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的谭启龙接到上级通知，参加这年劳动节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活动。

图|谭启龙

在庆祝当天，周总理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群中一眼瞥见了谭启龙，立马就拉着他到了休息室，几乎就在刹那间，谭启龙就注意到了正在休息室沙发上坐着的毛主席。

“小谭，好久不见了。”

一句简单的问候，让谭启龙差点泪目。

谭启龙与毛主席的缘分，最早还要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

1933年，毛主席在瑞金召开工农武装团体会议，年仅20岁的谭启龙也出席了会议。

当时，毛主席为了深入了解各个地方的情况，还经常邀请与会代表们谈话，谭启龙也在受邀之列，为此他还精心准备了一份报告，准备念给毛主席听。哪知毛主席一见他的形象，顿时就乐开了花：

“小谭同志，你这是做什么呀？”

后来谭启龙才知道，毛主席对于地方上的情况已经掌握的八九不离十，此次找他来谈话，主要是了解一下他个人。

对于这次见面，谭启龙印象最深刻，当他提到自己是永新县人时，毛主席还高兴的称他是“半个老乡”。

1953年，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视察，途经杭州时暂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还亲自到杭州去迎接。

虽然时隔20年，但毛主席仍然记得谭启龙，还高兴的握着他的手说：

“我还记得你，你就是那个放牛娃。”

图|1954年，谭启龙与毛主席在浙江绍兴

又是多年，谭启龙再次见到毛主席，而且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心情很激动，当时毛主席了解到谭启龙还没有工作时，还笑着嘱咐在一旁的周总理：

“总理呀，您分配他的工作嘛。”

不久之后，周总理就约了谭启龙来谈他的工作问题。

在过去战争年代，谭启龙其实也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全才。

解放战争时期，谭启龙历任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8年4月，中央原定要求粟裕率领一、四、六三个纵队渡江南下，组建东南野战军，但粟裕当时建议中央，暂不南下，而是留在中原打打仗。

中央考虑后同意粟裕的意见后，但同时又提出了一、四、六纵队抽调10个营组建渡江先遣纵队。

当时，华东局的安排就是，派谭启龙、饶守坤率领先遣纵队南渡，在东南开展游击战争。

不过随着局势变化，后来这一计划并没有执行，但由此也可见，以谭启龙的能力，足以承担指挥部队作战重任。

图|谭启龙

1949年2月，根据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启龙出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而当时第七兵团司令员为王建安，建国后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地方普遍缺乏干部，中央从军队中抽调了不少富有经验的干部到地方任职，谭启龙也被抽调出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因而也导致了他后来与军衔无缘。

不过，谭启龙毕竟更擅长地方工作，建国后调地方任职，也算是属于人尽其才。

1970年6月，周总理约谭启龙谈工作安排的问题时，也对他提到了一个情况：

“现在有四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的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要你去，一个是福建的韩先楚要你去，另外山西也欢迎你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四个地方中，杨得志与韩先楚是抢的比较“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杨得志、袁升平当时正在济南军区任职，但两人同时还兼任着山东省地方事务，无暇兼顾，而谭启龙1954年就被调到了山东，历任山东省省长、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对山东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

谭启龙到山东履职时，山东的农业情况非常糟糕。

尽管新中国建立以后，山东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可因为自然灾害频繁，仍然是个缺粮的省份，每年都需要从省外调几亿斤粮食，特别是1953年遭遇了特大的旱涝灾害，导致粮食减产非常严重，加上统销工作中出现问题，许多农村甚至都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图|谭启龙与粟裕合影

1954年5月初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正参加浙江省委第15次扩大会议，突然接到了华东局的电话，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陈毅对谭启龙提出要求：

“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济南，浙江的工作暂时由省委副书记江华主持。”

等谭启龙到了济南以后，陈毅才告诉他：

“经请示中央同意，由你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你先先参加扩大会议，了解情况。”

谭启龙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安排是很仓促的，他也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轻，后来几次提出，希望中央以及华东局考虑，另外选派合适人选来主持工作，然而中央虽然考虑了谭启龙的意见，但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改组中共山东省委后，谭启龙仍然当选为第二书记，并在不久之后出任了山东省省长。

其实，在初到山东时，谭启龙就发现了当地农业问题相当严重，1954年8月山东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谭启龙就针对当时山东的情况提出了四点工作意见，其中有三条都是事关农业。

谭启龙主持了山东全省农业工作以后，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山东省的农业有了较快水平发展，到1956年时，山东全省食总产量达到274.5亿斤，棉花总产434万担，花生总产25.66亿斤，均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也是1966年以前全省粮、棉、油总产量最高的一年。整个社会也因为农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连毛主席后来听说此事后，还专程写信给谭启龙表示嘉奖。

时隔多年后，谭启龙回忆起自己这段工作经历时坦言：

“回顾这一段的工作，在农业生产上，初到山东时因对山东的工作不是很熟悉，工作头绪又比较多，又缺乏经验，曾要求过急，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总的来看，成绩还是很大的。”

不过很遗憾的是，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谭启龙也受到了影响。

1967年2月19日，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接到周总理指示后，火速派人把谭启龙接到了机场，并在第二天安排专机将他送到了北京。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总理始终对谭启龙的处境很是关心，并多次嘱咐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政委袁升平，副政委李耀文，一定要保护好谭启龙。

事实上，当时中央对谭启龙的情况很是关注。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就在会议期间，毛主席突然问了一句：

“谭启龙来了没有？”

后来有人告诉毛主席，谭启龙没有来参加会议，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颇为关注：

“他在哪里啊？”

周总理答：

“在济南。”

毛主席说：

“他有什么事啊?放牛娃、红小鬼出身！”

毛主席的关心极大的改善了谭启龙的处境。

图|周总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会议召开，谭启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谭启龙人在济南，亲耳听到广播里播出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重名，还特意向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复是：

“就是这个谭启龙，还有哪个谭启龙。”

1969年4月25日，谭启龙乘坐中央安排的专机飞抵北京，出席即将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一落地，周总理立马嘱咐安排谭启龙到医院检查身体。

在周总理关照下，谭启龙被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工作生活才算是稳定下来，叶剑英也不时地到厂子里劳动，并且还拉着他说：

“今后你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

邓颖超也不时地到厂子里去劳动，顺便探望谭启龙，后来周总理得知，谭启龙的爱人还在济南，马上嘱咐总理办公室给杨得志打电话，杨得志对这件事也很关注，不久之后，谭启龙的爱人也被送到了北京，与丈夫团聚。

图|1951年谭启龙、谭震林、罗瑞卿在南京合影

到了1970年，杨得志听说谭启龙即将复出工作，心里十分高兴，邀请他到山东去，然而较为遗憾的是，杨得志提出这个要求时晚了一步。

毛主席一开始的意思是，让谭启龙到山西去工作。

1970年4月26日中午，毛主席在济南火车站接见杨得志、袁升平，当谈到对谭启龙的工作安排时，毛主席表示：

“我看谭启龙这个人是老老实实的，准备让他到山西去工作。”

杨得志当时就提出让谭启龙回山东，但毛主席却摇了摇头：

“换个地方也好。”

谭启龙虽然不在场，但是原来曾任他秘书的一位同志，在山东省委机关听传达报告时记录下来的话，并且后来告诉了他。

一听是毛主席关心自己，谭启龙也显得很动容

事后山西传信来，也表达出想让谭启龙去的想法。

然后就是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建勋，也提出让谭启龙到河南去，不过因为谭启龙后来没去，所以刘建勋从1971年3月开始，就兼任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图|1958年，谭启龙与舒同、师哲、夏征农在济南留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表达意愿最积极的当属韩先楚。

1957年，韩先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本来是出任副总参谋长，但作为一员战将，他不愿意去坐机关，还是想到一线去，他把这个诉求反映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经中央再三考虑，决定让韩先楚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从1957年到福州军区，到1973年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韩先楚干了16年福州军区司令员。

不过，韩先楚在福州军区16年，身上的兼职着实不少，他不仅仅是华东局委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还兼任着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尽管韩先楚主要精力是在福州军区，但地方工作干得也不错，在他关注下，福建省工农业建设有了明显的提高。

1970年，韩先楚进京开会，还向各大军区首长和省市主要领导人推销福建土特产，据说毛主席当年就很喜欢福建产的无籽柑橘，秘书徐业夫还特意打电话到福州军区，韩先楚知道后，前后送了三批总计400余斤的无籽柑橘，中央办公厅按照市场价格，给韩先楚邮寄了85.74元的款项。

只是这么长期兼职下来，韩先楚也觉得有些分身乏力。

于是，韩先楚也向中央提出，派谭启龙到福建工作。

图|谭启龙与山东农民以及专家谈南茶北引

周总理当时也确实考虑到福建的情况，考虑到韩先楚是最早提出要求，而且也比较迫切，决定派谭启龙到福建去工作。

谭启龙立即表示：

“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

临走之前，周总理、邓颖超还多次嘱咐谭启龙，勉励他安心工作。

不久之后，谭启龙就到了福建，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主持省委工作，后来又升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在福建，谭启龙工作了两年多。

1972年，谭启龙接到调令，接替南萍出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谭启龙赴任浙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在极短的时间里，谭启龙积极按照中央的决定，为干部落实政策，并着力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使得浙江农业生产形势有了根本好转。

然而当时突如其来的风暴袭来，谭启龙也被卷入其中，致使工作无法开展。

1975年，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谭启龙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所幸救治的及时，最终才幸免于难，可他当时的身体情况，已经不适宜在开展工作，愤懑的谭启龙只好写信给中央，要求辞职。这年10月，谭启龙到北京开会，因病住院，离开了工作岗位，被安排住在了京西宾馆。

图|谭启龙与刘少奇合影

一直到1976年年底，为了参加工作，谭启龙给中央写了封信：

“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做点事。”

中央考虑了谭启龙参加工作的意愿后，考虑到青海省委领导班子仍然缺人，于是征询他的意见：

“能否到青海工作。”

对中央的安排，谭启龙显得异常高兴：

“我没有意见，组织让去哪里就去哪里。”

1977年2月28日，根据中央的决定，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一接到中央的任命，谭启龙激动的给老伴儿打电话：

“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

赴任青海后，谭启龙马不停蹄的开展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谭启龙这时又接到新的任务。

1979年12月，谭启龙在西宁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他马上赶到北京去。

等到谭启龙抵达后，李先念代表中央找他谈话：

“中央决定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到四川去作第二书记。你有什么意见没？”

面对新的安排，谭启龙仍然只有一句话：

“我没有意见，中央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临走之前，谭启龙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都见了面，他们对谭启龙到四川去都有着很高的期许。

邓小平更是嘱咐道：

“你这次去四川工作，我只有两点要求。第一，要实事求是，对于错的东西，要敢于纠正过来；第二，要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制定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

图|谭启龙与邓小平合影

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与青海地广人稀完全不同，据资料记载，四川人口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突破8000万，要保证如此多数量的人口穿暖衣、吃饱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正如谭启龙在赴任前，叶帅说的一句话：

“四川是一个大省，有1亿人口，1亿双手，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发挥人多的优势……”

谭启龙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从到四川的那天开始，他便马不停蹄的走访四川各地调研，在后来几年时间里，谭启龙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办公室，而是奔走于四川各个市县，到1985年谭启龙卸任时，四川全省200多个县除了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谭启龙都亲自去过。

1985年，谭启龙向中央申请退居二线，不久后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生之中，谭启龙先后在五个省出任省委书记，也算是开创了一个记录。

谭启龙退休后，邓小平问他准备在哪儿养老，是在京、杭州，还是留在四川，但谭启龙却一个也没选：

“我想回山东。”

临走之前，谭启龙没和组织上提任何要求，只是请邓小平给自己写了副字当做几年，邓小平哈哈一笑，爽快答应下来，谭启龙到济南后不久，就受到了邓小平写给他的字。

2003年1月22日，谭启龙在济南病逝，享年90岁。

遵照谭启龙的遗愿，他的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宁波四明山狮子山墓园，这个地方是他当年在这栋领导游击队抗战的地方。

不仅仅是谭启龙，与他一同葬在一起的还有老战友何克希、顾得欢、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杨思一等，这些人原来都曾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