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生地早已为中外茶叶界的专家学者认可，但云南人在历史上对茶树的栽培、饮用的历史却晚于内地很多年才见诸于文字，至唐朝人樊绰在《蛮书》中写下：“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云南茶才首次以文字记载中浮出水面，从此云南茶业历尽沧桑，从辉煌荣耀的贡茶时代到备受摧残的战争年代…

清朝末年,随着印度、锡兰茶的崛起,曾占据世界茶叶霸主地位的中国茶日渐衰落,到民国中期,茶叶仅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63%,茶叶出口量由国际市场第1位跌至第4位,仅占国际茶叶市场的11.5%,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小叶种茶,无法匹敌印度、锡兰的大叶种茶。危难之时,是真英雄显本色。民国时期，是中国茶业衰落之时，也是中国茶业大举复兴之旗帜走向全面复苏的时期，作为边陲之地的云南，以滇茶为先锋，率先打响了茶业复兴的第一枪，一批又一批云南茶人闪亮登场，谱写下不朽的篇章。

这期间，有两个不得不提的“特殊”云南茶人，他们均对云南茶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茶业复兴的第一步，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茶叶栽培、制造技术。

由于封建社会的封闭，中国茶业科技长期处于“经验茶学”状态。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接受了新思想，学习了新文化，并随着西方的农业科技的传入，特别是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及其技术，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仿效建立改良场、试验站，设置茶叶专门科研机构等，才深刻地改变了我国茶业科技的落后状况，使茶业科技走出低谷，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光绪后期，已经有向国外学茶的记录：据光绪二十四年《农学报》的一篇《奏折录要》中载：“闻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1897年)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这段记载对福州茶商去印度学习的时间，讲得比较含糊，但这可能是我国派员出国学习制茶的第一例。官派出国考察的例子，只有两江总督派陈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和烟土税则，及清廷派大臣至俄国考求中国出口土产销售这样两例。

至于官派学生到国外学习制茶技术的，则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清末民初，我国近代最早公费出国学习农业科技的一批留学生，回国以后，极大多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近代农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诸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不少人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成为我国的著名农业科学家。

我国派学生出国学茶，起初都是到日本。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是1913年云南的朱文精。

1913年（民国二年）昭通大关县商人张寿昌、张明经等人在盐井渡成立兴华茶业有限公司。同年底，云南派出赴欧美、日本公费留学生139名，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熊庆来和大力整顿云南实业的著名经济学家缪云台。

不到半年时间，来自会泽的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在他们毕业以后，1919年浙江所派遣的后来被尊称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和著名种植专家葛敬应二人才成为第二批中国茶业留学生。

1919年（民国八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受到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农会的重视，决定为他们提供施展所学的舞台，成立茶叶实习所，所长由朱文精担任。1920年（民国九年）由于茶叶实习所没有实习场地，云南省府又租借场地，成立茶叶试验场，委任朱文精兼任场长。

1920年10月，在了解云南茶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朱文精与陈洪畴共同拟写了制茶厂开办计划书，并对经费作了概算。