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在太行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取名为“邓林”。这一年，邓小平37岁，卓琳25岁。
邓小平和孩子
邓林出生7天后，就遇上了日军的“大扫荡”，邓小平夫妇要带着部队转移，没法带着邓林一起走，只好把她寄养在一个铁匠家里。邓林从小就营养不良，还得过十二指肠溃疡，每当别的孩子欢天喜地地跑出去玩时，她只能坐在家里。
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后，卓琳终于把邓林接了回去，此时邓林已经饿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到延安后，因为父母忙于工作，她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直到1945年才被接回父母身边，此时她已经有了弟弟邓朴方和妹妹邓楠。1952年，邓小平奉命调到北京工作，邓林也进入北京的八一小学上学。
邓林从小就很有绘画天赋，战争年代，她只要一闲下来，就拿着小树枝在黄沙土上画小人儿、小鸟、小草。邓林上小学后，卓琳每周给她几毛钱的零花钱，她全部用于买剪纸、书签，她尤其喜欢那些印有齐白石大写意画的小画片。
邓小平和家人
1959年，在邓林的再三请求下，卓琳终于同意让她学习绘画，并让他拜著名画家汪慎生为师，专攻小写意。1962年，邓林高中毕业后，因为基础稍差，没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只能进入学院当了一名旁听生，好在旁听生在生活待遇和教学上与其他学生一样，只是得交学费，另外毕业不管分配。
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师从李苦禅、田世光等名师，她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绘画知识。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运动”爆发后，邓林的画家梦破灭了。
1966年10月19日，邓小平回家后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对几个孩子说：“我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被彻底打倒，你们就可以发表声明，跟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如果有经济能力，还可以帮助你们。还有一个可能是半打倒，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还能保持父子关系。还有一个可能是现在打倒，将来再出来。今天，我在家里放个气球，你们都去你们的学校里参加运动吧！”
邓小平（中）
家庭会议结束后，邓家5个姐弟都搬出了中南海，他们被关到宣武门外的两间屋子里。奶奶夏根伯和邓朴方、邓质方住一间，邓林、邓楠和邓榕三姐妹住一间，每人每月给25元的生活费，夏根伯只给20元。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邓家几个子女团结一致，省吃俭用，到最后居然还攒下来了1000多元钱。
1969年，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文艺院校的学生无法分配工作，周恩来指示北京所有艺术院校的学生都到部队锻炼，邓林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河北宣化，组成了学生连。学生连采取完全的军队管理方式，指导员、连长和排长都是军人。邓林等人不穿军装，给予干部待遇，每月发46元工资。
在部队的这段日子里，邓林学会了挑粪插秧；她到军队造纸厂学会了开机器，干过“三班倒”；她还在酱油厂学会了酿造酱油……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回到了北京。不久以后，邓林也被分配到北京画院工作，她终于和父母团聚了。
邓小平、卓琳和邓林
此时的邓林已经32岁了，但她仍然没有结婚，这令邓小平夫妇很是着急。其实邓林早就有意中人了，她的对象叫吴建常，出身于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家庭，毕业于湖南衡阳矿业学院，当时是个青年干部，人很朴实、能干。邓林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很快和吴建常结了婚。
后来邓林开玩笑说：“我和妹妹们不一样，她们一定要找个干部子弟，我却并不想找个干部子弟。”
邓林的工作稳定后，开始专攻大写意花鸟，她画的最多的是梅花。专业画家专画梅花，是需要有足够的胆略的，因为这些题材，多年以前中国画界公认为已达到了某种极致，在这种境界中，再向前走半步，都是难乎其难的。然而邓林却一往情深，一如既往地画着梅花。从梅花的品格中，她找到了一种与自己内心世界相契合的平衡。邓林说：“是我的性格，是对象的内涵，使我喜欢画梅花！”
邓林进行创作
邓林不仅擅长绘画，对撮影也有一番研究，但凡全家出游，摄影的活基本上就由她承包了，她是家里绝对的摄影冠军，对此邓林颇有些自豪。
邓小平一家都是党员，只有邓林一个人不是。邓林非常自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为虚名、世俗所动，一些人邀请她担任一些重要职务，都被她拒绝了。邓林曾说：“我不是党员，对此爸爸从来不说我。”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邓林从自己20多年里为父亲拍摄的1000多幅摄影作品中，精心挑选了100多幅照片，出版了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并撰写了题为《我爱我的父亲的长序》，序言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邓林
邓林曾说：“给爸爸这样伟人做女儿，我们是年龄越大，越领悟到他的精神风范。我们都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内心里要有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