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的国民党部队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 万人，包括将领1500 余名，涉及陆军240 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 艘，空军飞机128 架。
188 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空前绝后的辉煌篇章。
鱼龙混杂的倒戈“国军”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和“共军”力量对比悬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前途，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被如期“剿灭”，青天白日旗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先是1945 年10 月30 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 年1 月郝鹏举率第6 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 年5 月30 日潘朔端率第184 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对敌军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 年9 月至1949 年1 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吴化文率整编第84 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 军的长春起义，使人民解放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原围困长春的部队去堵截企图借营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毛泽东“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 军和第77 军的三个半师在江苏贾汪等地的起义，让解放军通过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对黄伯涛兵团的战役包围;廖运周的第110 师于淮海战场起义，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傅作义率北平20 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还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但成建制部队起义、投诚可谓“风起云涌”，这期间起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 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
这188 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国民党军队内部等级森严，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目随从、被动选择。虽然绝大多数士兵都是被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但他们长期麻木于逆来顺受的奴隶地位。军官的成分最为复杂。国民党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其中一些军官，或者其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本人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统，并安插了带有特务性质的政训人员，甚至还有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和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党团及帮会。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 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 军军长和3 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其宣传机构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攻击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吞并异己”。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需的战略和策略，所以，当时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 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
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高树勋起义时，共产党军队答应其“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刘伯承、邓小平同辈”。潘朔端的第184 师更有意思，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随之“见官升一级”，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排长升连长。“升官”之后，由于官兵一律实行解放军的供给制，一些军官又大发牢骚：“升了官还是不发财!”
起义部队不用共产党的番号，却要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对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习惯。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1946 年6 月奉命进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据卢昭回忆，上课通常很顺利，颇费周折的是讨论。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卢昭只得耐心解释什么叫“讨论”，如何“讨论”。几乎每一期轮训队都是到最后一个星期，军官们才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立场，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
原国民党第184 师在海城起义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 军”，在安东地区整编期间，虽然接受了共产党4 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 年10 月，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时，时任“民主同盟军第1 军”即原184 师副师长的杨朝伦，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借起义部队向北满大后方转移之机会，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附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叛变，使扩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 军”所辖的第184 师1300 余人被裹胁叛逃，史称“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笔者曾采访过多名参加这次叛变行动的海城起义官兵，他们告诉我，旧军队讲究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一些军官策动：“走，我们回去找曾军长!”不少士兵就稀里糊涂跟着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