物和打土豪的办法同样收效甚微。汉奸的认定需要团部以上才能决定，而且大多数汉奸也并不富有。打土豪获得的财物往往要分给当地贫民，对部队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他们充分利用皖江地区土地肥沃的优势，不仅种植粮食，还开始种植各类经济作物。
部队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发挥了集体力量的优势。他们带领当地农民修筑了长达15华里的黄丝滩江堤，不仅保护了农田，更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但是单纯依靠种地的收入远远不够。皖江地区虽然盛产粮食，但在日伪军的管控下，如何把粮食卖出去成了一个大问题。
第七师没有力量将整个皖江地区夺下来，就算能打下来也守不住。日军的大部队一旦围剿，他们将寸步难行。
在这种情况下，叶进明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芜湖和上海之间的粮价差了四五倍，如果能打通这条商路，必然能获得丰厚的收益。
开辟地下商业通道成为了第七师发家致富的关键。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选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的同乡好友，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汪子东。他担任着商业部粮食科副科长的职务，正是打通商业通道的最佳人选。
就这样，第七师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策反行动。这将成为他们由穷变富的重要转折点，也为日后发展成为＂印钞机＂师埋下了伏笔。
智取汪子东，合作探新路叶进明得知汪子东的母亲过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展开行动。他带领一队人马装扮成吊唁的宾客，成功接近了这位留日归来的汪精卫同乡。
在吊唁现场，叶进明向汪子东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他指出苏联红军已经准备反攻德国柏林，日本帝国的覆灭已是指日可待。
双方约定第二天晚上继续详谈合作事宜。但在寒风冷雨中，叶进明等了一个多小时，汪子东却始终未曾现身。
汪子东只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自己虽然当了汉奸，但并未做太过分的事情。他强调如果与新四军合作被日本人发现，就会面临死路一条。
叶进明见汪子东没有举报自己，认定这个墙头草还有争取的价值。于是他立即改变策略，开始对汪子东施加压力。
第二天，叶进明就带人在芜湖江面上，将汪子东的运粮船只全部劫获。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了不少汪公馆的伪军。
新四军连续数日在汤沟镇骚扰，让汪子东寝食难安。但见汪子东仍然按兵不动，叶进明决定加大力度。
他直接下令封锁了镇上所有的渡口和路口，将汪公馆完全与外界隔绝。困了几天后，汪子东终于主动向第七师认错求和。
这一次叶进明开出了一张详细的军需单：20吨炸药、数十件迫击炮和机枪、大量金属材料和医疗用品。作为交换，第七师提供等值的粮食。
在完成第一笔交易后，叶进明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他建议与汪子东合作开设一家粮店，由新四军出人，以汪子东的名义经营。
就在双方谈妥之际，日本人也闻风而动，要求参与这桩生意。就这样，一家由新四军、汪子东和日本人三方合作的粮店正式开张。
由于日本人只想躺着收钱，粮店实际上由新四军派去的地下党员管理。为了应付日方查账，他们不得不耍些小聪明，暗中转移资产。
这家粮店的生意出奇地好，每天的利润能达到10根金条。新四军每月能悄无声息地抽走25根金条，这笔收入不要说养活第七师，就是支撑整个新四军都绰绰有余。
看到如此丰厚的利润，叶进明没有停下脚步。他开始谋划一个更大的商业帝国，准备把生意做到上海去。
这条从芜湖通往上海的商路，将成为第七师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而这家小小的粮店，也成为了新四军在敌后开展经济活动的试金石。
这段不同寻常的军商合作，让第七师逐渐掌握了在敌后开展经济活动的诀窍。他们用智谋和胆识，在夹缝中开辟出一条富裕之路。
商道通四海，英雄铸传奇叶进明和汪子东的合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从芜湖到上海，这条水陆两路并进的商路上，处处都有日伪军的关卡。
叶进明和汪子东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用金钱开路，实在打不通的关卡就用武力清除。汪子东负责贿赂各个关卡的守军，新四军则负责解决那些不愿合作的顽固分子。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很快见效。一条完整的地下商业运输线路逐渐成型，不仅连通了芜湖和上海，还辐射到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
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大，单纯做粮食生意已经无法满足第七师的野心。他们开始在汪子东的辖区内大举开店，短短时间内就开设了二十多家各类商铺。
这些店铺包括十家米店、二十多家盐店，还有十多家木柴煤炭店。整个镇子的商业命脉，几乎都掌握在第七师手中。
驻扎在镇上的日伪军虽然明白这些店铺的真实背景，但碍于第七师就驻扎在附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镇子实际上已经成了第七师的经济据点。
在这种经营模式下，第七师每年能为组织创造惊人的财富。仅仅是上缴的钱粮，五年时间就超过了一百万两黄金的价值。
平均每年二十万两黄金的收入，足以养活二十个甲级师。这支部队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建设问题，更成为了新四军的经济支柱。
然而第七师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国，军需物资和医疗用品都受到严格管控，只能从官方渠道购买。
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师借助与汪子东的关系，获得了大量伪造的证件和通行证。他们利用这些文件，大量采购管制物资。
炸药、子弹、药品、电台等重要物资，通过日军的火车和货船源源不断地运往我军阵地。第七师由此获得了＂印钞机＂的美誉，成为了毛主席的掌上明珠。
但是在敌后开展这样的工作，风险始终如影随形。每一次与敌人打交道，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他们既要防备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又要提防叛徒的出卖。
到了1947年，敌人开始大规模扫荡滨海地区。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许多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壮烈牺牲。
但即便在这种危急时刻，第七师的同志们依然坚持为我军采购物资。这种坚持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他们的敌后工作才最终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